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蹑手蹑脚地跛了进去。里面阴森森的，弥漫着幽香，使我感到无限神秘。教堂的穹顶可比家里寺庙的大雄宝殿巍峨多了。肃穆、庄严，走在里头使人觉得卑微藐小。两旁彩色玻璃窗上，拼凑出《圣经》里的人物形象。一些工人正在祭台周围堆积着沙袋。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低垂着头，愁容满面，无助地望着祭台下那些背着防空面具在祈祷着的善男信女。他们要么在祷告天主扑灭这场已经燃起的战火，要么在祝愿法兰西在这刚爆发的战争中取胜。在侧面一间小教堂里，正在举行一台黑弥撒。中间放着一口棺材，那好像象征着人类二十年来的一场和平好梦的破碎。披着黑袈裟的主教在摇晃一只檀香炉，像在祝福吊丧者，又似在向死者告别。
忽然我记起等在教堂门外的老王了，就赶紧奔出教堂。但他早已无影无踪。一看表，我竟然在教堂里盘桓了足足两个钟头。相处了一个月的旅伴，就这么不辞而别，未免感到惆怅。我后悔甚至没同他交换一下住址。转念一想，即便交换了，在信中我们又有啥可谈的呢？仅靠肤色和国籍，人与人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为了图上车方便，我在巴黎北站找了一家小客栈下榻。正像西方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楼梯窄，天花板矮，房间发霉，老板娘又胖又凶。当我正和中国驻法使馆一位朋友通电话时，她突然从背后抓住我的双臂，把话筒抢过去，瞪圆了两只金鱼眼，责问我说的是哪国话。我告诉她是中国话。这胖婆子使劲把电话挂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嚷道：“在法国，只准讲法国话！”
晚间在火车站上，一幕惨景映入眼帘。巴黎北站人山人海。情妇、妻子、母亲，一个个都挤在人群里，两眼发直，用手抓住全副武装的英雄——马奇诺的战士。我看到一个送儿子的妈妈。千嘱咐万叮咛，紧紧地又抱又吻，临了又递了个小手巾包给他。儿子已消失到队伍里了，她却还依依不舍地站在那里，边嚷边挥手。
英法间的轮渡共有三四个，这时我考虑的不是哪条安全些，而是哪条还畅通着。我在车站饮食摊上吃了点三明治、咂了杯苹果酒之后，就登上开往布伦的火车。
巴黎郊外起伏的丘陵、菜圃、枫林太媚人了，恍若赛尚的风景水彩。我完全不晓得当晚将歇在哪里。快到布伦时，才开始物色去伦敦的旅伴。运气不错，我挑的刚好是英法间仅通的一条线路。
地图有时令人捉摸不定。有些地方在图上看来很近，走起来路却长得很。红海就比地图上所标的长多了。但英吉利海峡却又近得出乎意料。船开出这“怒海”半个小时，不列颠的福克斯通港口便遥遥在望了。我不禁联想到由南京到浦口。
距离不长，可英吉利海峡的风浪大得吓人。船忽而像爬上峻岭，忽而又跌入深谷。我几次想出舱门观赏一下把英国同欧陆隔开的这道海上长城，可甲板上根本站不住人。
我挨个儿打量了一下同船的乘客，这回我可是唯一黄皮肤的了。乘客多半是去大陆度夏或上学的英国人。有一家人是刚从瑞士回来的，母亲一个劲儿地跟孩子们说着并不高明的法语，为的是不白花这笔度假费用。也有在大陆侨居的，他们想必认为，同样是受难，回到自己家乡毕竟比流落在异邦心里踏实，并有同祖国共存亡的慰藉，所以才匆忙赶回英国的吧。
在大餐间，我遇到一个中年妇女，问我是不是由米卡多（天皇）国家来的。我告诉她，我是那个野蛮国家的对头。
登岸后，手持护照走向海关时，挤在我后面的一位中年乘客用不大地道的英语同我攀谈起来。我才知道我在此地虽是唯一的黄种人，但并非唯一的外国人，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一旦知道我来自中国，便打开了话匣子，说她是希腊雅典的，问我对欧洲的初步印象怎样。我说，初来乍到，还很难说。
“你应该更往深处想想。”这位女哲学家还不知道等下她能否平平安安过关呢，就在人丛中倔强地大骂起物质文明来了，“至于我呢，可看不上眼，欧洲自从有了科学，就没平安过一天，害得你们也搅在里面。人类得有条路可走，欧洲的肯定不是条路。”
许多人都注意起我们来。幸好这时要分成组查验证件，我们被分到不同的组。我们眨眨眼，互祝着对方的好运。
不列颠这个岛国，平时有雄厚的舰队从世界各个角落运进必需品和奢侈品。宣战之后，运输船受到敌人潜艇的威胁，供应可就紧张起来。英国当时正面临着如何喂饱岛上这四千多万居民的严重问题，难怪水上警察局那位大胡子官员望着我的护照皱起眉头。放行？估计上面可能有过什么指示，不让外国旅客入境。开红灯？在他面前摊开的又分明是伦敦大学的邀请信和内务部签发的入境许可证。
官员捋着大胡子琢磨了半响，又拿着我的证件跑到里间去请示。这时，旁的乘客都已走光。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万一不准入境可怎么好！误了开往伦敦的火车也够麻烦呢。
过了好一阵子，大胡子才出来，并且把证件还给我，彬彬有礼地说：“欢迎你来！不过，眼下可不是很好的时刻，所以……”说着，他指给我看水上警察局局长写在上面的批语：
暂准登陆居留两个月，再由内务部核定。
意思就是说，入境证既然是内务部开的，底下的责任也归他们负吧。
上了火车，里里外外都没有灯光。再想找刚才那个诅咒欧洲文明的倔强的希腊妇女，却早已没有了踪影。
三、由“敌性外侨”到“伟大盟友”
我第一脚踏上英国土地，周围是一片昏暗，黑得连邻座乘客的脸也看不见。快到伦敦维多利亚车站时，我才在黑暗中和对面那位陌生人交谈了几句。原来他旁边坐的是他的新婚太太，两人是去南意大利度蜜月的。今晚他们就得换夜车回苏格兰。然后，他就入伍了。
在战争中，人就像墙上的影子：一晃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等待自己的，是怎样一份命运。
乍下火车，我在那大车站上转了半天磨，终于，还是一位脚夫把我领到那家“又好又不贵”的威尔顿旅馆。
撂下行李，我很想出门走走，看看星夜下的伦敦塔。但没走上几步，就折了回来。我估计摸黑没希望再找到这家旅馆的门。而且，已经九点多了，我还没吃晚饭呢。肚里只有在巴黎北站买的那杯苹果酒和两块三明治。
我刚在角落里一张小桌落坐，便踅来一位黑皮肤姑娘。她坐在我的斜对面。肤色使我们相互点了个头。她举止文雅，颇有点贵妇人的风度。
饭后，我去听无线电广播时，她又凑过来了。多巧，她也是刚下榻的客人，而且明天就走，是来英国游历的。问她是由非洲什么地方来的，她说家在西印度群岛的巴哈马。我的地理知识太贫乏了，问她离哥伦布登陆地方有多远，她说，当年哥伦布就是在那个岛上登陆的。随后她告诉了我许多巴哈马的故事。说起先前电车上黑人坐后面，白人坐前面。有一次出了车祸，前面的白种乘客统统受了伤，后面的黑种乘客却安然无恙。打那以后，次序就掉了个过儿。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时，我送她上车。她说，从伦敦到利物浦港是保险的，那以后只好听天由命了。这就是战争。
还要过几个小时才轮到我上车，但不敢走远，只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带转悠。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所立的“无名英雄墓”前，我伫立了好久。教堂是十三世纪兴建的。是历代英国国王登基和举行国葬的地方。想进去看看，却被执事拦住了，说堂内正在为和平做祷告。
伦敦和巴黎一样，市面很萧条。铺子关上门，满街堆着沙袋。和巴黎不同的一点是天空横了三排银灰色大龙睛鱼防空汽球，那便是伦敦的空中长城。那庞大的怪物使我想到北京万牲园里的巨象，脖颈下还垂着一串串肉铃铛，庄严而且阴郁。
次晨，我在利物浦街车站坐上了开往剑桥的快车。一开战，伦敦大学就疏散到地方上去，东方学院迁到剑桥基督学院——《失乐园》作者密尔顿的母校。在那里，我翻开了生活史上的另一页：教外国人汉语。
伦敦大学究竟有几个学院，我至今说不清。反正最有名的是经济学院（LSE），那是英国费宾学会的大本营。专门研究苏联的斯拉夫学院也颇有声望。我所在的东方学院，全名是东方及非洲学院（SOAS）。院长是位梵文家，学院教职员中有些知名学者，也有些仅仅是在东方混过事的。中文系主任爱德华兹就曾在我国传过教，和当时的牛津大学中文系负责人休士一样。系里教马来语的曾在新加坡任殖民官。波斯文教授明诺斯基当过沙皇时代的驻波斯大使。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曾大举动员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的侨民回国。一天，明诺斯基同大家握手告别。他落叶归根，回故土了。
除了不教书的主任，中文系还有四人。一位从德国逃来的犹太人西门博士，是高级讲师，一位是嫁给英国丈夫（魏特克先生）的广东女子。于道泉本行是藏文，但那时没人学这门，所以他就改教古汉浯。我教的是现代汉语。
当时英国高等教育界有个普遍的现象：学生们大多应征入伍了，除了与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如研究炸药的物理系，来求学的寥寥无几。因此，珍珠港事变前，我轻松极了，只进行过个别教授：一个苏格兰化肥厂的厂主把学点中文作为一种高尚消遣；一个爱上了一名香港殖民官的姑娘，她觉得懂点中文对将来做主妇准会有用。可是学到中途，她不照面了。托人给我捎来封信，说：她同香港那位吹了，又爱上了一个驻加纳的殖民官，所以改学非洲语了。
也许是乡思作祟，一到剑桥我就想起老家北平。那座古城中我最熟悉的是庙宇——隆福寺、护国寺和东岳庙。剑桥也到处是教堂，到处是文物古迹。北平时而有运煤的驼群穿过。剑桥草地上也不时地有马群徜徉。更令我神往的是它那恬静悠闲的气氛。我爱剑河两岸的疏林小丘，爱圣约翰学院后边的叹息桥，爱那里的牛马市和绿茵茵的田野边上搭帐篷的吉卜赛流浪家庭。
所以一到剑桥，我就有宾至如归之感。我大概喜欢带点农村气息的城市。首先给我好感的是那里可以骑自行车。到后没几天，我就买了一辆。1936年初到上海工作，我也曾想骑自行车上班。老上海笑我说，只有信差才骑车呢。他劝我还不如走路。我也真就每天徒步往返于爱多亚路与环龙路之间。我九岁时就学会了骑车，可进了大上海就同那匹铁驴绝了缘。在剑桥，几乎每人拥有一辆。车把上照例都挂一只十足乡巴佬气的篮子。教授也好，学生也好，个个把书物放在篮子里，穿梭往来于宿舍、教室和大学图书馆之间。
刚到英国，我像其他中国人（作为英国子民的马来亚华侨除外）一样，被划作“敌性外侨”。内务部规定：晚上八点至早晨六点之间不许出门，不准进入距海岸五英里的地区，每周还得向所在的警察局报到一次，大约是为了证明本人并未潜逃。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会有此规定，也许由于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过盟，一直还在生效之故。但他们用“敌性”而未用“敌国”，一字之差，还是有区别的，不然早就进拘留营了。
在那个阶段，理发得到肯于给东方人理的熟店，住公寓也得找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到伦敦去度，事先就根据报纸上出租栏的广告，从剑桥写信向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公寓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之后，我还特意从车站打了个电话。房东太太说：“来吧，房间给你保留着哪。”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寓，按了电铃。门开了，那位在电话里满口应承的太太打量了我两眼之后。立刻变了卦，说：“真抱歉，房间刚刚租了出去。”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还刊登过我对此事的一封抗议信。
我这一生经历过几次“价值突变”。珍珠港事变后，我就从一个“敌性外侨”一变而为“伟大盟邦成员”了。我的身份之改变，不能不说是由于在1941年12月7日晨（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一大战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不久，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的残局，还竟悍然封锁我们用血汗修成的滇缅路，以讨好日本侵略者。使我感到任凭多么杰出的政治家，在利害面前，也可以把是非抛到九霄云外。当时由于我采访过中国那条生命之路，曾应邀到英国几个城市作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也曾参加过一次英共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一位便衣先生的光顾，他彬彬有礼而又转弯抹角地对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盘讯。
那以后，中文系忙起来了，不但由于中国成了盟邦，而且出现了英军有一天将在远东作战的可能。（他们大概还想夺回马来亚！）当时我已去剑桥王家学院了。我听说国防部曾请一位英国汉学家写句话，缝在英国飞行员身上，以便万一在（比如说）马来亚上空被日军击落，请当地居多数的华人给以协助。那位汉学家大概古文很地道。他写了四个大字给国防部：龙飞莫遏。语气不像是二十世纪中叶一场大战中的紧急呼救，倒像在表现熟读《春秋》、《左传》的古典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