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学生出入及培训。在重庆上清寺期间的国立戏剧学校，因为迁徙等原因，学生散失严重，1938年上半年，只有在长沙就读半年后辗转迁来的二、三届和研究实验部的同学就读，总共只有51人（二届16人，三届27人，研究实验部8人）。
1938年7月，二届同学中坚持到最后的13位毕业，研究实验部结束。为了尽快培养出抗战急需的大量戏剧宣传人才和适应国立戏剧学校发展的要求，国立戏剧学校在1938年暑期，在渝、蓉、汉等地招收了第四届新生44人，在校学生增加到70多人。
1938年6月11日，国立戏剧学校与重庆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合作，商定举办了"战时戏剧讲座"，7月25日，在重庆小梁子青年会开讲。讲座由余上沅致开讲词，姜公伟讲战时戏剧的特点与任务，杨村彬讲新演出法，余上沅讲导演技术，万家宝讲编剧技术，宋之的讲创作前的准备，贺孟斧讲舞台装置，陈治策讲表演术，吴祖光讲演员的语言训练与困难补救，陈永倞讲化装术，阎折梧讲剧团组织与管理，萧崇素讲演剧人员的认识与修养，潘孑农讲抗战剧运的前瞻与后顾，最后由阎折梧致结束语。持续前来参加学习听讲的达200多人。曹禺在他的讲座最后，积极倡导那些热爱戏剧的青年们写出具有伟大时代意义的抗战剧作，他指出：在伟大的抗战里，应写出对时代有意义的作品。"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而流血牺牲，文艺作品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的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该决定剧本在抗战时期中的意义。
具体地讲，它的主题跟抗战有什么关联。"该期间曹禺还应南渝中学怒潮剧社的特别邀请，去作了题为《关于话剧的写作问题》的讲座。他就话剧创作现状着重阐述了话剧创作态度的问题，抗战戏剧创作中有关的问题。最后要求剧作者不要走别人已走过的路，避免因袭造作，要有耐心的严肃的去找出一条新路。他的这篇讲话，由杜干民记录整理，发表在1938年10月1日出版的《怒潮季刊》创刊号上。编者在此文编后语中说：先生所谈诸问题，确为精辟之论。
国立戏剧学校还自1938年11月始，开办了业余性质的夜校，举办"战时戏剧工作人员训练班"（短训班），每晚两小时。第一期培训结束时，有黄零九、汪伯琴、扶正、李萍、黄铭诗、祁曙光、钱旋流、朱梅隽、王地、陈定国、尚柞贵、方正、张坚等13人顺利结业。
4）抗战宣传演出实践活动。国立戏剧学校1938年2月迁到重庆至1939年4月去江安，第一次在陪都办学14个月。在此期间，除继续广泛地开展街头剧和巡回演出活动外，还在新的环境和形式下创造出了别具特色的"茶馆戏"，举行了包括《凤凰城》、《雷雨》、《奥赛罗》（又名《黑将军》）、《古城烽火》等名剧的12次正式公演。群星聚会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主办的第一届戏剧节，将国立戏剧学校建校以来的宣传演出实践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国立戏剧学校师生一到重庆，便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演出活动，最初一段时间，基本采用在湖南和迁徙途中的演出形式，到街头演出街头剧或组织"小分队"到学校周边县镇巡回演出。开学后不久贺孟斧、万家宝发起了"红五月抗战宣传演出月"，在余上沅支持下，把全校二、三两届学生分成三个抗战宣传队，由研究实验部研究生领队、导演；学生分任演员兼职员。宣传队不仅在市区演出、辅导，也前往嘉陵江北岸、长江南岸，北暗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头、公园演出自编的抗战短剧及说唱、歌咏等，还积极帮助、辅导一些学校、工厂、机关的抗战宣传队。
在演出实践的广泛社会接触中，增进了同学们对重庆这座山城的了解，山城人爱喝茶、山城人爱聚在茶馆"摆龙门阵"，三教九流皆光顾；茶馆星罗棋布，早茶、午茶、晚茶、夜茶馆馆爆满，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日日进出。这种习俗激发了剧校师生们的灵感，发现了"茶馆"是一很好的宣传阵地，于是剧校师生们也到茶馆去"泡"。在茶馆唱抗日歌曲、化妆讲演，进而编排小型节目到茶馆去演出，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茶馆剧"。这是对在万县"泡茶馆"的一种发展。当人们正在喝茶，"摆龙门阵"时，突然间，一个或两个桌上的"客人"高声辩论起来。这样的开头，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茶客，戏就从这里开始。这种形式和《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时，工人从观众中上场，异曲同工，且更生动、自然，更富有感染力。"茶馆戏"的推出，既扩大了宣传教育面，又使宣传者深入到了基层群众，增进了对民众的了解和感情，还使宣传者搜集到了众多反映社会、反映人生、反映民众生活的戏剧素材。
国立戏剧学校在该期演出中首次推出了《凤凰城》、《雷雨》、《奥赛罗》三大名剧。《凤凰城》是吴祖光的处女作，该剧描写了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率军抗日，最后J慷慨殉国于凤城的英勇事迹。第一个审阅剧本的曹禺大师称该剧本：构思独特，剧情强烈，是当时时代最需要的剧本。他把剧本作为讲课的样板，鼓舞同学们学习创作抗战戏剧。在余上沅的安排下，《凤凰城》被作为"红五月抗战宣传演出月"的重头戏列人研究实验部的排练计划中，具体由汪德、余师龙担任导演，陈永倞任舞台美术设计，张定和作曲；演员也主要由研究实验部的人员担任，蔡松龄、夏易初、沈蔚德、陈永倞、贾淑慧任剧中主角，何治安、郭寿定、杨育英、郭兰田、耿震、朱平康、赵韫如等参加演出。1938年5月18日，国立戏剧学校把《凤凰城》作为学校第十七次公演剧目，在重庆市中心的国泰大戏院首次推出。
大幕在"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的歌声中徐徐开启，一轮明月钻出云层，从落地的格子窗外探进头来，照在背对观众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女主人的头斜倚在男主人的肩头......还没讲台词，就体现了这对夫妻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投笔从戎，抗战救国，动人的情思立即捕获了观众的心......演出在山城引起了轰动，持续演到21日。1939年1月，由余上沅、曹禺、阎折梧、黄佐临、金韵之、吴祖光组成强大的导演阵容，联合重排《凤凰城》，1月22-24日，在国泰戏院作为剧专告别重庆各界人士的演出。这次演出由研究部毕业留校专事表演教学的蔡松龄演主角苗可秀，从事表演教学的金韵之老师亲自扮演夏川菊子，在全校学生中挑选具有表演特长者参加演出。
国立戏剧学校演出《凤凰城》之时，正值剧中人苗可秀的老师-东北大学的校长王卓然先生和东北青年铁血军的继任司令赵侗在重庆，学校请赵侗司令到学校作了苗可秀英勇抗日事迹报告；演出时王、赵二个人又莅临剧场，参加演出仪式，并登台与观众见面、致辞，满场观众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致以敬意和表示欢迎。王、赵二人的到来，极大的增强了剧校师生们的爱国激情和演好抗战剧-《凤凰城》的决心，演出再次震撼山城。此次演出共收人6000余元，全部捐赠给了华北抗日游击队。赵侗将军在演出专刊上发表了《我们怎样为抗日复土而奋争》，在《中苏文化》三卷五期上发表了《华北游击队的发展及现状》的文章；1月20日郭兰田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题为《凤凰城》的宣传文章，蔚龄发表了《赵侗先生与凤凰城》的文章；1月22日陈志坚在《新蜀报》副刊上发表了《<凤凰城>的演出》一文，进一步扩大了《凤凰城》的影响。《凤凰城》在山城推出后，迅速为戏剧界所接受，各剧团在前线、在后方，以至在港、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纷纷演出。《凤凰城》传遍了祖国大地，成为抗战八年中演出场次数最多的抗战剧本。
《雷雨》在重庆的首次演出，也是国立戏剧学校推出的。
1938年7月，教育部令国立戏剧学校裁撤研究实验部，学校以研究实验部原班人员组建了向职业化校友剧团过渡的"校友会筹备处"，校友会筹备处决定以献演《雷雨》向社会宣布剧校校友会的成立。接着决定由汪德、余师龙任导演，陈永倞负责舞美及灯光设计和制作；林婧、夏易初饰繁漪，沈蔚德饰鲁妈，余师龙饰鲁贵，贾淑慧饰四凤，陈永倞、汪德饰周朴园；研究实验部人手不够，二届同学又忙于毕业考试，于是在第三届同学中找到耿震饰周萍，殷家振、朱平康饰周冲，在学校和第三届同学的大力支持下，把剧校搭建来做饭堂的大竹棚子当作排演厅开始了《雷雨》的排演。曹禺老师在百忙中积极参与指导学生排练《雷雨》，尽管在条件很差的竹棚子里，曹禺老师也不降低艺术要求，总是十分细致的指导，严格的要求。
此次演出中饰周朴园的陈永倞回忆说：我演周朴园......周朴园上台阶，上哪一级台阶念什么词，他都要求得很严格。周朴园见到侍萍的那句台词，万先生也亲自示范，他把周朴园该是什么动作，什么心理，每句台词的感情分寸，都示范、解释、导得细致入微，从而保证了四幕大剧《雷雨》的成功演出。当剧校师生们不辞辛劳精心排演的《雷雨》准备公演时，却遭到了当局的刁难，师生们十分愤慨。急中生智，他们把一本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盖着"准"字的《雷雨》找来作证，才得以准演。1938年7月15，以国立戏剧学校"校友会"名义首次在国泰大戏院正式演出了《雷雨》，本拟演三天（六场）便结束，但因场场爆满，实际演了一星期，国泰大戏院经理应观众请求要求再续演几日，因大家已累得嗓子沙哑而未能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