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柏林后，我就直奔伪政权驻德大使馆，并找到了困在那里六七年于兹的中国同学。这时，伪大使王揖唐的儿子早已逃往西班牙。同学们听说我不是来自伪满，而是代表重庆《大公报》的，就都热烈拥抱，并兴奋地谈了起来。
“不能不说希特勒这小子真有一手，柏林的地铁一直开到最后一天。”
“唉，这里的地铁太浅，中了弹就穿通。咱们将来修，可得修深一点。”
“纳粹这帮是坏蛋，可德国老百姓还是好的，特别是开公寓的中下层阶级。我几年没交房租，非但没赶过我，还供我饭吃。这回门口挂起了咱们的国旗，也算是报答啦。”
“国内得想办法早点让我们回去。我是学医的，他学工程。回去我们都有用。在这儿，成天价只找吃的。”
“国共和得了吗？和了有多好，我们就扬眉吐气了。”
“将来黄浦江也得修座桥，那时候，当小工我也干。”
说是喝咖啡，其实是木屑制的，可也挺令人兴奋。十八张——三十张脸；门一开，又是一张。张张都激动，神采奕奕，泛着对祖国的眷恋。我们谈将来台湾、海南岛的开发，谈香港也得收回。一位河南口音的同学又把话题扯到纳粹政权上，说：“德意志这个民族本来是很优秀的，问题就在放着好日子不过，好端端地搞起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了。”
另一个说：“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只是手段。目的呢？不外乎为了维持老希的宝座。我们将来也得搞计划经济，可就是政治上别走希特勒这种靠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统治的老路。”
事后，我在拍往重庆的电讯里，特别引用了这句话——千万别走希特勒的老路！
接着，又在他们的引导下，访问了其他幸存的同学，了解到每个人的情况。然后我给重庆报馆发去一个电讯，专门报道了旅德同学的状况。电讯里净是张王李赵，再枯燥不过了。然而刊出后，报馆接到许多有关亲属的函电，衷心表示感谢，老板因而对我也给予了褒奖。
小时候上学，有时遇上“过大车的”——就是载着死囚拉往天桥刑场的那种车。许多人围观，我却总缺乏那种好奇。有的死囚途中还大逞英雄，向路过的店铺要吃的喝的，并且扬声唱起二黄。其实，那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绝望与恐惧。我不是死刑反对者。对那些为害人类的败类，我赞成应当给予严惩。只是我鼓不起兴头去“观赏”这样的死囚最后的表演。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怎么热衷于采访据说将于10月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战犯审判。但是既然当了记者，守在欧洲战场这个岗哨上，我总不能佯作没这件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而言，这还是件意义重大的壮举：不是把歹徒不声不响地枪毙掉，而是让他们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并且准许有辩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受审，然后根据最后判决来处理。这本身就表现了民主国家与纳粹罪恶集团作法的截然不同。而且审判过程也就是揭露他们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深刻的教育效果。
10月5日上午十一点，我由伦敦乘飞机先赴法兰克福。今番是和平时期的旅行了，坐的不再是硬梆梆的运输机，而是架绿色的德蔻塔客机。坐位上还事先放好一匣冷餐：三明治、甜点心、四块糖果和一个西红柿。纸匣上有趣地印着一幅从古籍上影印的图案，下书“十七世纪的飞行观念”。画的是一具大木架，上系十四只巨鸟。架子下方坐着驾驶员，手挥布帆，以左右方向。同机的多是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也有几名军人。我是唯一的战地记者。
机翼下的英吉利海峡，法国的农村以至莱茵兰的树林，都是我曾跑过的地方。这次又从空中俯瞰一下，深切体会到和平时期的美好。可不知人们要多少时候才能把下面的废墟再变成田园。
下了飞机，瞥见机场上正停放着一架巨型客机。通身以红蓝二色画着作为美国国徽的巨鹰，这庞大银物身上还用英俄文标着“美利坚”字样。使人感到战后世界的现实：以权力威慑权力。
吉普把我载到距机场十二英里的威斯巴登，住进绿林饭店。这城虽不大，由于它有温泉，曾是沙皇以及各国贵胄的消暑盛地，有华丽的歌剧院和音乐厅。艾森豪威尔将军原打算胜利后把盟军总部设在此地，所以一直没把它作为轰炸目标。不幸，一次由于盟军驾驶员的失误，它终于也没能完全幸免。
走出旅馆，便来到市中心的广场。迎面，一座哥特式教堂的塔顶已倾斜下来，喷泉旁的俾斯麦铜像却依然挺立在石座上。四周蹲踞着的雄狮及和平天使都东倒西歪了。几个戴了美军钢盔的顽童一边啃着黑面包，一边在玩着捉迷藏。朱唇披发的女郎挽着美国兵的胳膊，嚼着口香糖，在闲荡着。残瓦堆积如山的街巷里，正有男人砍着木柴。能干的主妇提篮携袋，在旁边等着买劈好的柴。面包坊前排着老长的队。战犯监禁所四周围着铁蒺藜。一辆囚车停下来，路人就立即围观，想知道关在里面的是什么纳粹官儿。身经两次战败的老人溜着墙边踟蹰，背了书包的儿童还在跳跳蹦蹦。天晓得他们长大了，世界又将成个什么样子。
晚十点，忽闻汽笛声响。戒严了，没有通行证的德国人就不得出门了。
清早，我沿着湿漉漉的碎石子路去散步。蓦地传来一阵深沉悲壮的风琴声。原来那座钟塔已倾斜的教堂里，一名少年正坐在凳上练习。教堂大门被炸裂了，用石头堵起。墙上画着个指向地窖的白色箭头。空袭期间，那里曾充当避难所。
走过市政厅，看见山墙上有些石雕还是完好的。途中，我东问西问，就向莱茵河畔走来。德国人喜欢保留他们用卵石铺成的路。两旁净是结着栗形果实的七叶树。这时，树梢已染成金黄，叶间刷刷作响，地上时有爆裂的果实坠下。马路上过的不是红十字会车子就是美军的游览车。走过小丘，远远望到了微微闪亮着的莱茵河以及对岸的松林。
在多少诗歌和小说里，我读到过莱茵河的名字，仰慕过它那秀丽的风光。如果不是忽然奉召去美，三月间我本可以见到它——不过那时大概只能见到炮火下的它。如今，没有了隆隆的轰炸机，没有了耀武扬威的坦克。我是和平时期的一个巡礼者。这时，一位老者正倚杖望着一只风筝，河岸上栽着松柏，齐整得有如普鲁士的队伍。荒废了的码头周围正有几只海鸥在盘旋。“限乘190人，请勿拥挤”的招牌显示着当年这里的繁荣。河浪不时冲击着多苔的岸边，汩汩作响。河身放射着暗淡的银光。当年熙来攘往的江滨旅社，这时大门已生了锈。临江的阳台上悬起“美国红十字会”的旗子。
归途，在街角遇到一位黄面孔的行人。我试着用中文招呼了声“你好”。果然是位徐姓青田商人。承他引路，带我去参观了他栖身的救济总署临时难民营。
难民营由若干幢小楼组成。他指着一座白色的，说住的是波兰难民。旁边一座是希腊人的。难民们都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窗口。语言嘈杂，有如进了巴别塔。有的在吵架，有的也许在谈恋爱。总之，是个颇有生气的小世界。
徐君带我去看了他住的那幢。大部分是斯拉夫人。房里黑乎乎的，气味浓烈呛鼻。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妪正往面包上抹那才发下来的冷肉屑。几个小伙子边打闹，边烧着开水。房间凌乱不堪。厕所冒出的气味使我想到了故土。
“铁托将军还是米哈伊洛维奇？”我问一个正切着面包的青年。
他把刀一剁，翘起大指回答说：“当然是铁托。”
这时，进来一个会说英语的比利时年轻女人。她告诉我，1940年纳粹抓她哥哥来此做苦工。她不放心，就硬跟了来。如今，哥哥死了，她嫁了个美国兵。她眉开眼笑地说，不久一有船，就把她接去俄亥俄了。
在威斯巴登，我旁听了一次当地的纳粹审判。
公审纳粹时还准许律师出庭为战犯辩护，想不通的不仅仅是法制观念薄弱的东方人。英国律师会就发出通知，促请英籍律师拒绝受理这种在公堂上为歹徒辩护的委托。也许为了程序的完整，更可能是表现西方的司法尊严，审判还是在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进行的。
被告人是五男一女，都是海得玛精神病院的管理员：主任一名，大夫一名，男护士一名，女护士一名。另外还有一名登记员和一名专管抬埋的。他们被控的罪行是：注射毒剂杀害了4400名苏联及波兰人。
早晨九点，我就同美、法、波籍记者及一名摄影师由旅馆出发。审判在市政厅举行。台上已摆好六把椅子，背后是一面大幅的星条旗。台下分三排。最前面坐着六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其中三个是穿长袍的德国律师，三个美籍律师穿的是军服，腰间挂着手枪。他们后面坐的是六名被告，虽然哆哆嗦嗦，还可看出点凶相。再后面是德籍记者。台左边前排坐的是正副审判官和检查官，我们这些盟军记者坐在他们后边。大厅中间靠台处有两名速记官，手中各捧着一具录音器。此外还有翻译官二人，旁听席里，最前排是美、英、法、苏占领军的长官，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及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他是联军人员中唯一着便服的。再后就是美军官兵、红十字会及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听众中间有不少德国人以及刚从集中营里放出的难民。
这时，辩护律师正在同被告低声谈着什么，摄影记者各自选着角度在拍照。广播员在试着音，朝麦克风嚷着：“纽约，纽约。”美国士兵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翘首望着那七名被告。
九点半，主审官偕五位上校级陪审官进入法庭。就座后，个子魁梧、腰挂手枪的主审官宣布审判开始。先由辩护律师一一介绍被告。主审官和律师同时举右手宣誓。接着，译员也举手宣誓。最后六位陪审官起立，举右手宣誓：“在上帝面前，大公无私；审判结果公布前，绝不泄露。”
于是，审判开始。检察官列举一连串事实，指控被告犯有杀人罪。律师则起立辩白被告无罪。主审官坐在台上面无表情地注视这一切，只偶尔为维持秩序而敲下桌子。那七名被告则用手拢着耳朵谛听着自己的罪名。
当检察官站起来控诉被告有预谋地杀害了4400名苏联及波兰籍苦工时，一名律师忽地起立反驳说，当前这个审判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被告并未谋杀美国人。只有涉及美国人，才有权审理。（二）苏联根本不是日内瓦国际公约签约国，因此，无权受该约保护。
主审官站起来说：（一）倘若国际公法不能对谋杀4400人的案子进行审理处治，那人类的悲剧真不堪设想！除了国际公法，还有陆军战律，美国也曾签过字。该战律明文禁止虐杀战俘。（二）贵律师说苏联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过字，但德国及俄国均是1907年的《海牙公约》的签约国。根据该约第四十六条，对战俘的生命安全应予保证。如今，美国既是德国的占领国，自然有权审理谋杀与美国结盟国家公民的罪犯。
辩护律师又起来反驳说，被告都不是军人，从司法立场看，他们不应对虐待战俘一事负责。接着又援引《纽约客》里的一段不大相干的话。
主审官说，他手边没有杂志可引，如有，他也不屑在这样场合来引。接着他厉声问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这里就表现出英美司法的一个特点：在罪证未成立前，被告原则上依然是无罪的。
六名被告作贼心虚，又不懂得英美的司法传统，没敢吱声。他们的律师则站起来，替他们回答说：“无罪。”
这时，检察官揭露被告截至1944年7月1日止，曾分批给战俘注射毒剂，被注射者数小时即毙命。尸首运到地窖埋葬。他还证明送去的战俘根本未患精神病，该医院也没有医治精神病的设备。所有病历都是登记员一手伪造的，说住院十天或两周，其实当晚就被杀害了。
以上控诉都由速记官记下，译员逐句译成德语。然后宣布休息。
重新开庭后，主审官问明被告听懂了控诉书否。接着，第一个证人上来。是个五十岁上下、棕色头发的瘦削女人。她颤微微地说，她名叫密娜索珂，从1940年到美军攻占为止，始终在这家精神病院服务，负责收拾床铺。经过盘讯，她承认自己也给病人灌过药水，只是矢口否认预先知晓药水的作用。
“你怎么晓得要来病人？”
“看护吩咐我准备十五个床铺。”
“什么时刻？”
“夜里十一点左右。”
“事后谁来检查过？”
“女护士胡芬。”
于是检察官站起来，让证人确认胡芬。
七八个摄影记者从各个角落对准了被告胡芬——一个满脸横肉的凶暴女人。她多一个字也不说，步步为营。
“病人是脱光了还是穿着睡？”——“穿着。”
“后来呢？”——“亨利·葛洛夫走进去。”
“进去干什么？”——“打注射针。”
“打完了以后呢？”——“都死了。”
“多久以后？”——“一两个小时。”
“死的人中间有女人吗？”——“有五个。”
“小孩呢？”——“两个。”
“几岁？”——“三四岁。”
“小孩也被注射了？”——“是。”
“死了以后呢？”——“抬到地窨里去。”
“谁抬的？”——“汉斯·布鲁姆。”
焦点又转到歇顶的布鲁姆身上了。检查官大声问了一句：“运到那房子里的病人，有活着出去的没有？”
他眨了眨眼，回答说：“没有。”
最后，身着上尉军服的律师叉着腰问证人密娜索珂：“医院里一共杀害了多少人？”
她无精打采地望着主审官，回答说：“我不记得了。”
律师插嘴问：“有一万吗？”
她回答说：“没那么多。”
“五千吗？”
她仍摇头。
“是四万三千人，”听众中间一名德国青年用德语嚷道。
这违反了法庭程序。在场维持秩序的宪兵赶忙拥上，要把他拖出去。摄影记者又抓镜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