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江安诞生的戏剧代表作和戏剧理论
国立剧专集中了一批着名的剧作家，他们在江安期间，利用教学之余，创作了不少剧本，同时，还鼓励学生动笔写作，培养学生进入艺术研究和剧本创作的实践。
（一）曹禺在江安的代表作
在戏校工作以前的曹禺，先后创作了《雷雨》、《日出》着名剧作，成为震惊整个中国文坛的现代戏剧家。1936年8月，曹禺应余上沅邀请到戏校教书。到校不久，曹禺将法国19世纪喜剧作家腊比希的两幕剧《迷眼的沙子》改译成独幕剧《镀金》，供学生排练。1937年4月，曹禺创作的三幕剧《原野》在《文丛》第一卷第二期开始连载，至8月第一卷第五期续完。1938年2月，曹禺随戏剧学校流亡到重庆，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该剧因紧扣时代主题，在演出时获得轰动效应，并由此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现在有学者将该剧称为是"时事煽动剧"的政治写作模式。
1939年4月8日，曹禺随戏剧学校流亡到江安。主持教务工作的同时，担任《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术》、《英语》等课程。尽管教务和教学工作十分繁重，但戏剧创作仍在同时进行。
1939年夏，曹禺完成四幕话剧《蜕变》。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内撤退到后方的省立医院里，揭露了医院的腐败而杂乱的景象。上级派来的视察专员梁公仰暗地查访，赶跑了医院的官僚院长秦仲宣，把胡作非为的庶务主任下了狱，对医院来了个彻底改革，使这所医院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伤兵医院。这是一部蜕旧换新、鼓舞人们抗战的戏。
曹禺在《蜕变》的"附录"中说，戏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这题目就是本戏的主题。
抗战初起，曹禺的心已经同为民族存亡而浴血奋战的将士连在一起了，他一直生活在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第一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关注现实、关注当代，心中自然产生激情，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推动下，创作完成了《蜕变》剧作。曹禺在《蜕变》附录中说："我们对新的生命应无限量地拿出勇敢来扶持，培植；对那旧的恶的，应毫不吝情，绝无顾忌地加以指责、怒骂、掊击，以至不惜用各种势力来压禁，直到这帮人，这种有毒的意识'死'净了为止。"这就是曹禺写作《蜕变》的初衷。
三位共产党人的形象在曹禺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促使他写作《蜕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位共产党人是石蕴华（即杨帆），他曾是余上沅的学生。剧校创办后，余上沅调石蕴华来校做总务主任，后兼任训导委员会秘书。曹禺与石蕴华很快成了好朋友，石经常抨击时政，甚至破口大骂国民党要员张道藩。这是第一位给曹禺有深远影响的共产党人。第二位共产党人是徐特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等全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由徐特立为首的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成立后，加强了在长沙的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1937年12月11日，曹禺在长沙听徐老演讲抗日战争问题，这是曹禺第一次见到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老前辈的形象。曹禺还从徐老的勤务兵那里打听到徐特立一生清贫无私、廉洁奉公的事迹，认为徐特立"真了不起"，立下了"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的决心。第三位共产党人是周恩来。1938年冬，周恩来邀曹禺去重庆曾家岩做客，他们是南开先后同学，因而一见如故。周恩来向曹禺了解许多情况，并告诉他，中华儿女必须团结一心，奋起抗日。
戏剧学校流亡在长沙办学期间，曹禺曾经调查过几个伤兵医院，听人介绍过医院腐败的内幕，在江安也见过关于医院的腐败情形，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他创作《蜕变》提供了素材。
对曹禺的《蜕变》有不同的评论：
1. 中国话剧研究专家田本相、刘一军在他们著的《曹禺》一书中认为，"《蜕变》是抗战初期涌现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剧作，它被许多剧团演出，既有专业剧团，又有业余剧团，它的演出效果是极好的"。
2. 戏剧研究学者刘艳认为，"在《蜕变》中，曹禺继续发展了《全民总动员》的那种'时事煽动剧'的政治写作模式，这使他的新作《蜕变》迥异于《雷雨》、《日出》和《原野》的审美价值取向"。"如果不标明作者，你很难想象这部剧作是出自曹禺之手，它的人物台词干瘪，乏味，全无《雷雨》、《日出》和《原野》那种简练、深邃、韵味十足、极富潜台词的精彩对白"。"不过在当时，《蜕变》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无疑满足了观众高度政治化、情绪化的审美接受心理。因此，1940年4月该剧首次亮相于重庆舞台，便获得普遍的欢迎，周恩来百忙之中还亲临剧场观看演出"。刘艳还从《雷雨》、《日出》和《原野》几部作品中各选一段人物对话，与《蜕变》中一段人物的对话进行直观的艺术比较，使读者感受到《蜕变》中的人物台词只是一问一答，"仿佛一杯白开水，没有戏味，经不起咀嚼和品评"。
3. 香港学者司马长风认为，"曹禺在战时战后的表现，相当使人失望"，"可以这么说，《蜕变》只知随着左翼的号角，贯彻'题材必须与抗战有关'的原则，没有深解国共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于是写了这部丧失独立精神，又吃力不讨好的作品"。
曹禺在江安完成的另一部代表作是1940年秋创作的三幕二场话剧《北京人》，评论家普遍认为，《北京人》是曹禺写得最好的剧本，的确是一部传世的杰作。
从1940年11月起，曹禺开始酝酿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作品。改编缘由还得从两人真挚的友谊谈起，而友谊是从巴金发现曹禺这颗中国剧坛升起的新星开始的。1933年8月底，23岁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曹禺完成了《雷雨》的写作，并将稿本交给了他童年好友靳以。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来到北平，与郑振铎、靳以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辑部设在北平三座门14号一个僻静的小院里。巴金以作家敏锐的眼光，从审阅《雷雨》剧本中，发现了曹禺这个戏剧天才。巴金后来回忆说：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雷雨》自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后，震惊了中国文坛。巴金发现《雷雨》，为中国现代戏剧推出了曹禺这个天才，功不可没。此后，曹禺和巴金成为感情深厚的挚友。
1940年11月初，巴金从上海经昆明到重庆后，专程到江安看望曹禺。据巴金回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巴金带来了吴天根据《家》改编的剧本，他不满意这个本子。曹禺看后，觉得改编本太忠实于原着，于是曹禺决定改编巴金的《家》为话剧剧本，巴金鼓励曹禺试一试。
194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江安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家中，检查了他的书籍和杂物，搜走了他所有的信件。过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也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后来才知道，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演出了曹禺的《日出》后，曾给曹禺发来一份祝贺《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的贺电，宪兵队截获了延安方面给曹禺的电报。他们闯入曹禺家中，企图获得新的线索。
形势突变，江安再也呆不下去了。1942年初，曹禺辞去国立剧专职务，到重庆北碚应聘到复旦大学教英语和外国戏剧。这年夏天，曹禺完成了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话剧剧本。1943年4月，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首演该剧。中国话剧研究专家田本相对曹禺的改编本有极为精当的评价："《家》......既是巴金的，更是曹禺的，而有着新的发挥和创造。"巴金对曹禺改编的《家》也有极高的评价："他写出了他所有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