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听说已拥有数千名中外工作人员的外文局，它的前身那时只有我们七员大将，其中领头的还只抽得出四分之一的时间。每天早晨我们这几个从香港来的就从西河沿一道骑车，到南河沿一个小四合院去办公，夜晚回到亚洲饭店睡觉。星期天的文娱活动不是坐在一起齐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叉着腰扭扭秧歌。生活单调些，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融洽。非党的常以回头浪子自居，而党员最常说的是“革命不分先后”，这句话充满了温暖和慰藉。
我开始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幸运的。三十年代苏联那血淋淋的教训以及东欧的党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起了前车之鉴的作用，说不定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东方哲学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学《毛选》读到新民主主义要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心里感到踏实。我们这一代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能有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及我们自身的努力下，适应起来也许就不吃力了。
不久，我们搬到一个叫银丝沟的地方。这是一条与东长安街仅隔着一道朱墙的窄巷，门前一条小溪，水大概是从金水桥下流过来的。是一幢小楼，我住在楼上。
开国后，机构正规化了。我们这个由香港迁来的刊物隶属于新闻总署下面的国际新闻局，在新华社的大院子里办公。那是国会街的口字楼，系民国初年议会所在地。那原是个肮脏不堪的地方：什么曹锟贿选，袁世凯梦想登基当洪宪皇帝，是个曾表演过种种阴谋诡计的舞台。如今，却成为新中国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心。
这时，宿舍也由银丝沟迁到石驸马大街了。那是一座三进深的住宅，民国初年兴许曾是什么总理的官邸。大概是为了照顾工作，安排我住在尽后边的一个小院里，十分幽静。
八大胡同不是纹丝未动吗？一个下午，几十辆卡车出动，红灯区被包围起来。各等级的妓女、老鸨、茶房、伙计以至正在寻欢作乐的嫖客，一古脑儿被赶上了车。
多痛快呀！比邮局捡信或废品站分类还麻利。没几天，上了卡车的人全按照不同的情况各就各位了。妓女们上了学习班，老鸨中间罪行严重的，进了牢房。
采访妓女改造的过程，对我是一次难忘的启迪，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以及革命就是解放的道理。我时常想到契诃夫的《樱桃园》。烂了的树根就得刨掉。不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上千年历史的娼妓制度，公然存在了几千年的人肉市场，怎能一举摧毁掉？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又怎能一下子就走出一座座活地狱，回到人间？
在诉苦会上，我含着泪倾听那些逃出牢笼火坑的姑娘们（有的都已四五十岁了）回忆奴隶主怎样用鞭子和饥饿来逼她们卖身，控诉没心肝的嫖客如何不问死活地拿她们发泄兽欲。小时候在隆福寺听过《妓女告状》的曲子。在会上，许多残酷情景都由受害者自述出来了。多狠呀，得了杨梅大疮不给治，硬用烙铁烫。咽气之后，就往陶然亭草堆一扔，正像小曲里唱的，“管抬不管埋”。
回来，坐在打字机前，我熬了半宿，一口气写出那篇《她们重见天日》。
接着，在天坛，在郊区举行的公审大会上。我听到对恶贯满盈的南霸天的控诉和宣判。那真是大快人心的日子。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不出几个月，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妇女经过扫盲，学会了技术，有的当了储蓄所的出纳员，有的成为幼儿园的保育员了。
1950年冬天，领导要我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我出访的资格，事后还明白表示了对我的不信任一事，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我明白喊你一声同志，并不就是一家人了。
紧接着，我带着对外宣传的任务，到湖南去参加土改。那更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革命壮举。从诉苦会上，我懂得了“封建”的含义，也目睹摆脱了几千年枷锁的农民的喜悦。烧地契那天，我拍下了平生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它在第一、二届全国影展上展出过，还被印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上。有什么比随着烧地契升起的黑烟，农民脸上泛出的喜悦，更能像征土改运动的昵！
住在石驸马大街时期，我还采访了乞丐和旧警察的改造，看到中国革命在把手上沾满鲜血的恶人除掉后，它主要着眼的是变废人为有用之人。改造犹如外科大夫使用手术刀那样精细，绝不像樵夫那样挥动斧子去硬砍。
倘若说石驸马那段日子里，思想上一点疙瘩也没有，那不真实。个人问题之外，最想不通的是1950年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其实，我老早就对每月像交工会费那样，要交中苏友好会费有所抵触。然而准许交那笔会费还是个政治资格呢。我们部门就有人不够格。那个“友好同盟”条约一公布，我曾把它同1948年斯大林同蒋介石签订的那个“互助条约”做过比较。当然，同新中国签的这个附有一笔贷款，但新疆矿产要共同开发，旅顺成为苏联海军的港口，中东铁路也得合营！这是“兄弟般”的做法吗？
学习会上，还没等我吭声，就有人针对这个问题发了言，而且马上碰了钉子，惹出麻烦。他挨了领导的批评，其实心里也未必折服。不过我们却从此懂得，在枝节问题上可以发发言，在大政方针上却不可说三道四。然而我心上却结了个疙瘩：国际主义同大民族主义的界限模糊了。我记起1948年在香港对萧军的“各色帝国主义”展开的严厉批判，明白了这是个碰不得的问题。然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究竟有没有强权政治呢？
这些，我都闷在肚里。
1951年开展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就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了。我以及与我的经历相似的朋友们主动“陪了绑”。大大小小开过几次座谈会，我们反复狠批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曾经在费边主义大本营的英国读过书的我，更需要翻来复去地检查。
以整资本家为目的的三反运动中，我是打虎组的副组长。“虎”就是贪污达一亿的人。我第一次看到斗争的残酷：凡是经手款项到一定数目的，就必须打出多少只老虎。那也是我头一遭看到运动中想“咬”些人，多么容易。一天，一个已凑足一亿元的“老虎”，一口气又咬了二十来个人，而且一个个地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立刻被“隔离”起来，失掉了人身自由。
我看到在运动中，只准落井下石，没有人敢或肯替谁说句话——倘若有，那就是物以类聚，一并处理。上边，不凑足数目绝不收兵。下边，存在着一种古怪的幸灾乐祸心理：从旁人的罹难中得到安全感，甚至快感。
三反结束后，多少曾作为“老虎”关过牢笼的，又穿上崭新制服，回到我们羊群中来了。上亿元的赃款一夜之间化为了零。捏造者与被捏造者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大家都是为了革命。
这时，我认识到革命果然不是请客吃饭。人可以旦夕间当作兽来擒捕。
看到革命这一残酷面，我开始害怕起来。
三反后不久，我们搬到羊市大街了。我生平从未见过、更未住过那么大、那么阔的宅子。它原属于敌伪时期的商会会长。走进那可以通过一辆马车的红漆大门，外院是一排南房。跨进垂花门，左右雕廊通到厢房。正面是一所可以容百人的舞厅。分配给我的是有自用卫生设备的西厢房。最后一进才是原主人的卧室和客厅。后院是一座大花园，角落里有个可能是躲空袭用的地下室，为院里孩子们提供了玩捉迷藏的好场所。住进这里，才知道原来雨天阔人不但淋不着，还可以倚着画廊观赏。
房子宽敞的主要好处是宿舍和办公室在一起了。这时，国际新闻局已经改为外文出版社，人员也从几十增加到上百。语种多了，可英语仍是最忙的，因为除了本职工作，还得不断接受突击任务：替外交部翻译去联合国的讲稿，到中南海为亚澳职工大会搞同声翻译，经常得坐在打字机前，吧嗒吧嗒到午夜。
1950年伍修权和乔冠华去联合国那次演讲，也是我们赶译成英文的。尽管已经明确知悉自己不受信任，可是由于多年的习惯，对工作从未放松丝毫。
那四五年，我安不安心？这不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会点外文，能派上用场，并且受到重视，心里总是惬意的。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少数来自老区，多数是同我一样的“洋包子”，分别只在于他毕业于东吴或岭南，我的母校是清华或燕京；要不就他留学法或德，我去的是英或美。
对我来说，那几年是个服水土的过程。至少我没怎么觉得过矬谁一头，因而心情大致是舒畅的。
然而我也确实心有所憾：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文学一直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尽管1949年7月领了一张作协会员证，由于开罪了权威，却觉得无形中已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了。我不完全满足于当个靠点外文吃饭的技术干部，内心有着一种想用自己的笔写点什么的愿望。
当时我们那伙人中间，有同样心境的，不止我一个。
195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雪峰突然来访，说想调我到他主管的一个文艺团体，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
我兴奋得一夜也没合眼。
归队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又能重新拿起笔来（而不是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东西了。还能不兴奋吗！
然而1957年夏天以后，我曾多么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那时，我曾羡慕过挑担子的，摆地摊的，推小车卖烤白薯的。那些年常想：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二、在大酱园子里
三十几年来从个人遭际以及对周围的观察中，我形成一种祸福观。它也许颇合乎辩证法，但也很可能十分要不得。因为一提到祸福，总离不开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这一既不光彩又往往难以避免的前提。尽管这个祸福观带有浓厚的阿Q色彩，多年来它对我却起过并且仍在起着镇定作用。它教我对人对事都不宜急遽地做出结论；既不可过于悲伤，也不要欢喜得忘了形。
从1951年忠诚老实学习到1956年审干，我由于出了校门就进《大公报》，在动乱年月里没到过重庆，在武汉也仅仅是过境，在同辈人中间（除了去老根据地的），经历算是简单的。因此，总是很顺利地过了关。反之，有位历史同样清白的朋友，只因解放前当过一任中学校长，并为此被迫领过一张印有青天白日的党证，1951年在同一机关里就成为管制分子。可是到了1957年初夏，任凭怎么动员——事实上，也没动员到他头上——他连大气儿也没敢出。于是，当我碰个头破血流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1966年的浩劫来临时，我的1957年之祸又变成了福。由于那九年间我一个字也没写——写了也无处发表——什么三家村、四家店，都同我了无干系。于是，我只不过蹲在牛棚角落里，耷拉着脑袋当个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而已，戴红箍的连瞅也不瞅我一眼。渣滓也罢，垃圾也罢，当什么也比当斗争靶子要好过些。
回到文艺队伍，最初也以为是福。没想到几年后，却成为一场大祸。
那时我还不懂得调工作不必立即搬出宿舍这个明显道理。在没有新宿舍之前，我就搬出羊市大街那个深宅大院，寄居在一位好友的过道里。那是在曾经爆发过五四运动火花的赵家楼。好在那时我已离了婚，不满六岁的儿子铁柱儿在幼儿园全托。
不久，新单位买下了一所大房子。那原是个既有门市又有作坊的大酱园子。它的门面并不大，可里边满深，足有三进。中间那进坐北朝南的正房大概是酱园老板的住宅，十几间厢房想必住过大小伙计。酱园倒闭了，要么就是不想再开了。总之，买的时候听说有个古怪条件：得连同院里三百多口腌菜沤酱的坛子一道买下来。
我同文洁若的姻缘是从文字之交开始的。她找我润色一篇译文，因而相识了。我们很快就相爱了，并在这座大酱园后院三间小西屋里，开始了我们的夫妻生活。
经过不能再简朴了。我们一道去民政局登了记，然后，1954年4月30日下午，一辆三轮车就把她从东四八条拉了来，她脚下放了只旧皮箱，我这个新郎倌骑车跟在后边。到了酱园门口，我提着皮箱在前边领路，她跟在后边。
新婚之夜，洁若还在灯下看了份等着下厂的校样。第二天早晨，她参加五一节游行去了。节后，我们照常上班，一天婚假也没请。
1957年以后，我一直深深懊悔不该搬进那座大酱园子。在老地方，由于都是——或者大多是——“洋包子”，我没感到过自卑。倘若酱园子里住的净是陌生人，即便统统是老干部，我也不至于感到那么矬人一头。偏偏院里很多都是三十年代一道在北平或上海滩上写过文章的熟人，只是人家去了延安革命圣地，进了鲁艺或抗大，受到革命的锻炼熏陶，如今理所当然地是灵魂工程师了；有的当了人民代表，有的家在北京，为了创作，却身兼远地钢铁厂的党委。还有的虽然脱下戎装，依然持有将军派头，随身还带着勤务兵。人家的红色名著编入人民丛书，也有荣获斯大林奖金的。说心里丝毫没感到点酸溜溜，也不尽然。我自己那些毒草只能用麻绳捆起，吊在房角，任老鼠啃咬，等待着接受批判。
搬进的第一天，公务员来灌开水，他就转弯抹角地问我是哪个根据地的。当了解到我连石家庄或张家口都没到过时，眼神里表露出的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蔑。难怪呀，连他也还是在正定“参加工作”的。很快他就发现，在大酱园子里，我是唯一不交党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