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吧间，一个矮胖的法国人要用法郎向我们兑换美元，没成交。接着，我们聊起政治来。那时贝当元帅正在受审。他问我们的看法，可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先发表了意见：
“当河水汜滥时，你不应责备那个想堵住而没成功的人。应该追究以前没筑好堤的家伙们，像布鲁姆，像达拉第……”
去车房把车开出时，旅伴发现他心爱的一只手枪不见了。再一查，军用干粮也少了两匣。原来拖车的荷叶被人撬开了。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忍不住发了脾气，大声嚷着：“美国军官要见警长，报告盗窃案。如果没人管，我要打电话给华盛顿了。”
警长正在吃着早餐。隔着窗口可以看见一个红光满面的中年胖子，臂上三道金箍。他无动于衷，正在呷着一大杯咖啡。
我们沿着康斯坦茨湖西行。由于看错了地图，两度闯到瑞士的门槛。中立国的面孔好严峻啊！没有入境签证，什么证件也白搭。旅伴去办交涉时，我被七八个孩童围起。这些都是没吃过战争苦头的娃娃，一个个脸蛋儿红得像苹果，吃得胖敦敦的。对我只表现了好奇（我也许是他们生平见到的第一个亚洲人），不像德国等地的儿童那样伸手要香烟，要口香糖。他们没遭过战祸，因而仍保持着人的尊严。
开入法境后，在田里干活的农妇们老远朝我们热情招手，孩子们追着要“巧克力”。穷是穷，但这里的人们脸上清楚地写着“自由”。
此时，西欧还有近两百万名美国军人，大都转战了两年以上。眼下交通工具不够，不能一下子都复员回国。司令部就抓紧这段时间，一方面分批组织人员参观游览，一方面大办“现役军人职业大学”，为复员后的日子做准备。
他们把瑞士分作四个游览区，可以任选一区，为期两周。所有护照手续以及交通住宿均由司令部代办，每人只需掏四十美元。除了“犒赏”，还有意识地增进士兵的知识。
我参观了一个接待中心，是借用一座法国兵营办的。纳粹时期，这里也曾作过集中营。地方像个风雨操场，足可容八千人。里边设有“剧场”、“餐厅”等。楼房用木板隔开，另有“修补军装部”、“修指甲部”、“理发室”、“啤酒馆”等，一切都是免费招待。服务员均着绿色军装，背后印着两个大写字母：PW（战俘）。墙上有告示说：“服侍你的都是俘虏，请不要付小费，不要赠送礼品，也不要向他们道谢！”
于是，昨天还驾了飞机、开着坦克侵入别国领土的德国军官，如今也许正戴上顶针，俯首在为芝加哥或纽约来的征服者补起裤子。
胜利者与战败者就是这样截然分明。
战俘的另一定义，大概就是不需付酬的劳力。吃早餐的时候，连我一共才五个军官，却有十几名年轻力壮的战俘在毕恭毕敬地侍候。说修理一下吉普再灌汽油，五六名原工程兵的战俘立刻各持工具，一拥而上。我看到战俘吃的面包是黑色的，他们上的茅厕是砖砌的。
离开米卢兹不久，便望到那带有自我讽刺意味的马奇诺战壕了。通往巴黎的十九号公路已被重型坦克践踏得不成样子了。沿途一车车地过着德国战俘。我想起美军《花旗报》上的一段话：
法国当局因缺乏劳力，不断向美占领区索要战俘。一开口就是150万名。送去后，法国又没有粮食供应。于是，美国又根据租借法案拨给粮食。但是法国当局并未把那粮食全部用于德国战俘，以至俘虏营中病亡人数与日俱增。
美国红十字会为此向法国当局提出抗议，因为那些战俘是从美占领区拨过去的。
过马恩河时，见岸边一家吉普赛人正在帐篷外烧火做饭。这个无领土无国籍的游荡民族，倒似乎是今日欧洲最无忧无虑的幸运者。此时，天色已暮，乌鸦轰然由田里飞起。远林蒙着一层薄雾。树林后，月牙儿徐升，清光照遍树丛，也照在美军阵亡将士的墓地上。白石嶙峋，一望无际。
在塞那河畔的古城特鲁瓦过了一夜。次晨去消防队，撩着太平桶里的水洗了个脸。解放了十四个月后，邻近巴黎的这座省城连苦水每天也只限供几个小时。
战争啊，战争！只为了一小撮野心家妄想称霸，就害得千家万户陪着遭殃。
1945年岁末，我收到胡霖先生一封信，开头是对我这个时期工作的肯定与表扬，并向我解释我拍回的大批电讯中，由于怕刺激当局，一小部分未能刊出。也有的刊出后引起过一些麻烦，例如当时驻渝的波兰大使就曾对我写的一篇关于波兰局势的报道提出过抗议。但胡社长认为记者就应根据事实去写，信中并没有责备我之意。信尾，他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想在1946年尽早把我调回报馆设在上海的总管理处，问我个人的意向。
现在回顾此事，我认为倘若我再拖两三年，等中国上空的尘埃落得差不多了再回国，情势会大大不同。自己是个不带地图的旅人，站在漩涡之外，还略能看得更清楚些。当时有格温在身边，我在国内没有亲人可奔，而战后在东西欧又大有可以报道的，对国内也会有借镜的价值。那样，我个人的命运也会好些。
然而去国七年，我太想“家”了。我恨不得插翅立即飞回去。我在回信中，对老板的建议表示了毫无保留的同意，并答应随时准备办理移交。
接着，报馆老板又来一信，要我离英之前，到瑞士跑一趟。这也正合我意。我一直想去免于战祸的一个中立国访问一下。葡萄牙和瑞典固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我更为向往瑞士。从慕尼黑出发，十八天之内我两度叩过瑞士的大门，都没能进去。我想看看：没有挨过轰炸，没有施行过配给和战时禁令，跳出爱与恨、友与敌的界限，立在斗争圈外，独自不偏不倚地掌着舵，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究竟是怎样一种滋味。
因此，瑞士之行是我向欧洲的告别旅行，也是继英国大选之后，我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又一次体验。
我走访了首都伯尔尼和北部名城巴塞尔，在雷梦湖畔的和平废宫日内瓦以及曾经作为托尔斯泰一篇小说背景的卢塞恩各盘桓数日，深深为瑞士秀丽的山水所陶醉。阿尔卑斯岭横过瑞士的那段，大都巍峨奇峻，山下遍是湖沼。雷梦湖弯曲如弓鞋，苏黎士湖细长若锦带。有的湖中套湖，像洛加诺湖就仿佛玉环般地套着意大利的马乔利湖。山间还常有冰河，阳光映在雪坡上，现出层级的痕影。
我还去了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卢加诺，也登上了阿尔卑斯山三巨峰之一的少女峰。
一边游山逛水，脑子里一边始终转着一个问题：由三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四个语种和两种宗教组成的瑞士，为什么能相安无事，团结得这样好，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呢？百年来他们既无外患也无内忧。可论资源，它贫乏得仅仅比撒哈拉大沙漠强一些。是个重工业国家，可是既不出钢铁，也没有石油，它所产的煤只比黄土颜色深一些。论交通运输，它既不临大西洋，也不靠近地中海，是个随时可以遭到邻国封锁的内陆国家。然而它的工业极为发达，伦敦北部的电动火车是苏黎士造的，剑桥和巴黎的原子分裂机也是向瑞士订制的。至于以钟表为首的轻工业品，更是遐迩驰名。瑞士人固然有勤劳和工作认真的美德，但那显然不是他们成功的全部因素。
两周的访问，我时刻在寻觅着这答案。
我发现在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杆来复枪，男人都服过兵役，然而全国职业兵却少到微不足道。这样，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避免产生武人阶级。
我还发现瑞士总统并没有罗斯福、丘吉尔或蒋介石那么大权柄。他得绝对听命于议会，而那个议会又是全国二十五个省议会所组成的。至今，省议会的选举还像中古时代那样，在露天举行。
这个小国还是以国联为首的许多国际和平组织的所在地。瑞士处在战争圈之外，可日内瓦的万国红十字会在六年欧战中，曾为双方被俘人员传递了五千万封家书，分配了近亿件慰问包裹。在他们登记室的卡片匣里，有五千万张卡片，上面纪录着战俘的转移、踪迹或死亡记录。数百名女工作人员（有领薪的，也有尽义务的）每日都在登记或查找着卡片。我随手翻了一下卡片匣，每张寥寥数行，都是一篇酸心史：
“汉堡上空击落，死于军医院。”
“在贝尔森集中营患肺结核，旋即不救。”
中国在亚洲组中仅占一角，死亡者大多是英美沉船上的海员。
在瑞士，很少看见警察巡逻。这不能不归功于教育的发达。他们有七家大学，四百种报纸。这是大思想家卢梭及心理分析家荣格的故乡。它曾吸引众多的欧洲学者。德国哲学家尼采、法国评论家圣勃夫都曾来此讲过学。但瑞士把教育重点放在中小学上，所以它是地球上文盲消灭得最彻底的国家。
在苏黎士开往日内瓦的二等火车上，我同对座的一位中年人聊了阵天。他顺口讲出许多数字，我很吃惊他对瑞士经济情况那么谙熟。及至他在伯尔尼下了车，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粮食部长。据说一个来瑞士度假的美国兵在一辆电车上大谈美国如何民主，人们随时可以进白宫去见总统。那个瑞士人只说，在瑞士，总统和平民没有界限。
“你见过你们总统吗？”美国兵有点不服气地问。
“我就是。”
我不大相信这个故事，可驻瑞士的中国使馆里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总统确实乘电车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