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原来就在城里的，自然就是留用人员。倘若我仍旧在《大公报》工作，大约也属于留用人员了。可由于会点外文，我没能回到老窝去。
住进大酱园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历史在我与三十年代熟人之间，已筑起怎样一道鸿沟。我多么怀念跟洋包子们同住的日子呀。
越学《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就越觉得同院熟人的冷漠很有道理。阶级界限可模糊不得呀！当然，也并不普遍是这样。前院那位念旧的老友也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三十年代在平津，我们曾一道写过文章。如今，他仿佛也并不嫌弃我这一身资产阶级泥垢。我们之间还有着不少共同的爱好：从贝多芬到小玩具。在大酱园子里，他几乎是唯一和我有过些过从的。我偶尔写点什么，也总是先请他给指点鉴定。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交往，日后使他受到了考验。
酱园子虽大，它的门却很小，旁边就是汽车房。我上下班都拎着自行车进出那个小门。时常碰见小轿车停在门前，挡风玻璃上贴着中南海的通行证。随后，穿了笔挺呢制服的首长或大干部，胸前飘着委员或代表的红绸条走了出来。我总是赶紧推着车闪开，或躲到对面墙根去，等车开走才进去。
如果说，当时我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服贴，没一点私心杂念，那是不诚实的。当院中的首长在我房前筑起高墙，把他住的那排大北房圈起时，我就背地里发过牢骚。每逢走过他那总关得严严实实的红漆小门，心里就冒起“紫禁城”三个字。然而很快我还是想通了。我天天都对自己念道着：当年人家吃小米的时候，你不是在吃面包吗？每逢这么一想，就觉得什么都是应该的了。
大人懂这些道理，娃娃有时却不知深浅。
那时家里养着一只狸花猫，叫花花，儿子爱它爱得要命。然而它偏偏是只不会夹着尾巴的猫，不懂得门户界限。这么一来，可麻烦了！今天这家来告状，说你家花花叼了他们的鸡，明天又有人埋怨它偷了鱼。花花在我们眼中是宠物，在院中却成了众矢之的。
我素来是个爱猫者。在外边流浪的那些年，曾同一只猫相依为命过。花花似乎也察觉出我这种感情，同我总格外亲。我一下班回来，它老远就朝我摆尾巴，咪咪叫着，并用它那身松软的皮毛在我裤脚上蹭来蹭去。
然而我时刻都在担心这只猫可能带来的麻烦，事实上它已经得罪几家了。曾经想把它给人，问过几处，不是已经有了，就是不想要。于是，一个下午，我就咬了咬牙，把花花用块厚布包起，装进自行车前头的篮子里。猫嗷嗷地叫，像是在抗议：我对你们这么好，没招你惹你，凭什么下这样狠心把我抛弃。我心里向它告饶说，花花，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吧。在这院子里，我是不能得罪人的。可你又那么馋，那么不懂事，净给我惹乱子！不把你丢掉，我呆不下去呀。
那时候城墙还没拆，我就骑到东城根。下了自行车，打开包袱，把花花抱了出来。它只愣愣地望着我，不肯跑开。（它准是在咒诅：人类多不够朋友啊！）我最后抚摸了它几下，默祷着：但愿有位住独门独院的好心人把你收养下来。
我抹头赶紧就蹬车跑开。骑出好远，还听它在哀叫着。
比这更难过的是儿子那一关。一下学他就问我花花哪儿去了。我告诉他，给天津一位比咱们更爱猫的老婆婆抱走了。她会天天喂它猪肝羊肝。孩子直了眼追问为什么要把它给人，我说花花净偷人家的东西吃，再下去，不但猫养不住，咱们也住不下去了。
哭闹了一个晚上，才把他哄睡。他梦里还抽噎，“花花”地叫着。
猫可以一丢了事，在一个集体宿舍里，保姆问题可棘手多了。和洁若结婚时，铁柱儿已将近七岁了。原来的老保姆说他太调皮，照看不了，在他上学前夕辞了工。幸而托友人找来了一位刚从苏北上来的农村姑娘，才十八岁。她来北京是等着进工厂的，愿意先给我们帮帮忙。她纯朴善良，麻利勤快，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职业保姆意识。带着我的大孩子去买烤白薯时，人家问她这是你什么人，她说，是我弟弟。她也确实把他看成自己的弟弟。
一晚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正酣睡。住在同院的一位大干部忽然站到我的窗下，大声咆哮：“老萧，我家的保姆要辞工，都是你家保姆给挑的！”把我吵醒了。
那回，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一来为这个没凭没据的指控生气，二来对这种站在窗下朝我嚷的方式也起反感。但是我哪敢表示出来！第二天早晨我一赌气就硬把那位贫农姑娘辞退了。她连说冤枉，事情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并且反问我：各干各的，我干么去挑人家走？我对她说，你和他们的保姆是同乡！人家既然这么说，我有什么办法！
多年来，我一直为此事而谴责自己：我多么怯懦啊！不敢向诬告者抗议，却用牺牲一个无辜者来表示自己的愤慨！
及至换了新保姆，矛盾激化了。这是一位小脚寡妇，成天抱怨那个到过正定颇有来历的公务员给东家生炉子，给西家打开水（院中有锅炉），就是不肯帮我家的忙。我便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摊了牌：“人家给大棉袄，给钱，给戏票，你给过什么！”
事后我才知道，尽管这位公务员按月从单位领工资，他对各家服务的程度却决定于各家给的外块多寡。贫农姑娘从不计较这些，因而就没和公务员发生什么矛盾。我一气之下就说，咱们找总务科说理去。你这是敲诈勒索！
人怕撅短，狗急跳墙。这件事我处理得太蠢了。我自以为站在理上，我威胁到他的饭碗。他支吾几句，转身出去，就先发制人地向上边告了我一个假状。
所谓“黑五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还没反右，而地富又得有土地雇工，“反”也需要罪证。只有“坏”这顶帽子最容易戴，而且一旦戴上，就足够毁掉人的一生。有些人的命，就丧在这上头。
一个傍晚，已辞退的那位苏北姑娘突然气呼呼地跑来（她已经进了工厂），说我们那机关的人事科到她厂子找她谈话，调查起我同她的“关系”了。
幸好捏造的时间对不上碴，我根本不在家。可气的是那个公务员竟然不惜往那纯洁女工身上也洒粪水！
真可笑！我还曾天真地去东城人民法院控告他诽谤，当然毫无下文。
这自是生活中一件小小的不快。我所以追忆此事，是因为反右前夕，几经多方动员，最后促使我动笔的，正是这一冤案。
我误以为调到文艺机构必然就是归队去搞创作，原来是调我去参加一个文学翻译刊物的筹备工作。最初还是满兴奋的，因为毕竟对象是国内读者了，再也不必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去琢磨洋人的心理。但去了没多久，就苦恼起来了。刊物有个呆在家里终审并不坐班的领导，是位有名的硬译提倡者和实践家。我没翻过多少书，却一直认为把外国作品译给中国人看，起码得像中文，也就是偏重于流畅。尽管我这个见解当时得到了叶圣陶老先生的热情支持，然而在日常工作中，两种翻译思想难免互有抵触。一次，我读到一篇东欧短篇的译稿，原作写得十分俏皮，译文则一本正经。也许由于太爱它了，就带回家去，在灯下做了比平时大一些的加工。我没注意译者是这位领导的夫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终审送回来时，批示中对我的加工做了严厉的指责。我委屈，不服。在业务会上，我争辩说，我只不过是使译文顺畅了些，并没走样。可是一向火气大的那位，哪能容得一个非党工作人员的顶撞！人一发脾气，讲话就没边儿了。
事情得到了公正的解决。然而这么一来，我不想呆下去了。
天时有阴有晴，人事也有个否极泰来。
1955年初，就风闻中央制定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了。一天，组织上派一位大诗人（秘书长）来家看我。他像是了解到我有些不顺心，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脱口就说出了想搞点创作的愿望。政策确实伟大，它能一夜之间扭转乾坤。
洁若知道我每逢晚间开会归来或半夜起夜，看到院里的作家们在灯下埋头写作，有多么羡慕。这一天她下班回家，我激动地对她说：“有特大喜讯！”
没多久，我的编辑职务真地解除了，正式通知我作专业创作人员。我一生从来也没“专业”过。出了学校门就进《大公报》，写的那点东西大多是新闻工作的副产品，不然也是业余搞的。有生以来第一遭可以把时间、精力统统用在创作上，怎能不欣喜若狂！那时已经年近半百了，我决心不辜负这个机会。
我十分认真地走访几位朋友去请教。有的劝我说，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有东西就写，没有也可以看看书，到各处走走，不一定非拿出作品不可。还有解放后按月领创作津贴，什么也没写的呢。可我不以为然，我要珍惜这一安排。三十年代就做过写长篇的计划，一场战争把它吹掉了。现在给了时间、条件，我还是要有所作为。
很快我就根据客观需要和我自身的条件，给上边打了报告：去一家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个以二十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事后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不但完全是“主题先行”，而且不论写出什么，也必然是株毒草，朋友的劝说，其实很有远见。然而那时我可信心十足，恨不得马上背起行囊就下去。
没几天，天时变了，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我小时年下玩一种叫“耗子屎”的花炮。点着之后，往地下一放，它就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地乱蹿，这股邪火不定冲到哪儿才熄灭。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常使我想到那种花炮，只不过那不是好玩的把戏，却会给被冲到的人带来惨重的不幸。1954年10月由于《文艺报》未刊登两个青年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观点的文章，掀起了整个文艺界对《文艺报》的批判。会是在青年艺术剧院开的。不料那原来是为了“引蛇出洞”。对党的文艺政策有许多意见并且上过三十万言书的胡风果然按捺不住，走了火。“耗子屎”朝他扑了过来。不几天，一直受礼遇的胡风和他的大批朋友关进了监狱。他给友人的信成为反革命罪状的铁证。紧接着，阶级斗争的鬼火又转向全国，形成知识分子的大整肃。
据说运动中，最能看人。这也要看由谁来看。主持者要看的是谁积极，谁不起劲。那时，不管看没看过胡风的作品，理解没理解他的文学主张，为了响应号召，一致上阵声讨。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就认识了胡风。可我生平既不大懂诗，更不懂理论，同他本人一向也只有点头之交。虽然住在运动的总指挥部里，我却只字未写。事过境迁，倘若用这个来证明自己高明，有远见，那是一派胡言。在大会上想登台说句公道话的是书呆子吕荧。自然，他刚开口就给赶了下去，并且也一道关了进去。我当时思想上对那种反常的搞法甚至也并不怎么抵触。我更关心的是自己那个宝贝写作计划可别告吹，同时也不断担心火会不会有一天烧到自己头上。
我从反胡风运动中归纳出两点教训：一、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发信之前必先读上几遍，以防万一落到阶级斗争的嗅觉特别灵敏者之手，会被恶毒歪曲。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惹是生非的东西，更写不得。二、即便号召提意见，甚至党员对党刊提意见，也不要插进去，以免有“乘机进攻”之嫌。
两年后就证明，第二个教训我并未认真记取。人总是有不能自持之时。大祸往往就是这么酿成的。
计划并未告吹，只是无限期的搁置下来。因为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关起来之后，审干就开始了。不但煤矿下不去，连星期天去看望一下朋友，也得向有关部门请假，说明去向。
胡风进了狱，我们随之都入院检查。
街头常见到夹黑色文件包的外调人员。要务在身，行踪诡秘。
从1950年冬天我访英一事突然化为泡影，我就明确晓得自己属于来历不甚明白者，于是积极地接受了那次的彻查。浑身脱得一丝不挂，验便验血我都十分认真。我写了近五万字的一份自传，还把当时手中存有的信件、参加会议时发的文件、写过的东西作为附件，一塌刮子全送上去，希望自己在组织面前变得透明。
我没白费力。事实也证明那次彻查是件好事。一天，副秘书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了有关我自己的政治结论。早年追求革命呀，解放战争期间中立呀，解放后靠拢呀，总之，历史是清白的。特别使我感到舒畅的是结论中关于《新路》的那段话。我至今大致仍能背得出：
《新路》是一九四八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
萧乾接受了地下党的劝告，后来并未参加其编辑工作。
生活待遇是紧跟着政治行情的。审干后，我搬到中院的四间西屋来了，共中包括约莫十平方米的书斋。在那里，我接见着各方来约稿的编辑。这里邀我当顾问，那里请我当特约记者。一下子参加内蒙访问团，一下子又陪外国作家畅游半个中国。头上的天空仿佛总是晴朗的。人升了值，对镜一照，脸上的灰尘倏忽不见了，腰板也挺直起来。早已生了锈的脑子，忽然像涂了层润滑油。
我家一向烧炭饼，可1956年冬天，忽然给送来三吨阳泉煤。我以为送错了门，一看，发票上写着“萧作家”，才知道这是新的身份为我带来的特殊待遇。洁若捧着一块在手里，说这可是金子般的宝贝，烧起来火苗旺，又不臭。
阳泉煤来时是“福”，以后却成为洁若的“祸”了。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