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流亡中的艰难办学和戏剧理论
历史最终让余上沅走上了职业戏剧教育家的道路，他仍然忠实地实践着"终身做戏剧的仆人"的誓言。
1935年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办一所国立戏剧学校。当时文化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胡适、梁实秋、叶公超以及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等都竭力推荐余上沅出任校长。余上沅出任校长一职有三点原因：第一，余上沅在北大读书时，与胡适·王世杰有师生情谊，余上沅在清华工作时，与梁实秋有文字之交，后又一同赴美留学，大家对余上沅的学识和为人都很了解。第二，余上沅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戏剧界颇有声望，特别是1935年3月梅兰芳率团赴苏游欧艺术演出，余上沅以导演和艺术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梅剧团访问演出的全过程，使余上沅结识了苏联及欧洲各流派的戏剧大师，对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同时更提高了余上沅的知名度。第三，余上沅在美国留学专攻戏剧，回国后又在北京艺专戏剧系教过戏剧，有扎实的戏剧理论基础，丰富的戏剧创作实践和戏剧教学实践。
以戏剧事业为生命的余上沅谋国以诚，未与任何人商量便答应担此重任。
古今中外的大学或专业学校校长大多数是杰出的学者，或某一领域有较高建树的艺术名流或权威，余上沅出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应该说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原名国立戏剧学校），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戏剧院校。余上沅出任校长后，引进西方高等戏剧学校的办学模式，并结合中国的国情，严格按照"专业化、正规化"的原则办学。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办学理念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首先认同并确定了戏剧学校以"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戏剧人才，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明确了戏剧学校知行合一，"学"与"术"并行，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教学方针和为现代中国培养新型的戏剧人才的宏伟目标。据原戏剧学校学生李乃忱回忆，余上沉在新生人学第一次讲话就明确告诉学生：我要把你们都培养成像梅兰芳那样的演员。余上沉的讲话，鼓舞了众多学生热爱戏剧事业，终身为繁荣现代话剧不断求索、拼搏。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之本，只有一流的戏剧师资才能培养出一流的戏剧人才。余上沅曾就学于北京大学，非常熟悉蔡元培的治校思想，为他十余年后办国立戏剧学校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在聘用教师方面，他遵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唯才是举，延聘了许多既有真才实学又掌握了先进艺术思想和艺术方法的学者和艺术家任教。先后在该校任教的着名艺术家和学者有洪深、曹禺、应云卫、马彦祥、张骏祥、黄佐临、陈瘦竹、梁实秋、杨村彬、应尚能、陈鲤庭、章泯等。据剧校第一届毕业生、留校任教的沈蔚德女士回忆，在她与余上沅校长合作期间，经常听到余校长说："我是按照蔡元培的教学思想办学，我不管什么党派，只要有真才实学，把学生教好，我就想方设法请到学校里来。
"众所周知，田汉是左翼阵营的戏剧家，共产党员，曾于1936年在《新民报》发表过有关《雷雨》尖锐的批评文章，但余上沅并不怎么关心田汉的政治身份，对学术上的争论也表现出超脱的态度，当田汉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余上沅便经常邀请这位革命剧作家来校讲学。田汉与曹禺两位艺术家见面后，相互尊重，谈笑风生，诗酒酬唱，都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图。余上沅不以政治标准和学术见解不同作为教师的取舍标准，表现了作为教育家的余上沅"网罗众家"的广阔胸怀和学术自由的民主作风。为了鼓励剧本创作，余上沅在我国首次提出对剧作家新创作的剧本付给演出报酬的上演税制。由于学校公演次数逐渐增多，我国已出版的话剧剧本已不能满足演出的需要，于是余上沅提出，从1936年2月第一届公演起，向社会及本校征求新创作的剧本，如经采用，演出后将按售票收入的百分之三酬谢作者上演税，如果是改编的剧本，将向作者酬谢百分之二的上演税。这种有别于稿酬的上演税，起了很好的鼓励和宣传作用，以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剧团也仿此办理，对首次上演的剧本给一定的上演税。
余上沅为把国立戏剧学校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戏剧院校费尽了心思。当一流的师资配齐和规章制度完善后，加强学校的基础建设便成为当务之急了。南京薛家巷戏校校址狭小，"现以校务日渐发展，殊觉不敷应用"，于是学校呈报当局并获准拨款建筑新校址，包括剧场、教室、办公室、宿舍、运动场等，余上沅雄心勃勃，对剧校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战争破坏了余上沅为戏校设计的美好蓝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又于当年8月在上海登陆，直逼南京。学校奉命内迁，于1937年8月离开南京，开始了流亡办学的艰难历程。内迁途中，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先后在长沙、重庆短暂办学，最后落脚在偏僻的四川江安县文庙。戏校师生在艰难中奋起，最终让戏校获得比较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余上沅既主张戏剧要为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但同时又反对把戏剧作为单纯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强调戏剧"不能离开艺术而独立"，认为艺术上成功的作品，"会更加发挥宣传的效能"。
余上沅关于戏剧大众化的主张，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最早是在1936年9月从话剧的城市与乡村观众问题谈起。
他认为，戏剧的大众化，不仅是城市，更重要的是广大乡村，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是农民，要让戏剧为中国广大民众接受，就必须考虑农民。因此，余上沅提出了"送戏剧下乡"的主张。他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设法把戏剧送下乡去，戏剧将永远是少数人的玩意儿。他深情地号召，"致力于戏剧的朋友们，别忘了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
抗日战争开始后，余上沅主张戏剧工作者要积极投人抗战的洪流。他说："我们一班从事戏剧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人，在这个非常时期，也有很大的责任。""戏剧比文字宣传或演讲宣传的效力，要来的大得多。"因此，他希望戏剧工作者要以戏剧作为武器，运用戏剧的力量来教育民众，唤起民众，领导民众，组织民众。他坚信，戏剧的威力并不亚于炮火，都一样可以唤起抗战的呼声。
基于以上认识，抗战初起，他就组织了"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演出宣传抗战的剧作，通过演戏去发动群众，激发战士的斗志。同时，又在各地办起了"战时戏剧人员训练班"，培训大量的戏剧工作者投人抗战的宣传和演出。在整个抗战时期，学校不仅在教学演出中坚持排演进步戏剧，而且还经常组织轻便的小型演出队深入街头和山村演出宣传抗战的剧目。用余上沅的话说，戏剧家为抗战演出，不再为"艺术至上"的观点所束缚，把戏剧的享受权，交给了民众，交给了士兵。
"投入时代的洪流！"原剧专毕业生徐晓钟（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认为，这就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精神传统。
余上沅主张，即使是抗战时期的创作，也必须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反对把文学作品变成单纯的"宣传工具"。1941年，他与何治安写的《抗战四年来的剧本创作》认为，抗战以来，剧作家以极大的热情，写出了大量的主题积极的剧作，但不少作品人物的刻画，因为受主题窄小的影响，大多不能深刻，故事的结构也比较单纯，这个"艺术"与"实用"（宣传）有二元的错误观点竟然非常强而有力存在着，而且还可以支配这一阶段的大部分剧作。文章认为，戏剧是艺术的一部门，它是不能离开艺术而独立。成功的艺术作品，反而会加强发挥宣传的效能，强调"有好的戏剧，才收到好的效果"。文章希望剧作家充分认识到，"今日之战争不仅是枪炮战争，而是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总竞赛"，为了使戏剧能够促进政治文化的进步，剧作家应"更加努力与迈进"，写出优秀而伟大的作品。
余上沅自国立剧专建校以来的戏剧主张，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话剧是吸收了西方戏剧观念之后而形成的一个崭新的现代剧种，要使它在中国获得生命，就必须使它本土化、大众化。但话剧自传人中国以后，演出范围基本是在少数大城市及大专院校。余上沅从熊佛西在河北定县从事农民戏剧的研究与实验（1932-1937年）得到启发，提出话剧在中国的大众化问题，不仅要注意在中国的广大城市让市民接受，更要"送戏剧下乡"，让广大的农民群众得到戏剧享受。余上沅"送戏剧下乡"的主张，为话剧这种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第二，在提倡戏剧家要投入时代洪流的同时，反对把戏剧变成单纯的"宣传工具"和政治导向的手段，希望剧作家加强作品的艺术性，写出伟大不朽的作品。在战争高于一切的大环境中，能够为戏剧创作提出导向性的观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余上沅在戏剧学校创办初期，就规划将戏校办成以美国卡内基大学戏剧系为模式的高等戏剧院校，后因战争使学校居无定所，改制问题难以提上议事日程，直到江安定居后，才报经教育部批准。1940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全国的戏剧教育中心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剧专长达6年的江安阶段是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余上沅爱惜人才，求贤若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原剧专教师沈蔚德女士回忆说，1943年（应为1942年-笔者注），曹禺因某些客观原因需要离开江安，他担任的理论编剧组主任职务空缺，余上沅希望剧专教师、着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承担重任，但陈先生以只专门教书和作学术研究为由谢绝。
结果出乎意料，余上沅竟在会议席上，当众跪求，陈先生为余上沉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不得不答应下来。
余上沅是一个学者型的戏剧家和戏剧教育家，要办好这样一个在国民党直接领导下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他显然不可能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斗争策略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但又不得不在教学以外的各种场合虚与周旋，疲于对付，努力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他在关键问题上是非分明，尽最大努力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保护学生和教师，演出剧目都是中外名家名作或抗日题材剧作，拒绝上演"反共"戏及后来的"戡乱"戏。余夫人陈衡粹女士说："余在政治上迟钝"，自然短于纵横捭阖之计，他只能以"为国储才"的报国赤诚，为国家培养了千余名戏剧家和学者，成就了开拓中国高等戏剧教育的首创之功。
1945年7月国立剧专迁至四川重庆郊区北碚，1946年7月，迁回南京。
1948年4月，国际戏剧协会中国分会在南京成立，余上沅当选为该会主席。
1948年6月28日，余上沅作为中国戏剧界代表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戏剧协会第一届大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戏剧艺术家及专门技术人员之组织"，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间戏剧界的互相了解和交流。要求出席会议的代表"以在国际戏剧学术界有资望者为宜"，余上沅以173票的最高票数当选叫。从余上沅的当选可以看出，二十余年来，余上沅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开拓中国高等戏剧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戏剧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代表中国戏剧界出席世界戏剧家盛会，是众望所归，历史必然。
会后，余上沅应英国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赴该国讲学。当时英国有关人士希望他留在英国继续从事戏剧事业，他坚辞不就，毅然回国。1948年秋，为避免被逼去台湾，他辞去了国立剧专校长职务，到上海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