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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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革命熔炉里长大的我们(1)

肖铁同志黝黑、强壮,虽然年过七十,仍然目光灼灼,英气勃勃,眉宇间闪烁着锐利的锋芒,周身散发着调皮、好动的大男孩特性。他是延安保育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红孩子”,退休前担任兰州石油学校校长,之前曾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快人快语,说话风趣,直入主题,丝毫不转弯抹角搞“弯弯绕”。“瞧,咱这一脸黑金,抹多少雪花膏也白不了,从小到老,黑了一辈子,只好就这么一直黑下去了。”他见我微微发笑,索性一下子就扯到延安保小去了。

肖铁同志说:

我这黑,在延安保小还有故事哩。我们是半军事化学校,对学生的仪表仪容要求很高,对个人的卫生抓得很紧。记得我刚到学校不久,校长在会上问我们班的卫生委员:“你们班有谁洗脸不洗脖子的?”卫生委员不假思索,随口就答:“肖铁。”

第二天,我们排队经过校部门口,校长走下台阶,来到我面前,拉起衣领看了看,嘴里啧啧有声地说:“洗脸不洗脖子,留个黑脖子,这怎么行?”其实,昨天我就狠狠地搓了洗了,可是还是黑,校长都批评了,怎不羞个大红脸呢!

后来大家洗澡的时候,马老师亲自过来给我洗脖子。他拿肥皂在我的脖子上擦来擦去,又抠又搓,反反复复地弄来弄去。我只好强忍着疼痛,任凭马老师摆弄,一心只想脖子变白。马老师给我搓洗了半天,终于停下手来,他亲切地拍了我一巴掌,笑着说:“干净了,怎么洗也洗不白,我们的肖铁就是个黑人黑脖子!”一句话,逗得我们这群光屁股洗澡的娃娃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的黑人黑脖子,从此更是名声在外了。

延安保育学校,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大家习惯叫作“保小”。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徐特立任教育部长,亲自创立和发展了延安的革命教育。

在陕北苏区教育发展演变的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教育部长的徐特立老人对边区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为我们设计了缀有红五星的黑色八角帽,每人佩有二尺多长的红布领带,一米多长的“等身棍”,上面划上红蓝相间的环形线条,作为少先队员的武装标志。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增添了新思想,新知识,教育大家锻炼身体,讲究卫生,讲究科学,不要迷信神汉、巫婆,有病找医生看,号召我们积极汲取新知识,树立新风尚。

1936年5月,根据地已创立并发展了包括各地列宁小学在内的430所小学,其中,瓦窑堡列宁小学直属陕北教育部,敞开接收烈军属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弟,同时将列宁小学改称为延安保育小学和保育院。延安保育小学接收的是年龄在6至12岁左右的孩子,保育院接收的是6岁以下的儿童,超出保育年龄的孩子可以进入延安的保育小学,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升入延安中学、延安鲁迅师范等学校,这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193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攻延安。延安的保育小学奉命疏散,为了行动方便,延安一保、二保两座小学合并为一,校长刘志南、教导主任黄克、总务主任梁家业、医务所长罗冬祥。校领导和老师们带着我们大大小小百十来个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身背行李徒步穿山走峡,钻山沟,然后东渡黄河,落脚在山西临县碛口镇的刘家岭村,学校也随之更名为“边区保小”。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季,直到次年秋天延安光复,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才从刘家岭重新回到延安。几十年过去了,延安保小的那些如火如荼的生活依然历历在目,学校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老师和同学,常常活灵活现,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依然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来到刘家岭,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

刘家岭坐落在一个山地高坡上,地势高,水源缺,全村三四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小泉眼,还在村外山下的一个大陡坡下,平时自己吃水都不宽裕,一下子添了百十多口人,那原本比油还贵气的水就更加金贵了。但是,老百姓知道我们是革命军人的子弟,没有嫌弃我们,不但让我们安心住下来,还匀出水来和我们一起吃。为了减轻老百姓的吃水负担,下雨时,我们全体出动到老乡家里去,把所有能盛水的家什都拿来接水,存入他们的水窖。下雪时,我们帮助老乡扫雪,同样倒入水窖,以补充水量的不足。平时,我们自觉节约用水。灶上的吃饭用水,由总务处专门抽出两三个人轮流来担,同学们洗脸、刷牙、洗衣服的水,由各班自己去山泉边打,劲大的一个人挑水,年小个小的两个人抬水,不给老乡添麻烦。

晋西北的冬天,气温下降得很厉害,一般都在零下20多度。学校转移时要求轻装上阵,穿的盖的铺的都舍在了延安,晋西北没有任何过冬御寒之物。根据这个情况,上级给我们调拨了一些棉布和棉花,学校想方设法为我们请来两位裁缝,打算请他们为我们做冬装。可是,大大小小几百套棉衣棉裤,光靠这两个裁缝是不能在短时间完成的。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办法是由裁缝统一按大、中、小号剪裁,然后把里子和面子扎合在一起,余下的工序由师生们自己完成。我们纺棉花、捻棉线、絮棉花、缝棉衣、上领子、锁扣眼、绗线、钉扣,直到成为能够上身的棉衣棉裤。这些活我们从来没干过,特别是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男孩子,洋相可出了不少。开始干的时候,棉线捻得不是成了疙瘩,就是捻断了,不成线,勉强捻成条,也像长虫吞了活麻雀,一段粗一段细的。絮棉花絮得厚薄不均,绗线针脚大小不匀,有的还扎破了手。同学们费了很大劲,累得满头大汗,缝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合格。但是大家上进心都很强,谁也不向困难低头,于是就互帮互学,做得好的手把手地教,做得不好的一遍遍地虚心学,直到掌握要领,验收合格。那年冬天,同学们穿着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新棉衣,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论男女都学会了拆洗和缝制棉衣和使用针线了。

我们还学会了捻毛线、织毛袜子。记得我们班的王宝林同学最认真了,白天,他和大家一样干活,晚上在宿舍手也不闲着。他两腿往炕上一盘,就着小油灯,一边听大家扯闲话,说故事,一边用他那双生了冻疮的手给大家织毛袜子,因为他看到一些同学的手脚也生冻疮了,不能再冻下去。还有个叫刘树等的女生,手里从来不断活,不是给大家织手套,就是织袜子,捻毛线。他俩都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扬,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为了让毛袜耐穿,保小的阿姨们还打袼褙做袜底,教大家纳袜底,然后给毛袜子上袜底。这时,边区妇女为子弟兵缝制的千层底“军鞋”也来了,我们每人一双,套在毛袜子上,从身上暖到心里,我脚上的冻疮也渐渐好了。

漫长的冬天,需要取暖。房子里冷哇哇得睡不着觉,还会生病。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我们拿起头,背上绳子,上山砍柴、割草。砍来的柴在院子里晾干,割来的草,碎的烧炕,长的编门帘、草褥子。挡风的门帘,草煨的热炕,带着草香的干草褥子,钻进被窝躺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直到大天亮,可舒服可精神了。

砍来的荆条也有用,我们把它们捆扎成条把、扫帚,真是一举几得,好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