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珍贵的戏剧"演出本"及创作和改编
剧专教师、着名导演洪深、焦菊隐、张骏祥、杨村彬、阎折梧等在担任新排剧本导演时，都为剧本编写了构思详细的演出本，包括导演设计阐述、舞美设计图、平面图、剧照、插曲和演员的全部舞台动作、地位等都作了细致的记载。这些"演出本"是大师们对剧本二度创作的智慧结晶，更是他们毕生从事戏剧导演留下的珍贵原始资料。
国立剧专不少教师结合教学改编了一批外国剧本。有余上沅的《生死诀》，张骏祥的《穷将就》和曹禺的《正在想》等，既丰富了教学剧目，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习演出机会。
余上沅和王思曾共同创作了剧本《从军乐》，沈蔚德创作了《孙四姑娘》，还有一些教师也有佳作问世。
结合教学，国立剧专鼓励学生创作剧本，选出比较优秀的本子在校内外公演，同时还编成《抗战独幕剧选》及《新型街头剧》，列入"战时戏剧丛书"发行。
五、中共剧专地下支部的活动及迁校之议
（一）中共剧专地下支部的活动
1938年10月间，中共剧专地下支部在重庆成立，方琯德任书记，以后的继任者有刘承清、许绥曾。剧专在江安时期，先后有党员十多人，他们是，方琯德、许绥曾、刘厚生、刘承清、邓宛生、徐九虎、蔡松龄、张惠祯、罗琢、雷楠、何朝芳、葛文骅、高衡等。
地下支部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学校做好疏散工作，将学校迁往远离重庆的长江上游小城江安。迁校主要原因，从1938年10月起，日机不断轰炸重庆牛角沱一带，离戏校所在地上清寺很近，于是，教育部令戏校疏散转移。1939年1月，戏校向山城父老作告别演出，由曹禺、黄佐临、阎折梧、吴祖光联合重排《凤凰城》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告别演出后，全校师生乘木船西去江安。上级党组织要求做好迁校过程中党员组织工作和一路上的群众工作，要求党员以群众利益为重，要起吃苦在前的模范作用。到江安后，剧专党组织经过整顿完全转入地下。地下支部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在学校中广交朋友，组织读书会，出版壁报，扩大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和支持抗战戏剧的演出活动，同校内外的落后以至反动现象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
国民党通过在学校设立训导处加强对学校的控制。1939年学校迁到江安后，教育部派了一位姓童的人来校任训导主任。他来校后，嫌地方小，职位低，但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根本看不起戏剧和戏剧工作者，有时甚至对女学生有不规矩的动作。中共剧专地下支部根据同学的普遍不满情绪，联系了一些学生顺势发动了一次"驱童"运动，童某在学校只待了三四个月时间便离开学校。
童某走后，教育部又派江安的大地主、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张秉钧来校任训导主任，他到校后极力发展国民党员，加紧控制学生活动。学生不愿加入国民党，他便以贷金为诱饵，不加人就不发给贷金。但拒不参加者，他也奈何不得。1940年上半年，国立剧专成立了区党部。这年，国民党又向江安派驻一个宪兵连，加强对江安的控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江安县委的上级沪州中心县委出了叛徒，国立剧专不少地下党员的身份明显暴露。4月，沪州和江安的宪兵和特务在江安实施大逮捕，剧专学生许绥曾（剧专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捕。为保存实力，方琯德等5位学生（地下党员）离开江安，中共剧专支部暂时停止活动。
（二）迁校之议
将学校再迁重庆，属于学校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部分。1940年7月，国立剧专招生委员会编写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招生考试手册》"本校概况"一节中写道："今后校务日渐扩充，拟请政府拨发专款，在重庆附近建筑较为固定之完善校址，各项计划正在进行之中，期于最近实现。"这种面向考生散发的手册，能起到动员考生积极报考剧专的宣传作用，至于能否迁回重庆，一要受战争形势发展制约，二要经教育部批准，不是剧专单方面的争取就可实现。
从1941年初春开始，剧专开始了迁回重庆办学的争议。
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制约，这种争议时起时伏，时断时续，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教育部同意剧专迁往重庆北碚办学。
迁校争议的外在原因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江安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剧专在小城的目标太大，一些戏剧家在这里饱受压抑和贫困的折磨，感到非常窒息。
艺术家和戏剧院校由于专业的原因有其特殊的要求，而江安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一些师生提出的具体理由，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迁回重庆可经常聘请艺术名家和社会名流来校上课或讲学，有利提高教学质量；二是迁回重庆可经常参加学术交流，获得当前中国及世界的文艺动态和信息；三是迁回重庆可经常观摩各文艺团体的演出，参观各艺术门类的展览，借以扩大视野并借鉴各家之长；四是迁回重庆能与社会上的戏剧运动、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江安仅是一个远离都市的山乡小镇，因而一些有名望的教师要走，有声望的名家又不愿来。特别是着名艺术家张骏祥的离开，在剧专师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41年初春，中共剧专地下支部因势利导，支持这一合理要求，发动要求把学校迁回重庆的活动。在迁校争议中，形成了两种意见，都在校内发表公开讲演，陈述各自理由。一方是论述迁校的必要，另一方以疏散躲避轰炸为理由，反对迁校，双方势均力敌，争论继续了两个月，后因国民党的宪兵和特务在江安实施大逮捕，迁校之议自然也就暂告一段落。1943年5月至6月，剧专一些师生再次展开了要求迁往重庆办学的活动，并以对外公演方式为迁校筹募经费。5月15日至6月15日，在江安进行了六大会演，剧目有《柳暗花明》（王进珊着，余师龙导演），《天作之合》（［俄］果戈理着，郭蓝田改编并导演）、《聪明误》（石灵着，王家齐导演），《少奶奶的扇子》（[英]王尔德着，洪深改译，刘静沅导演），《情书》（莫根着，余师龙导演），《塑像》（余上沅着，王家齐导演）。6月，又前往沪县为筹募迁校经费举行公演，演出曹禺名作《北京人》，由着名戏剧艺术家洪深导演。
迁校的活动在继续进行着。1944年秋，开学不久，一些师生再次要求将学校迁移到重庆北碚的大学区办学。学生经过秘密串联后，抛出了为迁校事告全校师生倡议书，在师生中征集签名，签名者约占全校师生的一半以上。
1945年初，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剧专师生的迁校要求获得教育部批准。7月，剧专正式迁往重庆北碚大学区。
六、江安是大后方的戏剧教育中心，中国戏剧的圣地，戏剧家的摇篮江安县城因远离重庆，绿竹掩映，背靠群山，是一个安宁而又安全的地方，流亡至江安的国立剧专因此得以安心教学，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取代重庆，成了大后方的戏剧教育中心。
国立剧专培养出的千余名毕业生，大部分是从江安走出来的。以谢晋、刘厚生、任德耀、何治安、葛文骅、温锡莹、周牧、陈永祥、张雁、耿震、陈怀恺、瞿希贤、金钟鸣、江心美、李累、冀淑平、赵锵、李累、田广才、王永梭等为代表的江安国立剧专莘莘学子，他们大都到了大后方的话剧团、电影制片厂或新闻出版部门，从事进步戏剧运动，或投人抗日宣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中央青年剧社首演的《北京人》，剧组中的演职员大都是由国立剧专毕业的高材生沈杨、耿震、张雁、赵韫如、傅慧珍、邓宛生、刘厚生等担任。
江安国立剧专不仅为大陆培养了大批戏剧艺术家，而且也为港、台乃至海外培养了不少艺术名流。我国台湾的王生善、崔小萍、王远军、高前、彭行才、陈文泉、乔竹君等，美国的傅琦萍，新加坡的曹兮等，都是从江安国立剧专走出来的。
江安，因为有了国立剧专在这里流亡办学的光辉历史，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着名电影艺术家谢晋在江安举行的"国立剧专迁江安5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录音）中深情地说："江安今天誉满中外，享受着'中国戏剧的摇篮'和'中国戏剧的圣地'之美名，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的。事实是最雄辩的，看今天有多少知名的导演、演员及舞台美术家，都是出自国立剧专的啊！"着名戏剧家吴祖光对江安和国立剧专也有浓浓的"江安情结"，除了留下发自肺腑的"几生修得住江安"的佳句外，他还对江安国立剧专作出了极高的评价，1993年3月，他在《五次票戏记》一文中写道："江安小城隐匿在绿竹丛中又有舟楫之便，是当时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绝对光顾不到的地方。于是移居在江安文庙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得以安心教学，弦歌不辍。至今许多卓有成就，享誉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戏剧电影方面的学者、名家，很多都是江安剧专的莘莘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