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英国官方及私人宣传媒介眼里开始有了中国。出版社约我写书，电影公司邀我为他们编了一部《中国人在英国》的影片，并在影棚中仿制了我在剑桥王家学院的书房，在那里录下了我的解说。英国广播公司自然也动了起来。他们约请了一些驻伦敦的盟国记者用各自的母语向本国听众广播，内容不外乎欧战局势以及英国的战争努力。记得美国的客座广播评论员是《纽约时报》驻英记者，中国方面找的是我。我向重庆广播的日子仿佛是星期二。电台要求我头一天把要播的内容译成英文。播时则用中文，并且是作为我个人对战局及战时英伦的观察。
当时欧亚战局已成为一条战线了，所以观点大致一样。每次头天送审，第二天都照播，没有过任何纠葛。几个月来，进行得都很顺利。
有一回，不记得是在评论什么事情时，我谈到了印度独立运动。抵英后，我同旅居英伦的印度作家穆勒克·安那德一直很要好——他曾把他用英文写的一本书献给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我则几次为了印度独立问题同英国人吵过嘴。记得第一次是在东方学院教授休息室。一个在印度当过殖民官的同事一听我说印度终有一天会独立的话，马上就忘记绅士教养，同我粗脖子红筋地吵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进过那间发霉的休息室。
在那篇广播稿中，我谈到了中印两个古国的友谊，对印度独立运动明确地表示了同情。
我照例事先把广播稿译成英文，提前一天送往电台。过不多久，电台就派专人把我的广播稿送回，并附了一信，委婉地要求我把有关印度独立那段删掉，改用他们另写的一段。
评论既然是用我个人名义播的，我想这个做法不合情理。于是，我写了一信，大致是说，如果英国国王陛下政府要就印度问题有所评论，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去发表。我无意充当国王陛下政府的代言人。
信写好，我就比规定的广播时间提前一个钟头去英国广播公司，把它交给楼下接待室就回了家。
听说那段时期他们改播送了音乐。从此，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述评就不再以个人名义而改由雇员播送公司审定的讲稿了，后来公司远东组组长乔治·奥维尔还邀我对美国及印度作过文学范围内的专题广播。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身份发生变化后的一件事。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我坐在一辆沿着滨河大道奔驰的公共汽车里。后排突然有个喝得半醉的乘客用赛马场上的行话连声嚷着：“嗨，你押错了马！”他越嚷越激动，后来干脆把头伸到我脖颈后了，酒气喷得我难以忍受。这时我才察觉他是在朝我嚷，就回过头来瞪他一眼，质问他为什么这样无礼。“因为你是个小日本”我纠正他说：“不，先生，我是中国人！”
这下更麻烦了。他马上站起来，一屁股坐到我身旁。先是一长串道歉的话，然后向我歪歪拧拧地行了个军礼，可着嗓门嚷道：“向伟大的中国致敬！”这时，整个汽车里的乘客也都随声附和地向我表示起敬意。汽车继续在伦敦那狭窄的马路上行驶着，车里却好像出现了一支交响乐队，而坐在我身边的那位醉鬼则是位独奏演员。他忽而仰起头来，眼珠朝上打几个滚儿，然后双手抚着胸脯，无限感慨地说：“啊，中国，李白的故乡！”然后弯下身来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随即再度仰起头，照样表演一番，说道：“啊，中国，火药的发明者！”接着又是一次握手仪式。
看来在醉意朦胧中，他很想把他肚子里那点关于东方的渊博知识统统抖擞出来，而且他越嚷越坐得贴近我，有时甚至像是要拥抱或者做出更亲昵的动作。车上旁的乘客倒蛮开心，可是我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加以他那酒气使我几乎窒息。车一停下来，我就坚决地挣脱了他，赶忙提前下了车。公共汽车开动了，他还从窗口伸出那红涨的脸蛋，热情地向我挥动着手里那顶鸭舌帽。我目送着远去的汽车，无限惭愧地想：一刹那间我成为祖宗的光荣和当代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斗争所建立的功绩的化身了。
一个人在国外往往代表的不仅是他本人，在他身上经常反映出国家的地位。反过来说，我在西贡的遭遇，反映的也同样是这个“国格”与“人格”问题。
英国食粮一向靠进口。一打仗，海上纳粹潜艇出没频繁，所以就成立了农业大军，岛上自搞农业。一时连国会大厦门前的草皮也全铲掉，种上了马铃薯。
不搞农业的话，也可以干别的。1941年，公谊会把四十位英国青年组成一支救护队，志愿到中国抗战前线来帮助我们从事医疗工作。也就在这时，我同公谊会救护队有了一段姻缘。
这个队要求我所在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为他们动身前举办一个短期训练班，要在三四个月里，教会他们日常华语以及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粗浅知识。东方学院指定我和另一位讲师西门先生负责此事。训练班设在英国中部伯明翰郊区卡德伯利公司的一座仓库里。该公司是英国三大巧克力托拉斯（都是公谊会的）之一。学员来自英国各地区各阶层的青年，但他们都是“良心反战者”，拒绝服兵役，倘若是在上届大战，早就给囚到爱尔兰海中的人岛上去了。英国总结了上届战争的教训，改了办法。
“良心反战者”大致可分作三类：一、宗教的，如公谊会教徒，他们戒杀。二、道德的，如有人认为杀人违反人道。据说其中有的在学校时连童子军也不肯参加。三、政治的，在苏联未参战前，英共党员遵照党的指示，认为打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所以拒绝参加。“良心反战者”如属兵役年龄，在接到入伍通知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向法庭申诉。如果法院认为不是借口逃脱兵役，即可批准从事非战斗性职务。
公谊会也叫朋友会。它原名“贵格会”，是十七世纪一个叫乔治·福克斯的英国人创立的。“贵格”的意思是“颤抖者”，是基督教中崛起的一支“造反派”。它的教条常同政府法令相抵触，例如他们坚决反对在法院或任何场合宣誓，因而三百年来不断受到政府镇压或制裁，有的流放到异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是贵格会的另一中心，它的首府费城别名贵格城。这个教派在历史上有过不少值得称赞的主张。他们曾坚决反对贩卖黑奴，并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就主张教内男女平等，妇女也可以当牧师。
我同这四十名公谊会救护队队员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大大增进了对英国的了解。我问过其中几位，为什么选择去中国从事救护工作，他们回答说：“中国人素来是爱和平的，是日本欺负中国，从1931年就开始侵略，弱肉强食。我们愿意为中国做点事。”换句话说，是出自一腔侠义之情。
他们这种心情决定了我与他们之间不是一般师生关系。我怀着感激之情，就中国的语言、史地，风俗习惯，尽我所能地介绍给他们。
结业后，他们就前来我国，主要是在滇缅前线上。1946年我回国，住在上海江湾。公谊会的总部恰好也设在那里，因而同他们常有些往来，才知道为了协助我们抗战，他们曾冒了不少风险。四十人中间，有的牺牲了，有的终身染上重病。战后，有些人志愿留在我国，投入工合运动，其中还有去解放区工作过。1948年我就曾邀请其中的一位，去复旦大学我教的班上讲述解放区情况。因为讲者是英国人，用的又是英语。校方并未干涉，外间更不知晓。全国解放后，我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彼得·唐森（他也是四十人当中的一位）还作为外国专家留在我国，1952年才回英，现在他是英国《艺术》杂志的主编。他们同宋庆龄女士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五十年代初，有一天《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译载了斯大林接见以邓肯·伍德为首的公谊会代表团的会晤记录。邓肯也是最初那四十名青年之一。从那个会晤记录中，我了解到这个非战组织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重要性。
在拥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这一伟大事业上，我们同公谊会是大有共同语言的。
在公谊会成员中，和我最熟稔的是麦芝瑞·弗莱。可惜她在1958年去世了。她是英国社会改革家。1940年冬，她曾邀我去她在乡间的茅舍度周末。晚上，她捧出一叠旧报刊来，对我说：“翻翻吧，你会发现这里有另外一个英国。”我在灯下一页页地看，那是1840年前后英国下议院的记录。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她在一页上特别做了个记号。原来是她的曾曾祖父在议会辩论中大声疾呼地反对“对中国的不义之战”。他质问说：“为什么要把鸦片这种毒品贩到中国去？中国拒绝，为什么就悍然动武？”长篇的发言，真是慷慨激昂，令人感动。
她问我读了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当然十分钦佩您那位曾曾祖父的仗义直言。只是他的发言并没能阻拦进攻虎门的英国炮手少发一颗炮弹，更没能制止整个那场侵略战争。”意思是说，议会只是个出气筒，而不是决定国策的地方。
今天再回顾此事，就感到那位老“贵格”远在1840年于英国议会里大声喊出的“不”字，正如“贵格”们在十七、十八世纪对贩卖黑奴所喊出的“不”字，是多么可贵啊！那一声“不”，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而在历史长河里，最终的胜利者总是那些坚持原则、富有正义感的人们。
1984和1986年两度访英，都曾与公谊会国际和平专家西德尼·贝利相聚，畅谈往事。公谊会还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东西方外交官联谊会。贝利是主持人。他邀我去那里谈了一下近十年来中国的变化。
1939年初抵剑桥时，我曾住在郊区密尔顿村的一幢两层小楼里。老友于道泉住楼下，我住楼上。我只置办了桌椅和一张沙发床，屋子空荡荡的。窗外是一片树林，草地上牧放着牛羊群。远处可望见镇上教学的尖塔，左近还有间酒馆，字号“金鹿”。
后来为什么搬走呢？说来很泄气。那时于道泉兄正在研究鬼学。他书架上满是这类书籍，如《死后四十年与阳间的交谈》之类。我并不信鬼神，可我小时因受过惊吓，有害怕黑暗的毛病。我翻阅了几本鬼学书之后，本已毛骨悚然。后来夜间总听到楼下些咭咭喳喳声。我怕他是在与鬼魂交谈，吓得在被窝里直打哆嗦，难以入睡，只好搬了出去。
于是，我搬到一个意大利家庭来住——我在《珍珠米》一文中写到过那对房东夫妇，同住的还有目前在伦敦开“忆华楼”餐馆的老板罗孝建。凡齐利夫妇膝下有一儿一女。凡齐利先生在大学教意大利文，是个黑守党。太太则是位激烈的共产主义者——我可不知道她有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但她非常关心时事，喜欢发表意见，而她的观点几乎全部来自克里姆林宫。每餐一上完甜菜，凡齐利先生就开始他唯一的那件家务了：从罐里取出咖啡豆，放在一个木制手摇捣碎机里，把那棕色硬豆磨成粉末。随磨，随同凡齐利太太抬起杠来。辩论就在浓重的咖啡气味中开始了。出于礼貌，开始他们还用英语，因此，我们也能大致听懂。太太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战争。”先生说：“斯大林要是不跟希特勒签订那个不仁不义的协定，战争根本打不起来。”太太当然也绝不示弱。她数落开大英帝国的罪愆，反问：“张伯伦也配谈什么仁义之道吗？他为什么出卖捷克？”
随后，“放屁”“胡说八道”一类强烈用语都喷射出来了。由于激动，两位武库里的英语词汇显然已经不敷应用。等真正喝上咖啡时，他们也顾不得礼貌，就用意大利语拌嘴了。嗓门之大，气势之凶，我老担心他们会由舌战发展为动武。
多年后，听说有个意大利观众看到荧光屏上出现了本国的球队在国际比赛中输掉的镜头，竟气得把电视机从窗口里扔出去。我便蓦地想起了凡齐利夫妇。
像他们这样招一两个外国留学生来住的家庭，在大学城里到处都是。一般总是在《剑桥新闻》分类广告栏去找。如“某街某号有空房，每周若干先令”。其中，有管三顿饭的，也有只管早餐的。说也真巧，这样的家庭公寓里，房东大都有位千金，她们被戏称作LLD（法学博士），即是“房东太太的女儿”。这些“法学博士”情况各有不同。凡齐利的女儿艾丽思家教很严。每天下了学就得坐在琴凳上没完没了地弹。她的有些练习曲，至今我还记得，因为我就住在那架钢琴隔壁。也有的“法学博士”家里管得不严。于是，星期六晚上就不定挎上谁的胳膊去看电影了。有的仅只看看电影，相互解解闷，亲昵一阵，道声“晚安”就分了手，有的则不止于此。
一位叫张迈可的湖北同学就过了线。我去巴茂茨海滨小住的时候，他正同一位叫鲁丝的“法学博士”俨然像夫妇般地在那儿的一家公寓里同居。黄昏时分散步，常在海滨相遇。鲁丝倒满不在乎，迈可则一再解释地说：“我们真正相爱了，决定结婚，一道回中国去。”我还逗鲁丝说：“你舍得离开英国吗？”
她把身子扎到迈可怀里，撒着娇说：“他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