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祖光在江安的代表作
吴祖光于1936年4月到戏校工作。1938年春完成了他的处女作话剧《凤凰城》，时年20岁，初显创作才华，被誉为"神童"。
1939年4月，他随戏校流亡到江安，1941年7月底，离开江安到重庆中央青年剧社当编剧。
在江安期间，吴祖光创作了两出话剧。
1. 1939年10月，在《抗战文艺》第四卷五、六期合刊上发表独幕话剧《孩子军》，该剧写沦陷区小学生不甘心读敌伪课本上歌颂天皇的课文，于是，打死汉奸，动员老师一起投奔山林的一支孩子军。
2. 1940年夏，吴祖光在江安幽静的竹林小院中，完成了《正气歌》的创作，该剧是从1938年秋天在重庆开始动笔，历时将近两年。该剧写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在外敌、权相双重压力下，临危不屈，最后从容就义的故事，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部取材历史的剧本。据吴祖光回忆，首先披阅《正气歌》剧本并给以肯定的是张骏祥，他向吴祖光索取一份剧本抄稿寄到上海李健吾先生那里，"过了两三个月之后，我被通知：上海的大型戏剧刊物《剧场艺术》征求剧本，给了《正气歌》一等奖，发了一笔奖金，并在《剧场艺术》上分两期发表了全剧"。
吴祖光的《正气歌》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成都、重庆和上海等地先后演出该剧，"台上台下情绪激动，观众席上甚至有失声痛哭者"。《新华日报》1943年3月31日发表了赵虹的文章称："我爱这歌唱正气的剧本。因为正气能把我们的心地照得雪白光辉，使我们能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慷慨赴死，使我们临难不苟，临危不屈。中国在抗争中，今天是多么需要这样的精神啊！"从进剧校起，至江安工作期间，有三件事情在吴祖光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第一件终生难忘的记忆，曹禺以伯乐的敏锐眼光发现了吴祖光这颗戏剧新星，使吴祖光从此进入中国着名戏剧家的行列。
吴祖光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回顾了1938年春天曹禺扶持他生平写的第一个剧本《凤凰城》的经过：
剧本写好以后，第二天上班我就拿去给余校长看，因为在四个月中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在写剧本，所以姑夫看到十分惊讶，说："啊！你写了一个剧本！"他翻了翻，厚厚的，更加意外。我说："很幼稚，你有空看看......"他说："好，好。"说着，打开书桌的旁边抽屉放在里面，把抽屉关上了。
校长日常事务确实很忙，除了忙于公务，还要开会、上课、排戏......而我关心的就是盼着他看我的剧本。然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我发现他竟然没有动过那个抽屉，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于是我终于自己打开抽屉，把我的剧本取了出来，拿到隔壁房间的教务处，交给了曹禺先生。在长沙开学时，原任教务主任的陈治策先生已经离校，曹禺是新任教务主任。
曹禺拿到剧本，和校长同样地吃了一惊。他翻开看了几页，对我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剧本。我马上就看。"第二天一早，曹禺就来找我。他非常兴奋，说："太好了，四幕每幕都有戏，正是我们最需要的。"他立刻把第一届毕业生刚组成的国立剧校校友剧团的负责人余师龙和汪德找来，叫他们赶快油印，定为立即排练上演的剧目。他连连对我说："这是当前最需要的剧本。"这时全民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抗敌救国宣传是最主要的任务，但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剧目在全国境内也还没有一个。上街头宣传的节目只有短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香姐》、《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第二件终身难忘的记忆，是国民党统治之下对《正气歌》的审查。国民党中宣部的中电剧团演出昊祖光的《正气歌》，被删掉了四分之一以上。
据吴祖光撰写的《为审查制度送终》一文回忆："凡是贾似道的专权，朝廷的昏庸全被删去了。演期一个月，每天都有新的删节，演员每天要背诵新的剧词，一天演出一个不同的样子；没有演满期便草草结束了。我当然不再去看戏，只记得有时深夜走过国泰戏院门口，曾经两次看见张道藩和播公展在剧场门外两个头凑在一起咬耳朵，鬼鬼祟祟不知捣什么鬼。那时候这两个好像一个是中宣部长，一个是审查会主任委员。"第三件终生难忘的记忆，是对江安的深深思念。他思念江安优美的环境，思念江安翠绿的竹林，思念江安十字路口谯楼上的茶馆，思念江安善良的老百姓。他常说："江安是我难以忘怀的地方，常常使我魂牵梦绕。"1985年10月吴祖光重返江安时，回忆往事，感慨万千，即兴挥毫留下了对江安无限思念的诗句："长江一线意情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吴祖光于1941年7月底离开江安后，又相继创作了《风雪夜归人》、《少年游》、《林冲夜奔》和《牛郎织女》等剧本。
（三）余上沅关于戏剧教育思想和戏剧理论的探索
余上沅在江安期间，仍坚持他的"为国储才"办学思想和坚持"正规化、专业化"的办学原则。
"为国储才"的办学思想是余上沅于1938年7月在重庆提出的。7月1日至4日，戏剧学校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第二届毕业生公演，剧目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余上沅写了《关于奥赛罗的演出》一文，刊于7月3日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他提出：戏剧教育在抗战时期要坚持"为国储才"的办学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家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即使在战争期间办学也应给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借以补足他们应学的功课"。实践这一思想的标志是，第一，在表演课教材中，决定恢复采用中外名家剧作，首先采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为表演课教材。第二，在社会上公演《奥赛罗》，向社会公开宣布戏剧学校"为国储才"的办学思想，表明将继续按"专业化、正规化"的办学原则为国家培养戏剧人才。
在此之前的抗战初期，为配合形势，学校在表演课教材中完全采用抗战剧本。
余上沅将自己从事的戏剧教育事业与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因而，他和一大批学者和名流，共同怀着"为国储才"的愿望奔赴江安小城办学。
"为国储才"思想是余上沅在剧专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剧专在艰苦环境中办学的精神支柱，更是剧专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正因为余上沅坚持"为国储才"的思想，所以，戏剧学校在江安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制由原来的三年制改为五年制。
余上沅在江安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如何处理戏剧与宣传的关系问题。1941年7月，余上沅与何治安在《文艺月刊》上发表《抗战四年来的剧本创作》，文章指出，抗战以来，剧本创作和演出在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但不少戏剧作品因为受宣传效果和"主题窄小"的影响，因而不少戏剧作品"大多不能深刻，故事结构也比较单纯"。文章主张，必须加强戏剧作品的艺术性，反对把戏剧变成单纯的"宣传工具"，强调戏剧是艺术的一部门，它是不能离开艺术而独立的。只有艺术性强的戏剧作品，才能促进政治、文化的进步。因此，希望剧作家"更加努力与迈进"，写出更多的优秀而伟大的作品。
文章抓住了抗战四年来剧本创作得失的症结所在，它在战争高于一切的特殊年代，及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加强作品艺术性的主张，对话剧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余上沅和何治安的戏剧思想，不仅在战争年代起了很好的导向性作用，而且对现在和将来话剧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戏剧作者在创作中常常单纯地紧跟形势和政策跑，总是把戏剧创作与政策方针捆绑在一起，因而写出的戏剧作品变成了解说政治和政策方针的工具。这样的作品自然经不起老百姓的检验，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最终成为转瞬即逝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