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余上沅
述论余上沅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着名戏剧家，他成功引进西方高等戏剧教育办学模式，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第一个现代高等戏剧学府，为发展我国话剧艺术、培养戏剧和电影优秀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戏剧导演、戏剧创作、理论研究以及翻译学术着作诸领域，成绩卓着"。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着名戏剧理论史专家赵景深先生称赞余上沅"在现代话剧方面有功绩且有发电机一般的推动力量"。但是，建国后，他的名字却极少为人知晓，直到改革开放后，文化界才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位文化老人留给我们的遗产。
本文试图梳理余上沅的人生历程，研究他对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戏剧教育的探索和贡献。
（一）从对政治浓厚兴趣转向"终身做戏剧的仆人"
余上沅（1897-1970），出生在湖北沙市一个布店店员家中。少时家境贫穷，曾辍学，做过布店学徒。1912年，考人教会办的文华书院（后改为文华大学），因成绩优良，由中学部直升大学部。"五四"时期，他希望自己在政治上大有作为，以图挽救苦难的人民和危亡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武昌念书的时候，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常以英国毕特大相自期。"1919年，余上沅正在武昌文华大学读二年级，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昌学界通电声援，余上沅被推选为文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率领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6月，余上沅和林育南代表武汉学生联合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并向会议送达恽代英起草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此后，余上沅与恽代英、林育南等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风华正茂的余上沅奔走革命，指点江山，对政治怀有深厚的感情。
1920年初，余上沅迫使文华大学当局邀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陈独秀来校演讲。胡适未到，陈独秀于2月12日在文华大学作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的演说。余上沅的一系列抗争行动，激怒了湖北教育当局，不久，他被勒令退学。
陈独秀深为余上沅的遭遇鸣不平，将余上沅介绍给胡适，并由胡适出面把余上沅由文华大学转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
1920年，余上沅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因为武汉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余上沅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从而吸收更多的新思想。正是在北京，余上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经历了"个人灵魂之革命"的大觉悟，决定不再走"政治"的道路，改学戏剧，立志"终身做戏剧的仆人"。引起他思想变化的动因是，在政治中心的北京，他发现"中国哪一处不是丑恶而且枯燥，许多人宁可倾家败产买议员、买官、买交易所股票......以至花天酒地，无所不为"，他认为，这"实在是中华民族堕落的绝大征候"。因此，他决定学习戏剧，因为戏剧融会了世上全部的美，"只有艺术，只有美，能够把中国这片丑恶的地方，变为宜于人类居住的妙境"。
余上沅"弃政学戏"的自身因素是，他从小就酷爱戏剧，特别喜欢观看家乡戏曲班子演出的旧戏。"五四"时期，他在武昌文华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了学生社团组织的话剧表演，在北大，他译写了大量评介西方戏剧的文章。这一切，为他"弃政学戏"作了深厚的铺垫。
余上沅1922年在北大毕业后，到"清华"任助教。l923年赴美留学，先在匹茨堡卡内基大学戏剧系学习，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后因失去经济来源，提前于1925年春回国。
回国后，余上沅先后在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华、东南大学等校讲授戏剧和英语。其间还在《晨报》的副刊《剧刊》任主编，担任过新月书店经理兼编辑，以后又担任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1935年初，应梅兰芳聘请任梅剧团顾问，赴苏演出，尔后赴欧考察戏剧。
1921年至1935年间，余上沅对话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为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创建和发展，余上沅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的戏剧理论和西方戏剧作家及其作品。主要根据（美）马太士的《戏剧发达史》、《欧洲之领袖戏剧家》、《作戏的原理》等书介绍22位戏剧名家及其代表作，介绍作戏的原理。以后又相继翻译、介绍了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爱尔兰等国家的戏剧名家及其作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余上沅自1922年以来，长期致力于介绍和研究莎士比亚的生平和作品。他称莎士比亚是世界上第二部圣经，莎士比亚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伟大戏剧诗人，莎士比亚是近代剧的始祖，莎士比亚的剧本是一个不绝的源泉，无穷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认为，中国新戏剧的成功，大可拿翻译莎士比亚做一个起点。以后，他翻译和导演了许多莎士比亚的戏，例如《奥塞罗》、《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等，因而，余上沅被海内外学者誉为是"介绍莎士比亚到中国的开拓者之一"。
第二，发起"国剧运动"-对建设中国现代话剧的探索。"五四"运动以后，不少有志于话剧事业的先驱者们，对话剧艺术的理论、文学创作和舞台艺术进行了辛勤的探索与尝试，尽管他们在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或者某些观点有不成熟之处，但各种观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都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和发展起过不同的作用。
余上沅是20世纪20年代"国剧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众所周知，话剧是"舶来品"，如何使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如何建设中国的现代话剧，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重要理论探讨和实践问题。洪深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写的"导言"中，列举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21年，上海新舞台演出了一部《新青年》所提倡的现代话剧-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演出预告中声称，投资巨款，足费三个月时间排练，"以贯彻我们提倡新剧的最初主张"。但结果很不理想，观众反映冷淡，不少人中途退场，甚至骂着要求退票。究其症结所在，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的审美习惯，剧本结构和语言上大都采取"直译"的办法，倒叙式的交代，欧化的语言与表达感情的方式等。这就说明，接受外来影响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对舶来的话剧，在完全割断中国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情况下，又完全生硬地搬上中国舞台演出，必然会走上失败的命运。
余上沅在翻译和评介西方戏剧理论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本土的"旧戏"，在当时"旧戏应废"的潮流声中，他公然宣称旧戏不必废，并鲜明指出，中国戏剧同西洋戏剧并非水火不相容，我们只能从我们民族戏剧传统艺术基础上创造性地建设我国的"新剧"，即现代话剧。余上沅虽然深受西方戏剧的濡染，但他从未割断过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他试图用民族的思维，民族的审美，创造中国话剧的民族化。
1926年6月，余上沅等发起"国剧运动"，目标是达到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话剧，或曰建设中国新"国剧"。
何谓"国剧"？余上沅在《国剧运动·序》中说，"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他在《中国戏剧的途径》一文中，又称之为"中国新剧"。这种"国剧"，到底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戏剧样式，没有得到理论的阐述，但从文章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这种国剧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但又不想完全撇开中国传统的戏曲，同时又采纳西洋戏剧的手段，因而"国剧"是吸取西洋话剧和中国戏曲两者长处的结合物，是一种"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一种中国新剧。同时，他们还希望能有一个"小剧院"来做实验，以实现他们创建中国新剧的理想。
余上沅"国剧运动"的理论意义在于：其一，为探索"舶来品"的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从对抗走向融合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其二，重视话剧的民族化，为创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话剧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不愧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余上沅的"国剧运动"是一种提出了问题，但未提出解决问题方案的蒙眬构想。"写意的"与"写实的"怎样融合？古典戏曲中的某些艺术"基因"如何移植到话剧创作中来？他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方案，因此，他的"国剧运动"响应者寥若晨星。
余上沅将这种"新剧"定名为"国剧"，是否科学和准确，值得探讨。"五四"前后对这种舶来品剧种一直无统一的名称，先后称为"文明新戏"、"文明戏"、"新剧"、"新戏"、"新派演艺"等。直到1927-1928年间，中国现代戏剧的几位奠基人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在一起讨论戏剧问题时，提议将西方舶来的剧种译为"话剧"，从此"话剧"正式定名。
第三，余上沅的创作实践。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独幕剧《兵变》、《回家》和四幕剧《塑像》。其中《兵变》基本上反映了他"弃政学戏"的初衷：用戏剧和美育，改变中国的丑恶，使这片土地变为宜于人类居住的妙境。
《兵变》写于1923年冬，发表于1925年12月《晨报》七周年增刊。收人《上沅剧本甲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冬出版）。据余上沅在《上沅剧本甲集·序》中说，写作该书的缘由是，1923年冬他正在美国，从北京寄来的《晨报》上获悉故乡沙市发生了兵变，便联想到兵变的危险：杀人、放火、奸、掳等种种可怕可恨的景象，于是产生创作冲动，决定把这些景象用戏剧创作表现出来。
该剧巧妙地以兵变为背景，表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主题。《兵变》标题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剧本构思巧妙，喜剧性强。因而洪深在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中，将《兵变》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优秀剧本之一收入文集中。
余上沅后来为什么没有写出更多的优秀剧本呢？根本原因是，他做了戏剧教育家，主要精力放在"为国储才"和大量行政事务中，早在1933年他在《上沅剧本甲集·序》中说：
"后来事情忙了，对于编剧本也越看越觉得不应轻于下手了。
几次尝试，不是中途辍笔，就是只有腹稿。友辈中每有新作发表，我除了钦佩之外，不敢妄置一辞。"在《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序一》中吴祖光说："他（指余上沅）决不缺少作为一个戏剧艺术家的素质和才能，但是他看得更高更深更远，他着眼于更宽广的戏剧事业。只有富于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