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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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革命熔炉里长大的我们(2)

王宝林同学,山西宁武人,是个特别勤劳憨厚的人。他生得结实高大,比同龄的孩子沉稳有力,显得人挺大。他的父亲常年在外搞革命,他一直在家吃苦下力,十三四岁才被父亲带到延安来上学,他父亲把他送到延安就又走了。王宝林吃苦耐劳,砍柴也走在人前头。我们的柴背回来,每次都要过秤,还把斤数公布在黑板报上。大家的柴一般都在三四十斤左右,高的也有六七十斤的。可是,王宝林的柴,一称竟超过百斤。感动得老师们激情万丈,立即动手编写了个《打柴英雄》的小戏,让同学们认真排练,要在新年晚会上演出。老师把我们的经历活生生地搬上舞台,兵演兵,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王宝林坐在台下,望着扮演他的小同学,仍然是一脸憨厚,他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低着头憨憨地笑着。

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学内容,特别侧重实用。低年级国文(语文)主要是学习写收据、写借条、立典卖契约、开路条、撰写对联、写祭文以及农村婚丧嫁娶需要的礼仪、文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应用。算术(数学)主要是珠算、汉码、礼账、各种买卖流水账、老百姓常用的加减乘除、应用算学。体育则是刺杀、射击、巡逻、盘查、警戒、放哨和游戏。此外,还有音乐、美术、写字、唱歌、故事课。二年级以上都有作文、周记,课本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统编教材。高年级的课程就多了,内容也深了,历史、地理、自然、还有公民课等等。

“保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黑板报——“小战士”。“小战士”是我们学生自办的,同学们自己写稿,选稿,每周换一次,内容丰富多彩,是个很好的宣传园地,学校非常重视。班主任和美术老师负责指导我们的编排和写作,他们亲自画报头,写标题,有时还誊写文章。但多数情况是指导同学们自己来誊写和编排。土改时上面登的一首歌谣,我至今还记得几句:“天晴了,雨停了,地主变成狗熊了……”

黑板报大部分刊登的是反映同学们学习、生活、劳动、纪律的点点滴滴,有表扬,也有批评。写稿的多数是各班民主推选出来的通讯员,普通同学也可以写。我就写过一篇表扬我们班的大哥哥、生产委员刘崇厚的稿件,题目是“向刘崇厚同学看齐”。美术老师张文英用红粉笔写标题,仿宋体抄正文,非常醒目。因为我积极给“小战士”投稿,学校还给我颁发了个二等奖——10张白亮的麻纸,那时白麻纸可稀罕、可珍贵了。后来我们班徐冲的爸爸牺牲了,他满怀深情写的《我要为爸爸报仇》,在老师的修改下刊登在了《群众日报》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都师大的教授,发表了许多文章,基础就是在延安保小打下的。

老师们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即便是在紧张转移的行军路途中,也是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地引导我们学习。比如给学生背的背包上夹上写有生字、生词的字条,让同学们边走路边认字、记词,还互相教习和问答。如果住宿在老乡家,老师就用老乡的农具、家具教学,从认识工具到与工具相互关联的各种知识,既丰富多彩,又直观形象,往往印象非常深刻。师生们还随时随地教老乡念书,识字,唱革命歌曲,对老乡进行宣传教育,壮大他们胜利的信心。

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以革命军人要求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特别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记得我们刚到刘家岭的时候,正是红枣成熟的季节。在这个历来盛产红枣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挂满红枣的枣树,而且这里的红枣个大核小,肉厚绵甜,非常好吃。老乡们家家户户的垴畔上、崖畔上的枣树上无不缀满红枣。走路时脚一掂,手一伸就可以摘下一大串。可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一个伸手去摘的。有时候,同学们看到被风吹落到院内或地上的枣儿,就捡起来兜在衣服里送到老乡家里去,感动地老乡连连夸奖,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兵娃娃,树上的几个枣掉下来捡起来也不吃,还给我们送过来。”

第二年春天,战争中的陕北边区遭遇了旱灾,老百姓家里以前的粮食又被敌人抢走了,三四月份到处青黄不接,老百姓缺吃少喝,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学校召开了大会,动员大家支援灾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医务所所长,首先带头捐献,他把照顾小孩的奶费换来的几十斤小米全都捐献给了灾区,黄老师把早先在米脂教书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块银元也拿出来捐了,还有的老师把自己的衣服鞋袜都捐出去了。由于师生们热情特高,为了防止过度捐献,影响师生们的生活,学校不得不采取自报、公议、领导审批的办法,以保证师生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对学生的爱,就失去了教育学生的根本手段。延安保小让我们终生难忘的,就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无私的爱。保育学校有不少烈士的子女,也有不少父母搞地下工作,牺牲在敌人的监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的孩子。老师和阿姨,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子女,关怀备至。我们在学校,也享受着父母般的温暖。有几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

姚钧老师,河南孟津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他身体单薄,性情温和,貌不惊人,语言不多,待人公正,可是样样事情都难不住他,威信很高。姚老师很聪明,在由刘家岭往延安回转的时候,大家对转移大批图书正发愁呢,姚老师来了。他让我们先把同学们借出去的书全都收回来,再和图书馆的书一起登记造册,然后每个人都借1—2本带回延安,巧妙地将图书化整为零,很轻易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1949年后,他历任西北保小教导主任、副校长,后调任甘肃教育厅任党组成员兼民教科科长、兰州女子师范党支书记,1982年病逝在兰州东郊学校的工作岗位上。

恵怀国老师是个很会关心学生的老师。我当生活委员的时候,经常要检查同学们睡觉的情况。有些调皮蛋就喜欢熄灯后捣乱,你说别说话了,他也说别说话了,说一句学一句。你声音大,他也声音大,你急他也装着急,弄得大家哈哈笑。我管不住他们,第二天就给恵老师汇报了。恵老师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着急,我给他们班主任说一说。但是他并没有向他们班主任说,而是在校园里随便问了他们几句,温和地告诉他们晚上要好好睡觉,熄灯后讲话不好。后来,情况竟改变了。我感冒以后,他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安慰我,还吩咐食堂为我做病号饭,好像父母一样,好感动啊。

赵奋生老师是聆听过徐特立老人教诲的知识分子,戴副眼镜,整天忙忙碌碌得闲不住。在来回转移的路上,他关心爱护同学,还不停地编歌唱曲,吹唢呐,吹笛子,甚至还放开嗓子唱了一段《血泪仇》,目的就是鼓舞士气,让同学们乐观向上,不畏困难。他才气横溢,非常活跃,吹拉弹唱,各种乐器行当都拿得起,放得下。他还很擅长编剧、导演,他编写的歌剧《延安永远是人民的》,演员都是我们保小的同学,演出的时候,同学们和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都挤着看,很受欢迎。

1949年中秋,赵老师提议我们班演出个活报剧,剧本是整版刊登在《群众日报》上的时事快板滑稽戏。我来演杜鲁门,王谦和演戴高乐,霍德智演蒋介石。我头上戴着报纸糊的红蓝墨水画着星条旗的高帽子,耳朵上挂着用硬纸壳做的彩色高鼻子,第一次上台,紧张得只会背词不会表演,但却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这都是赵奋生老师指导教育的结果啊。

赵奋生老师经历坎坷,他因为和彭德怀司令员合过影,后来竟然成了大罪过。在甘肃,他被人强扣上5顶大“帽子”,押进我们自己的监狱,一蹲就是5年!出狱后,他下肢水肿并瘫痪,行动非常困难。后来,还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0年。这位1935年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搞了几十年革命教育,调来甘肃,却在师专校长的位置上被拉下马,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老婆孩子随之返还兰州。

无数风雨过后,赵奋生老师见到我们,依旧是那么亲切和善,丝毫不显悲观,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任何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我也跟随父亲来到甘肃兰州,先后在兰州大学和石油职工中专学校工作,平平凡凡,但始终跟党走,无愧于延安保小“红孩子”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