第一节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与文学批评的发展都伴随着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语汇熏染了十分浓厚的“革命”色彩，清理这些术语和概念，就有必要专门检讨其中的“革命”意义，除了前面几章已经涉及的与“革命”相关的问题辨析之外，这里专门讨论一系列在“革命史”中发生衍变的文学语汇。
梁启超的“革命”
从梁启超以文学诸界“革命”拉开近代文学序幕，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胡适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拉开现代文学序幕，到以“革命文艺”为主旋律的新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就笼罩了十分浓重的“革命”色彩。同样，从以“革命”作为文化与文学“时尚”的标榜到今天“告别革命”之后对所谓“激进主义”的质疑与批判，“革命”的命运起起伏伏、波澜壮阔。问题是，贯穿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的内涵究竟可能存在多少差异？我们今天对“革命”的颂扬或者质疑能否以一个笼统的“革命文化”作为基础？这，都期待着我们对百年来中国文化与文学做更多细节性的揭示。
在笔者看来，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最重要的起点应当是划清“革命”之于政治、之于文化的不同的含义。同时，还应当看到，从晚清到当代中国，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甚深的“革命”也包括了多重不同的意义指向。这似乎正与“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生成过程相适应。
“革命”一词，既是中国“古已有之”（一般认为其源自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与流行于近代留日界中的日文新词“革命”大有关系，只不过，中国传统与日本文化在这里的结合却格外复杂。
《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基本意思是以武力改朝换代，“革其王命”、“王者易姓”，日本在译读了西方文明中代表历史前进的revolution之时，启用了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日本虽然借用了中国《易经》以武力改朝换代的“革命”一词，但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政治模式却排斥了中国固有的“武力”内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王改革的意义，“革命”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维新”。这样的理解不仅有别于中国《易经》的本义，而且也剔除了西方文明revolution中应有的暴力激进的一翼。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理解恰恰构成了梁启超对“革命”的理解和理想。刚刚经历了宫廷维新的梁启超到了日本，首先引起他共鸣的自然是日本式的“革命”内涵。1902年的《释革》一文，梁启超考察了当时日文中所用的“革命”一词，他结合日本的维新事实提醒我们：“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可骇耶？”
革命，也就是非暴力的变革，虽然这样的思维在充满政权颠覆意味、以政治关怀为基准的20世纪的中国并非主流。
不过，当梁启超搁置政权更替问题，将“革命”引入文化建设与文学发展的层面上加以讨论，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从纯粹思想文化的意义上认知“革命”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渐进的“变革”还是激进的revolution本身都不足以证明其思考是否合理，因为，思想文化问题本身就不是“暴力”所能够解决的，同样，非暴力的渐进式改革也不足以证明文化建设本身的成功与失败，文化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最终必须通过其精神产品的“精神征服力”来加以确定，相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梁启超文学诸界“革命”的局限并不是他不够“激进”，不够暴力，而是他尚未贡献出具有更大艺术魅力的产品。在这里，“革命”之于政治、之于文化的不同的意义，已经得到了比较重要的显现。
“革其王命”
就是在梁启超时代，出于对国内政治与政权的失望，对“革命”的暴力性的内涵的指认也已经存在。冯自由在他著名的《革命逸史》中这样交代“革命二字的由来”：
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日，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孙中山这里所理解的“革命”显然与梁启超有异，“革其王命”、“王者易姓”的中国本义在“革命党”孙中山这里获得了重新的认同。
尽管包括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知识分子都一度对“革其王命”的中国传统与包含了暴力激进的revolution颇为戒备，但近代中国的忧患现实与改革挫折却促使人们更多地容忍、理解乃至最终认同和激赏着改朝换代的“革命”概念，传统中国的“革其王命”与西方文明的激进式前进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复杂的配合。章太炎曾经在《时务报》上撰文提倡“以革政挽革命”，但他终于还是成为了“顺天以革命者”。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也不乏蒋智由这样的“革命”语汇：“世人皆日杀，法国一卢骚。民约昌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可以说，正是对“革命潮”的感奋，激进“革命”的概念最终进入了留日中国学界的主流，成为邹容所谓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天演之公例”。显然，这样从政权颠覆的意义出发对“革命”的暴力性的理解到后来便成为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也直接进入了左翼中国作家的视野，成为他们反抗现实政权、设计文学运动的重要动力，较之于一般的所谓自由主义作家，他们更具有政治上的暴力革命的理想，不过，在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政治上的暴力革命理想与文学上的革命更新的差异问题，我们能否因为他们政治态度上对暴力的认可而断定他们文学活动的暴力性，进而得出现代激进主义的新文学割裂了传统文化与文学这样的结论？显然，左翼中国文学无论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历史转折，都不能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经验持续进行的事实。
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发现。90年代以后，对“五四”激进主义的质疑也包括了对其“文学革命”之“革命”理想的质疑，我们将五四文学的某些简陋归结为他们“割裂”文化传统的“革命”的鲁莽，更将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限视作“革命”思维的持续性影响。这样的指责其实都是混淆了政治形态的暴力革命与文化形态的革命话语的根本区别，在文化与文学的层面上，无论五四先驱有过怎样激进的批判性言辞，都无法改变他们在创作经验上延续文学传统的事实，颠覆性的革命足以造成“政权”断裂的现实，而一时间文化批判的激烈却并不足以真正形成文学创作的历史终止，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绩的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可能更应该从作家的个人才能与其他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中寻找解释。
压抑“革命”的“革命文化”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文学曾经在“革命”的道路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曲折，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便是在政治的层面上，这里的“革命”的含义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已经从对现存政权的反抗颠覆转而为对政权的认同与巩固，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革命”含义既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也不真正等同于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在建国前的“革命”指向。如果依然称为“革命”，当属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其本质上应该是对新的国家主义原则与秩序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将新中国文学的问题简单纳入左翼革命文化的逻辑中加以统一分析，更没有理由将“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等量齐观。在这里，与其说是“革命文化”造成了新中国三十年文学的某种损害，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重塑力量与限制力量规范并压制了文学的正常生长，特殊的“革命”体制压抑了包括文学发展自身的“革命”性。
当然，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化与政治不同领域的差异依然存在。新中国文学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压力完全中断了与自身传统的联系，文化与文学的自我生长的能量依然存在，剥离政治概念的外衣，我们还是能够从十七年文学的具体写作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30年经验积累的延续作用。今天，“十七年文学”正在成为当代文学重读的一个热点话题：热便热在人们试图从中读出为当时政治体制所不能解释的艺术本身的魅力，这也充分说明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中国新文学究竟承受了“革命”文化的何种遗产？这些遗产究竟带给我们的文学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说这都是一些尚未充分展开的课题，而进入课题的第一步便是将“革命”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内涵相剥离，也将不同时期的“革命”内涵严格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