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真爱艺术，巴伐利亚的村妇再穷，也得穿件绣花衣裳。色彩的鲜艳，图案的可喜，常令过路人望得出神。他们的木屋门窗也都经过精雕细琢，临街的墙壁上画着《圣经》故事或乡间风景。村里的土产不是手制的陶器，就是悦目的水彩。时而还有牛群走过，那深沉的眼睛和清脆的铃铛都使我想起北京城的骆驼。
早饭时，饭厅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如镜框般嵌着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这时，山腰正有一片白纱般的薄雾在缭绕。杉树枝梢披着金灿灿的秋色。
除了田间卧着一辆生了锈的坦克，这里几乎看不到战争的痕迹。农家屋檐挂着一串串的腊肉，后园堆满了木柴。慕尼黑商人只认军用马克。这里，民用马克照样流通。村人男女老少都戴着绿绒帽。白绸帽带上还插着鹅翎。
台根湖形如葫芦。清澄的湖水由葫芦尖端注入一道小溪。黑白色的长耳羊杂在马群中吃草。成群的鸡鸭在它们脚下蹒跚着。偶有挤奶少女拎桶走过，发际插的鲜花一路颤动。穿着皮裤的娃娃们在嬉笑打闹。湖畔走过一位修女，肃穆的白袍上，馄饨皮般的白帽沿一颤一颤的。
告别了台根湖，我们向巴德特尔茨进发。那是美军第三军总部所在地。我们不是来拜访首先突破诺曼底的虎将巴顿将军，而是向驻在那里的法占领区联络员办理进入该区的手续。
吉普爬过一道山坡时，有载满稻草的牛车从旁走过，草堆上坐着扎了花帕的村姑，嘹亮的歌声在晴朗的天空回荡着。由山坡俯瞰，是一片银亮的湖面，边上镶着灰棕色芦苇。仰头一望，便是阿尔卑斯的岩嶂。
这里接近奥地利边境了，景物相应地有了变化。蒜头式的教堂屋顶代替了哥特式尖塔，路旁每隔几步就竖着一座木雕圣像。这一带的姑娘们喜欢把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顶上。公路沿着灰褐色的峭岩迂回盘旋着，松涛作响，忽如狂笑，忽如哀啸。
公路由半山腰折下，吴深湖闪亮在山麓了。湖畔满是火焰般的秋叶，一道透明的绿溪淙淙注入湖中。溪上有百丈飞瀑自崖角悬下。山谷里是纵横的牛栏，低头吃草的牛群，项间的铃铛时而打破深谷的寂寥。穿过一道山脚，我们便来到德奥交界的名镇：加米施—帕滕基兴。1936年曾在此举行过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
我们住进一家旅馆，负责照顾的是一位匈牙利难妇：矮矮胖胖，穿着印花裤子，既利索又文雅。原来她丈夫是一名匈牙利军官，停战后一直还没有音讯。战前，这是个时髦场所，屋顶低矮，壁上悬着水彩画、木雕和长犄角的鹿头，架子上陈列着锃亮的铜器。房中央是一具瓷盖的大暖炉。我们喝着奥地利葡萄酒，恍如身在维也纳。接着，又乘兴出去散步。
这个村子位于德奥之间的阿尔卑斯最高峰祖格士比斯脚下。这里四面环山，有两道关隘：一条便是我走过的通往慕尼黑的路，另一条通奥格斯堡。此刻，一轮明月正由千岩重岭丛中冉冉升起，把雪峰映得银光熠熠。路上，德国姑娘挽着美国兵呢呢喃喃，杂在人丛中还有刚下山的牛群。我们随了当啷啷的牛铃声，向村中心踱去。
走进一间红十字会专为军官开设的咖啡馆。这里还有土产可买。管理员是位瘦长的德国妇人，当炉女打扮得异常妖艳，谈起话来却十分忧郁。她们的家在苏占领区的萨克森，出征的男人至今下落不明。
邻座是一位身材魁梧、开始发福的英国上校，五十多岁，戴黑边眼镜。另有几个同伴，看看肩章，都是上尉级。他们同我的加利福尼亚朋友聊起摄影零件，随后就各摆起“解放”（掠夺战利品）的成绩了。
上校口叼烟斗，一边喷云吐雾一边说：“从盟军诺曼底登陆到德军投降，我一共‘解放’了五十架康台克斯牌摄影机，替我儿子‘解放’了值八十英镑的邮票，为我太太‘解放’了五百码绸料和三百码呢料子。”
他谈到“解放”多少瓶酒时，我说：“上次在军需处买了一瓶威士忌，结果还被英国海关抽了一镑税。”
上校笑了笑说：“你们记者毕竟没有专机可坐。”
接着，他大谈起“过关术”来，弄得他的下属很尴尬，就找个借口溜走了。
红十字会这个场所是为慰问军官而设的。大厅里可以跳舞——舞伴是不愁的。这里还有德国女人代修指甲，有艺术家代为剪影。整个欧洲眼下是这么划分的：有的替希魔背负着战败的枷锁，有的在品尝着胜利的果实。
次日我们乘电缆车登上祖格士比斯峰。两小时后，我们便到了万丈高峰之上，与云天为伍了。南德这片锦绣河山，成为胜利者美军的一笔犒赏了。电缆车经过加米施一段平原，爬到琵琶形的怡柏湖，后边就又挂上一台机车，前拉后推了。随着车的倾斜，耳朵嗡嗡发胀。电缆车驶入岩洞。出了洞口，便是山顶旅馆。几名身穿红色毛衣的德国彪形大汉，交抱着胳膊走来走去，看样子是在等人招呼。蓝色臂章上有“滑雪辅导员”字样。
这是全德——也许是整个欧洲的最高点。如果天晴，站在望远台上，北可远眺巴伐利亚平原，南边，奥地利可尽收眼底。可惜这天气象不佳。望远台上有个德国女孩在发愣。一问，是萨克森人。她父亲是一艘潜水艇的司令官，如今正囚在日本。
下山途中有一奇遇。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德国少妇见了我，抽冷子用道地的天津腔问道：“是中国人吗？”原来她是天津出生的，父亲在该市做进出口生意。开战前她才随父回德，而且嫁了个纳粹党员。她解释说，她丈夫是开纸厂的。那时不入纳粹党，厂子保不住。如今，他在俘虏营里，她带着个娃娃，给美国中校开车。
她邀我晚上去她家喝杯洒，说还有那位中校。于是，我们就举着酒杯聊了一晚上的天津：小白楼、狗不理包子，什么都扯到了。
我们先喝的是德国黑水酒（Schwaz wasser），后来又开了香槟。中校喝得最猛。他倚在少妇怀里，断断续续地呢喃着：“康太克斯厂已经复了工。专给美国复员军人生产，三十块美金一架……我吗，七十五点就够资格复员了，我他妈至少也有一百点了。可德国是我的天堂……巴伐利亚是我的天堂……加米施，我晓得这里每个女人的发色，眼珠……都有记录。”
戒严早就开始了。我也是一路歪歪斜斜地回的旅馆。早晨醒来，发现帽子还戴在头上。
法国已经解放一年多了，法郎却仍在贬值。可由纽伦堡到慕尼黑的车票，依然同战前一样。我们两人吃完饭，一算账，竟还不到两个马克。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对军人的特殊优待。事实上，在慕尼黑，凡是德国没有的东西，都买得到。咖啡每磅要一百二十马克，二十支一包的美国香烟，要六十马克。
来到巴德特尔茨，眼看就要离开熟稔而物资丰富的美占领区，进入陌生而贫乏的法占领区了。在加油站，我们给吉普灌足了汽油，又带上几桶。在法占领区，再也别想加油了。
我们向法占领军联络官谈了我们要走的路线：离开德境后，先到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然后穿过意大利北部，紧贴着瑞士边界西行，越过莱茵河，经弹丸小国列支敦士登和施特拉斯堡，直驱巴黎。
在美占领区，公路上过着各种车辆。宪兵的摩托车和军官兜风的吉普络绎不绝。入法境后，有时开上一个小时，公路上也遇不到一辆。有些法国占领军的哨兵值勤时，连枪也不背上一支。
因斯布鲁克机场上，统共只停了四架蜻蜓般的轻型战斗机，然而三色国徽却触目皆是。屋顶、机身，都漆成三色，机场中央飘扬着胜利的三色旗。这里距离希特勒和他的黑哥儿们墨索里尼多次会晤的布伦内罗关隘只二十英里，自然也被炸得遍体鳞伤。军政府门前悬着法苏美英旗帜。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一位手指颤抖的老妪在摆摊，兜售黑麸面包。
吉普开上阿尔卑斯公路，两旁白杨的梢头直插蓝天。山脚下是多瑙河的支流，倒映着雪峰坡上的红叶。公路同因斯布鲁克河始终并行着。有时河身因山势阻挠，打个弯子，像捉迷藏似的不见了。转过山角，它又闪亮在眼前了。山坡上密密麻麻长着玉米，一座蒜头形的拱顶教堂俯瞰着山谷里的和平村落。
走过一道漆成三色的关卡，法国哨兵粗暴地嚷：“拿出你们的通行证来！”同伴用更加粗暴的声音回答说：“美利坚！”我听了，正自感到不舒服，那哨兵却不再索看证件，就向我们敬了个礼，放行了。
在法占领区，偶尔还看到一些来自北非殖民地的摩尔人，头缠白布，腰系红带。看守意大利战俘营的，是来自亚洲的安南兵。战后的法兰西不但物资缺乏，人力必然也感到不足。
一阵军号声，我们的吉普又被警察拦住了去路。暮色苍茫中，只见街心圆场上，笔直地站着一簇当地的男女老少，无精打采地望着圆场中央。旗杆顶上的三色旗这时正迎风徐缓地沿着旗杆降落下来。也不知法国占领当局的这种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措施，在新一代德国人心中引起的是屈辱感，还是刺激着报复心。
我们下榻的旅馆老板原是在柏林开电车的。问起法占领军的政绩，他耸了耸肩说：“打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在这当儿，几个法国人进来了。他赶紧神色不安地走开了，好像庆幸自己没说什么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