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没喂过鸽子，可从小就对鸽子——特别是信鸽——发生浓厚的兴趣。
我并没有什么可叫它们传递的，使我感兴趣的也不在它们那套神奇的本事；吸引我的，使我无限神往的，是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
所谓“家”，左不过是稻草铺成的小小的窝吧。窝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只有几只咕咕咕叫着的雏鸽。然而那个窝以及窝里的小生命却占据了它们的全部心灵。
鸽子不会像传递鸡毛信的红小鬼那样意识到绑在它们腿上的纸条对军事或民用的重要性。它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不论路有多么遥远，多么崎岖和险阻，反正它们得回家。家就是它们的指南针。
养信鸽的人，利用的也正是它们那股恋家的执拗劲儿。
想想看，从上海到洛阳，或者从武汉到北京，得飞越多少江河湖泊、崇山峻岭和广漠无际的平原啊！一路上，晴天得挨烈日曝晒，遇上暴风雨还得经受疾雷霍闪的折磨。必然会有个别信鸽归途不幸给雷击中，栽到林间山谷里丧生的，然而那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能——它们那种“我要回家”的强烈意志。
不像苍鹰，鸽子并不以貌惊人。尺把长的身躯，圆圆的小眼睛，那咕——咕——咕得儿咕的啾声单调而且平淡。然而在那小身子儿里装着怎样的坚毅和果敢啊！它们的生活目标无比单纯：就是要回家。它们为之全力以赴。
若干年前，一次春耕劳动中，我一锹下去刨出个老鼠窝。不论是四害还是五害，老鼠当然都跑不掉；它们偷吃谷物，十恶不赦。对于自然界的敌人，我向来没手软过。惟独刨出那个鼠窝之后，我并没举起锹把，立刻将它拍个粉碎。我被窝里井井有条的布置吸引住了。
土壤同旁处一样，也是黄中带黑，可没想到离地不到一米还有这么个“家”！细心的老鼠把窝分成几格，就像儿童玩“过家家”的那种雏形小房间。偷来的谷物一并不乱堆，玉米呀，豆子呀，都分开放，而且好像还有间“婴儿室”。（这时，大老鼠要么闻声吓跑了，要么外出打食去了。）称它作“婴儿室”，是因为里边蜷卧着七八只初生的幼鼠：浑身光润，呈淡粉色，每只长仅寸许。我撂开锹把，蹲下来，忘情地端详着。心下不禁赞叹起老鼠的治家之道了。
家，像是生命的定心铊。也不知“安居乐业”最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点明了生活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过了不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哩。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人家一过节，不管是圣诞还是复活，晶莹的彩色灯泡在枞树枝上闪亮着，个个穿起盛装跳舞，我却只能游离在那片欢乐气氛之外。对于游子，那不啻是火上浇油，越发勾起乡愁。
1949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他说此行一则为新创办的中文系购置一批书籍，再就是促我去剑桥。这回和1939年那次大不相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身职位。
何伦原是捷克人，三十年代中期他看到希特勒气势汹汹，估计凶多吉少，就入了英籍。他是位连鲁迅的名字也没听到过的《诗经》专家，夫人曾是柏林歌剧院的名演员。两天后，这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这回先声明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作为一位老朋友来规劝我。他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提到匈牙利出了红衣主教案之后，多少无辜的人受牵连。他伸出食指，颤微微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临告辞，他说第二天早晨再来听回话，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铁柱儿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风闻我要去北平，几位东方的“何伦”也上门来劝阻。有的说：“你别看共产党眼下对你这么笑眯眯，那张脸说变就变。共产党只容得下应声虫。像你这样好发议论，去了非栽跟头不可。在那里栽跟头可不是儿戏，会闹得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不用说旧时的朋友了。”有的为我出起主意：“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委屈吗？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了德雷菲斯那样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
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顾虑。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点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于死地的利剑。
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栓；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即便合上眼，也仍像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我似乎看到自己像小时见到的白俄乞丐那样，成了无家可归的白华，一个无国籍的人。
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摇篮里的娃娃仿佛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就去马宝道了。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
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其实，我可以说是从小就没有过家。母亲早逝后，就搬进了学校宿舍，十四岁上又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环境。北京城就是我的家。在大轰炸中的伦敦，即便躺在地铁站台上过夜，我的心也驰向那座被护城河和垂杨柳围着的古城。1985年年底，我还在几篇《杂忆》里宣泄了自己对它的依恋。正如我在《梦之谷》中所描写的，1928年我在汕头买到几只“北京”彩蛋（松花），就曾把上面沾满稻壳的泥巴抠下来，供在书桌上，以慰乡思。那阵子我常在梦中亲吻北平的城墙。在汕头，我改名“一燕”、“若萍”，总是忘不了自己的游子身份。当时倘若真和那位潮州姑娘去了南洋，我估计也呆不长。我的心好像早已深深地埋在北平的城角下了。所以不管我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了的。我要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
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
一踏上东车站的站台，我就长叹了一声：可回来啦。
现今，东车站早已作废，改为铁路工人俱乐部了。这座位于前门箭楼东侧的车站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充当过重要的舞台。当年冠盖往来，车水马龙。它也是我个人经历上的一座里程碑。1928年12月，我从这里去的潮汕，1935年7月，我又从这里搭车去的天津大公报。如今，又是从这里，我走上革命的岗位。
我的动机（为了安居）也许很不纯。对每个人来说，“解放”的意义都不尽相同。人到了三十九岁就不怎么喜欢漂泊下去了。我想，该打倒的，打倒了。今后，就跟在革命大旗后面，同大家一道，重整家园吧。
现在才认识到1949年的我，有多么无知，把“安家”想得多么轻而易举！折腾来折腾去，经过种种难以逆料的风浪波折，三十四年后——也就是1983年，我才混上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一个估计不至于再迁移的家。
搬进这个地方后，由于它刚好同马路对面的两座“高知楼”遥遥相望，竟然还有朋友替我不知足起来，嫌我这儿没澡盆，没地板，没坐桶。其实，最初曾给我三处来挑。另外两处我连看也没去看。我说，中了，而且这回永远也不再搬了。因为我知道，还有多少三代人住一间斗室的，多少家还在睡着双层床，很多中国人还在排队上着公厕，我还有心肠去挑挑捡捡！
搬家那天，我慨叹说：人生几何，哪能把那么多时间精力全花在搬家——特别是为搬家而舍脸舍命去奔走上！
倘若我还没有这么个窝，或者有了而仍不满足，还想更上一层楼，那我就不会写此文了。那样岂不别有图谋了吗？为了避嫌，我也得躲着这个题目。
当前，正是由于已打定主意老于斯死于斯了，我才来写此文。我个人搬来搬去本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费笔墨。然而个人经历中往往反映着社会的演变。正因为如此，野史才是正史的补充。说不定我的搬家史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下近三十几年来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变迁。
信鸽在归途中，也不免遇到风雨甚至闪电；然而一旦飞回故巢，就安顿下来了。我这只归鸽在飞回来之后，却又搬动了十几回，不少次搬动都和个人的政治命运分不开，而个人的命运又同时代是息息相通的。
一、服水土
1949年之前，我从没在镰刀斧锤旗帜下生活过。在伦敦，参加过英共的集会。柏林解放后，到过苏联红军占领区。然而在红色政权下将怎样生活，我没底。自从在青岛上岸那天起，我就怀着一种激动和好奇，不时地用现实和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对照着，比较着。
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少年时期，我读过不少小册子，内容大多是反帝的；抨击强国欺凌弱国揭露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实行的炮舰政策。那些，在我心坎上激起了义愤。从那时直到1939年，共产主义在我心目中就是合理社会的代名词。在那个理想国里，一切可憎的东西都被清除得荡然无存，人和人是平等的。每当我唱起：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
这儿青年都有远大前程，
这儿老人到处受尊敬……
时，我的胸脯就挺了起来。三十年代我虽不再梦想当职业革命家了，对于革命，对于苏联，对于共产主义，却仍是向往的。
1939年，偏偏在苏德协定之后，我去了浓重地弥漫着反苏气氛的英国。那里，三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尤其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左倾的。奥登、斯潘德尔、依修伍德，甚至奥尔沃，不论是贵族世家还是官僚地主出身的，都站到左边来了。1936年，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在巴黎举行的欧洲作家代表大会上曾慷慨激昂地说：倘若我再年轻一些，我一定加入共产党。然而莫斯科的肃反扩大化，继之以那个协定之后，他们就像操场上演习着的士兵那样，一下子全向右转了。
当时英国很多老百姓都把战争带来的不幸，一古脑儿写到苏联的账上了。报纸、书刊以及广播和电影，不约而同地将共产主义涂得阴森可怕。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上透露的那些恐怖，西方各国早在三十年代就添油加醋地宣扬着了。对于苏共的党内斗争，不管多么残酷，我兴趣不大。但是对那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是关心的。战后，我也特别留意东欧的情况，尤其非党知识分子在红色政权下的遭遇。
由于上述这些阴影，初到解放后的北平，我才那样观望。
我们几个一道从香港来的伙伴，下火车后就住进了前门外西河沿亚洲饭店。这是我重返古城后，第一个落脚点。这里已住了不少比我们先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当时就有人从自己住进的招待所，推敲起各人的等级行情了。最高一级的如郭沫若看来是北京饭店，其次是翠明庄。有的人竟为此而大发牢骚。我倒没有了，也不认为那就代表级别。编辑人员虽然到了北平，《中国文摘》却继续在香港出着。于是，我们刚一卸下行李，就挽起袖子干了起来。
亚洲饭店不大，可也得开两种灶。我多么想和一道从香港来的年轻党员同桌而食啊。可是不成。他们安排我坐到小灶席上，自己却到大灶上去啃窝头。这件事使我心里老大的不安，同时，又从这个差别中觉出一种精神：共产党人到底不同。他们先人后己，礼贤下士，使我感到自己在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口口声声称我作“同志”，一点也不见外。我倒有些责备自己不该那么多疑。
前门大街依然熙熙攘攘，什么冥衣铺香蜡店都照常营业。亚洲饭店紧邻正是妓馆集中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那里竟然也没关门。教堂钟声还在响，寺庙也仍然香烟缭绕。
我不解了，革命照理要大拆大卸，怎么这样原封不动！一位明白人指点我说：放心，会变的。一切都会变的。咱们毛主席最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向来稳扎稳打，绝不冒失。红色江山就是靠这本事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