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听说，那个青年的家人就惨死在那家医院里。然而又产生了个技术性问题：德国人杀害德国人，在不在审讯范围之内？
这时，主审官同陪审官们耳语了一阵。然后，敲下桌子宣布：审讯到此暂停，下午继续。
在威斯巴登审的，都还是纳粹的一些小萝卜头。大战犯关在三百公里以外的纽伦堡。次晨我就坐吉普直驱那里。
下士司机告诉我，他晚上还得赶回，好同一位金发女郎在邮政总局台阶上会面，所以车子一路朝东南方向飞驰着。我们穿过黑森省的农田，进入巴伐利亚。途中有时刚被释放出来的德国俘虏，背着行囊，三三两两走过。在“斜坡”、“拐弯”的路标之间，还有写着“耶稣救我”一类祷词的木牌。午后一点，吉普开到了纽伦堡的近郊。
一进这座关着大战犯的古城，就使我想到自己的家乡北平：也是那犬齿形的城墙，环城的护城河畔同样栽着垂杨柳。然而纳粹那帮歹徒，年年就在这里聚会：身佩卐党徽的SS踏着鹅步向希魔致敬，然后去铲除异己，屠杀犹太人。如今，在这座名城里关着二十三名没来得及自戕的纳粹头子。
这里接待记者的规模比波茨坦大多了。准备接待三四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住在距城二三英里的史坦贝村里。这是举世闻名的铅笔大王法伯尔的豪华别墅。花园占地二十亩，丛林幽径尽处，是大理石的雕像，旁边有喷泉。别墅分新旧两部分。旧的建于十七世纪中叶，新的是本世纪初兴修的。室内黄绫帷幔，硬木家具，颇有宫廷气派。由于战犯审判尚未开始，记者大都还没到，我一人住半个古堡，好不寂寞。晚间一捻电门，枝形吊灯上千盏齐明，住惯了节约用电的英伦，在这儿很不自在。
晚饭时，听大师傅口音不像个美国人。一问，才知他原是德国陆军坦克车队的了望员。战后由于他既会英语又擅长烹饪，所以就由俘虏营里获释。他是萨克森省人，那里属苏占领区，至今家小生死不明。
这时，一个美国兵也坐下来搭讪。听到大师傅是德国陆军的，就问他属于哪个部队。大师傅说是：“五十五坦克师。”
美国兵又问：“你打过比利时吗？”
口气间，巴望曾同他对过阵。
大师傅说：“打过，那是1940年的春天。”
美国兵失望地说：“唉，那时候我们还没参战哪。”
美国兵还不死心，接着问他：“去年打过哪儿？”
大师傅带着痛苦的表情回忆说：“我在荷兰驻扎了半年，就调到东线，打到列宁格勒近郊。后来退到黑海边上。”
看来那美国兵仅仅在比利时作过战，而且是在诺曼底登陆后。两个人实在未曾有缘在战场上交手。最后，美国兵把烟头在烟灰缸拧灭，走开了。
为了审判的便利，二十三名主要纳粹战犯都关在法院隔壁。我交出证明文件，负责的上校又打电话到记者营问明情况后，才在我领到的入门证上签了字。
走进监狱后，一道道的关卡真不少。我走过一道用木板沿着监狱院墙钉成的走廊。从木板空隙里，看到三个纳粹犯人正背着手在小院里散步，每人后边都跟着个持枪的卫兵。
陪我参观的上校告诉我，关在这里的战犯，不管他原来是什么角色，一律都囚在六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单身牢房里。每房各有床一张，上铺草垫；另有一张小桌、一把直背椅和一具抽水马桶。每星期由军队理发师为他们刮一次胡子。上校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战犯自杀。
登上台阶后，他说我可以由门洞看上一眼。
那是一座三层高的监狱，所有朝外走廊全用铁丝网罩起，以防罪犯跳楼。每层楼都是一间间的牢房，每间灰门上都嵌着一块方玻璃，上书战犯的姓名和号码。这里关的都是些混世魔王，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由于准备工作需时，这批大战犯定于十一月底开始审讯。我决定去访一下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
在去慕尼黑的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德国女裁缝。下面，是她在人声嘈杂的车厢里对我讲的一番话。她有三十五岁上下，瘦长脸儿，淡蓝色眼珠。
“中国先生，不瞒您说，我的未婚夫是个美国少校。我是在纽伦堡开裁缝店的，雇过十多个帮手。我同我母亲本来有一所大宅子，现在可全完了，炸得快光啦。可怜的德意志呀！我是下决心到美国去了。”
“我去慕尼黑干什么？可别笑话我，我要去找一位会相面的妇人。1938年我在纽伦堡罗森街住得好好的，她说，不出五年，我一定得搬家。果然被她说着了，英、美轰炸机飞来了，我的家挨了炸，只好搬到市广场去。她又预卜我将嫁一个说外国话的人。她真灵！我要找到她，问她：‘撒姆少校家里究竟有没有太太？我果真命里有运当俄克拉何马州的公民不？’”
“我不知道撒姆少校家里究竟有些什么人，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座城里。俄克拉何马州大吗？我要是写给‘撒姆少校，俄克拉何马州邮政局长转’，你想他收得到吗？从1939年，我谁也没爱过，只是规规矩矩干我的裁缝这一行。我对男人寒心透了。偏偏撒姆少校来了。哦，要是他这回骗了我，我再也不会爱谁了。我要等他一辈子。先生，你想他会骗我吗？他对我那么好，赌咒发誓说他一定娶我，还说：‘如果美国政府不许你入境，我就投效善后救济总署来德国，一直等到能带你去美国。’他是战胜国的军人，用不着这么满口答应。他要什么我就得给什么。我给了。先生，难道他会说假话吗？”
“撒姆少校是三个月以前到我店铺来的，说是要买一架莱卡照相机。我说：‘这店铺只卖女人衣服，现在连女人衣服也缺货。’他听了，扭头就走。他并不像另一个美国兵，在纽伦堡刚陷落时，用枪逼着我同他睡觉。撒姆少校同别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追了出去。他正失望地走着。我说：‘少校，你留下地址，如果买得到莱卡，我一定告诉你。’”
“过了几天，一个老主顾上门来了。我托他打听到了黑市的门路。不出十天，就问出了价码是一千支美国烟卷。我赶紧借了一辆旧自行车，骑了五个小时，受了多少次美军宪兵的盘问，才找到少校的兵营。一问，有个叫海尔曼的少校说撒姆出去了。我一留话，海尔曼就睁大了眼睛说：‘真有莱卡，你给我买下吧！我另给你一百支香烟作酬劳。’我说：‘那怎么成。原是答应给撒姆少校的，我得说话算话。’正在这个当儿，撒姆少校回来了。他听说我骑了五个小时车来送信，就感激得很了。接着又知道了我不收贿赂。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呕，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那么忠实！’他像小孩儿一样跳起来了。”
“他带了香烟取莱卡的那天，就住在我那儿了。他告诉我母亲，俄克拉何马是怎样伟大的一个州，又掉过头来问我：‘你想去看看吗？’我听了，半信半疑。”
“有一天，他在我床底下捡到一颗军装钮扣儿，就气冲冲地逼问我：‘什么混帐军官到这儿来过？’我说六年来，除了他以外，从来没有男人进过我的卧房。但是他不答应，咒骂我说，一切都完了。我一半为了安慰他，就扯了扯他的领子，忽然发现缺了一颗钮扣。我指给他看，他服了。他像小孩子似地跳跳蹦蹦地说：‘我的天使，我的心肝儿！这浑蛋仗已经打完了，咱们到俄克拉何马州开铺子去。’我说：‘我愿意给你生一个模样儿像你的娃娃。’他知道我已经三十六岁，足足比他大十岁，说：‘在你这个年龄生头胎，太危险啦。’”
“他为什么偏爱我，我可不明白。他说，在我以前，他有过一个十九岁的波兰姑娘，天天缠着他买这买那。自从有了我，谁也不要了。”
“于是，我们相互坦白起来。我告诉他：‘1939年我交过二个男朋友。一天晚上，他送我回家。我刚下车，一个黑影儿就钻进了他的汽车。原来他同时和三个女人相好。我们就这样吹了。’撒姆少校也说：‘我有过一个女朋友，有一回她向我借汽车用。回来后，我发现了男人在车里呆过的痕迹。’我问那女朋友：‘你跟一个男人到得克萨斯州去了吧？’她不承认，我就把证据摆出来，我们就吹了。咱们俩都上过别人的当，可不要彼此给当上了。”
“可是有一天，海尔曼少校遇见我，提醒我说；‘撒姆少校家里是有老婆的。’我说：‘如果有，他不会瞒我的。’海尔曼少校哈哈大笑说：‘所有当兵的都满嘴瞎话。’我把这话告诉了撒姆少校，他说：‘理他呢！为了莱卡的事，他至今一肚子气。’”
“可是，上礼拜五，撒姆少校忽然到我店铺里，说他得马上回美国，连行李都得随后运。他搂着我，吻了我一通，就跳上停在门口的吉普一溜烟儿开走了。我借了辆自行车，骑到他兵营，他们说他已经上飞机场了。我问站岗的哨兵可知道撒姆少校家里有太太没有。他们不知道，接着又讥讽地反问我；‘他有没有，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向一个军官要撒姆少校家乡的地址，（他大概是个中校）说：‘美国人的住址可不能随便给德国人。’”
“先生，你说撒姆少校会回来吗？他能是有了太太的人吗？我巴不得那位相面的太太还在慕尼黑。但是，如果她说，撒姆少校是结了婚的，我可怎么好呢！”
慕尼黑，这个曾经被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称作欧洲文明的一座灯塔，被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比作天堂的历史名城，在三十年代初不幸被歹徒希特勒看中了，成为他那帮恶棍的发祥地。因而在第二次大战中，它遭到了七十几次大轰炸，三万多名市民丧了命，一半建筑物化为废墟。地上横着破碎了的古希腊雕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埋在坍倒了的梁柱之间。慕尼黑市民低着头，溜着墙边，一路拾着美国兵丢的烟蒂，寻找着可以果腹的吃食。
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纳粹党头目聚会的那家啤酒馆，却依然立在那里，只不过受了点损伤。生了锈的铁门关闭着，洋灰墙上写着Burge Bran Keller。由铁门缝里一望，只见三十多名战俘正在锯庭院里的树。靠右角一座小楼曾中过烧夷弹，几百把铁椅卷成一堆面条。
我们喊一名战俘打开门，先走进当年国社党的书记处。那里，几个德国妇女正在帮美国红十字会做着点心。请我们就着杯咖啡吃了一块。隔壁就是当年国社党聚会的大礼堂，如今，改装成美国式的体育馆了，专供室内打排球用。国社党是在大餐间举行成立大会的。墙上写着“为巴伐利亚的义气和巴伐利亚的酒”。地板狼藉不堪。我们又绕道去贮存啤酒的地窖。要坐一架手摇的升降机，上面写明“载重200公斤，不得带人”。
慕尼黑的另一历史遗迹是1938年张伯伦、达拉第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的勃朗尼楼。楼已基本炸光。台阶上睡着一个老人，他说这原是卢德维希一世建的雕刻博物馆。对面是绘画博物馆。老人指了馆里的防空洞说，那天如果他没有钻进洞去，只差不到五分钟，就会跟那些浮雕碎片一样，被炸个血肉横飞。勃朗尼楼上，这会子飘扬着星条旗。
接着，我们又驱车直往达豪集中营。这是希特勒于1933年3月建造的第一座杀人工厂，也是在屠杀设备上最齐全的一座。二十八万无辜的男女曾在此丧生。这里也关过法国前总理布鲁姆、达拉第、奥地利总理舒斯尼格以及敢于公开反对希魔的德国牧师尼姆勒。如今，这里关押着五千多名党卫队队员。美国占领军正在集中营的一端修建着教堂。
小时逛东岳庙七十二司时看到的十八层地狱里的各种酷刑，跟这里的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东岳庙那些泥塑的刑罚只是为了儆世的，而这里的刑具上却血迹斑斑。毒瓦斯室外面竟写着“淋浴”。从天花板上那些莲蓬头里喷出来的却是毒气。用“洗澡”名义把囚犯骗进去后，便放毒气，无一幸免。从墙上那用指甲抠的一道道血迹，可以推想囚犯们临死曾做过怎样的挣扎。焚尸炉共四座，每座同时可烧六名囚犯。
由焚尸室拐入小跨院，在这里曾施过更为恐怖的酷刑。沿墙两边各有九只狗笼。将囚犯推进院中后，一声警笛，笼门一齐开启，十八条狼犬就向受刑者扑来。连撕带咬，顷刻之间活生生的人就变成地上的一摊鲜血。
此外，还有吊打、枪决以及注射毒剂等等五花八门的刑罚，使人不忍卒睹。我感到人这种动物，倘若没有“法”的制约，对同类发起狠来，诚然比猛兽更为凶残。我痛恨世上一切靠特务及暴力来维持的统治。
归途，吉普穿过树林，走过阿尔卑斯山下的村落。我一声不响。车子开到台根湖畔，我就下车进了第三军的记者营。晚饭是奥地利式的。在一只酷似画家调颜料的那种盘子里，分放着烤牛肉和酸白菜。我食而不知其味，一直对着窗外的湖水发愣。入夜，躺在床上，噩梦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达豪一行，使我对人类丧失了不少信心。
要看大战犯的审判，还得再勾留一个多月，而那么大的新闻，通讯社肯定会有详尽的报道。我心里在盘算着值不值得。恰好在饭桌上碰到一位加利福尼亚来的海军上尉，他只身刚从北欧开吉普车来此，想沿着阿尔卑斯山，穿过美法两个占领区去巴黎。他的拖车上有干粮、汽油和帐幕。他正要找个旅伴。中国人和加利福尼亚人在这儿简直就是一半儿乡亲了。于是，我就同记者营打了个招呼，跟他结了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