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这位金发碧眼、身材苗条的英国姑娘爱上了迈可。他身上确实有股魅力，最会讲悦耳的话，拉得一手好琴，又是网球场上的健将。在剑桥，会划船也是谈恋爱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不但会划，而且还会撑一种极难对付的平底船。在来自东方的学生中，他是唯一参加大学划船队的。去韩莱同牛津比赛那回，他把鲁丝也带去了。自古美人爱英雄。鲁丝站在岸上又嚷又跳。看到剑桥那条船一路领先，而她的迈可又是队中的一员，她怎能不兴奋！此外迈可还参加过大学辩论会，在台上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机警的辩才。一次散会时，我瞥见鲁丝兴高采烈地等在楼梯口。迈可刚走下来，她就赶上去拥抱。
大轰炸前，迈可刚好拿到学位。他是庚款留学生，要照国内教育部规定的，马上回国。临走之前，我为他饯行，自然请他把鲁丝也约来。我烤了一只鸡，并用意大利通心粉权充作面条。我边吃边羡慕地说：“你就快吃到真正的中国面条了。”
迈可走后一个月，有一天鲁丝来了。她哭丧着脸问我：“可有迈可的信？”
我说：“没有。”她坐了一阵子，临走一再叮咛我说：“迈可要是来了信，千万告诉我一声。”
她留下了地址。我安慰她说：“战争中，邮路不比平时。我敢打赌，最先接到迈可的信的准是你。”
那以后，她来了总有五六趟，每回都带着一脸绝望的神情。起初还问：“有迈可的信吗？”
后来干脆只低头嗫嚅道：“有吗？”
迈可始终没有音信。他打声招呼也好，哪怕说“咱们吹台”也好，却就这么溜之乎也。我想安慰鲁丝两句，可又不知道怎么说好。作为迈可的同胞，连我见了她都觉得不好意思。
几年以后，我偶然从报上看到，迈可在一家大学执教了。报上还登了他和他夫人以及小宝宝的合影。也不知道他是先结了婚才出国的，还是回去之后结的。
在我的公寓生活中，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随大学迁回伦敦之后，我在汉普斯特德租了一大间地下室。一搬进去我就发现，上面四层楼全空着，整幢楼只住我这么个中国人。交房租时，我纳闷地问房东太太，这是怎么回事。
“上边全给苏联人定下了。”她简短地回答我，像是不大乐意的样子。
我刚到英国时，除了英共党员，岛上民众几乎都在咒骂苏联，说这场战争都是《苏德协定》带来的。记得一次在伦敦看新闻片。银幕上映出“红军”字样，接着演的原来是个关于臭虫的科学纪录片。
1941年6月希特勒掉头攻打苏联之后，英苏成为盟邦了。一时，英国成了苏联的军火库。大批运输船把各种轻重武器卸到摩尔曼斯克港。为此，也有不少英国海员葬身鱼腹。苏联派来一批批军火工业专家到英国，协助各军火厂生产更为合用的武器。一天，公寓门前突然停下几辆大轿车。接着住进了二十四位戴皮帽、穿皮大氅的苏联房客。他们几乎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然而晓得我是中国人之后，都热烈地同我握手。
不久，这批新房客大都分头到谢非尔德、考文垂等生产军火的工业城市工作了。一到星期六，他们又都从各地回来，共度周末。
有一种“世界语”，比波兰人柴门霍甫所发明的那种更为通行，那就是音乐——特别是歌曲。他们不会英语，也不会华语，我则不会俄语。三十年代在上海，我从亡友曹维廉那里学会不少俄罗斯以及苏联歌曲。每次他们到地下室来看我，说完哈啰，给他们倒上茶，我们就用那些歌来代替谈话了——从由生到熟的过程看，要比谈话快多了。我们唱十月革命前的，如《伏尔加船夫曲》，唱十月革命后的，如《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生活像泥河一样流》，以及《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无论是什么曲子，只要我唱上半句，他们就接下去，而且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我们逐渐熟了，他们的英语也超越了“哈罗”的阶段。一个叫萨沙的小伙子竟然提笔写信了。他们每人都在各自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个妞儿——一个英国青年女工。萨沙的那个叫凯特。他们的工作地点是流动的，所以非但写信，还常给女友打长途。萨沙最细心。他叫长途之前，总是先把准备说的话写在纸上。可是他的语汇实在不多。他就求我帮他编，并且教他发音。电话就在一楼，他嗓门又大，所以我听得出他总在我们共同准备好的纸上再加上点什么，而且讲两句就叫嚷一声“达令”（亲爱的），还不断发出咂咂咂的投吻声，像是标点符号。我那间地下室面积很大。他们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们在周末组织一次舞会。我请街坊们帮忙。他们说：“没说的，两个伟大盟邦做主人，姑娘们还能不来！”这天黄昏，十来位盛装少女翩然光临。她们事先以为舞会必然像英国那样，最迟跳到十点就可以回家了。她们（以及我这个东方人）都低估了斯拉夫热情。十点以后，女客几次要走，小伙子们就是扯住不放，而且边舞边唱。姑娘们被折腾得不断尖声叫喊。然而是欢乐的叫喊——尤其当小伙子把姑娘抱住，在半空中抡转的时刻。其中大概有来自乌克兰的，还踢蹬着。舞会足足闹到天蒙蒙亮。
这下子可糟了，第二天邻居一齐向我抗议起来。房东太太也对我下了警告。
我着实委屈。因为我一向不会跳舞，只不过给张罗了一下茶水点心。
后来，由于怕得风湿症，我搬走了。一年后，一次在海德公园偶然遇到了萨沙，他挽着一位少妇。我太冒失了，竟问了他一声：“这可是凯特？”萨沙绷起脸来。那时他的英语讲得挺流利了，他很郑重地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的妻子卓娅。”
原来克里姆林宫派飞机把他们的家眷都送来了。
由于当时我是新近从中国来的，又是个记者，所以抵英不久，就同援华会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他们的主要演讲者。
援华会是英国进步人士在三十年代末期组织起来的一个为中国抗战呐喊助威的团体，主要负责人有“左翼读书会”会长维克多·高兰兹、《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主编金斯莱·马丁、妇女社会活动家玛杰莉·佛莱、工党理论家拉斯基、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外交记者阿瑟·克莱戈以及社会上及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主持经常工作的是专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政治家多洛兹·伍德曼。这个团体的英文名字是China Compaign Committee，直译起来应作“中国运动委员会”。“运动”这个字在英语中含义很广，主要是“宣传”，但也包括“行动”。援华会曾多次为我国运去药品和医疗器材，而且每次都坚持重庆延安各半。他们还为此事和国民党——特别是驻英大使馆，闹过矛盾。关于皖南事变以及戴笠特务集团当时在国统区搞的暴行，他们了如指掌，并曾动员社会闻人在伦敦报纸上发表抗议信。1941年丘吉尔为了讨好日本而封锁我们的滇缅路时，该会曾大力开展活动，抗议那不义之举。后期，他们又支持工业合作运动。1985年，我把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他们发行的一张股票送给了北京的工合总署。
宣传工作方面，除了散发有关中国抗战的小册子外，还组织中国人以及了解战时中国情况的人们（如有些在中国教过书的教师或行过医的大夫）赴英国各地演讲。在珍珠港事件前，我是唯一新从战时中国去英的。后来，国内去的留学生陆续回了国。珍珠港事件后一个时期，除了多年侨居英伦的蒋奕及熊式一等人，以及马来亚华侨，从中国本土去英的中国人，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而除了伦敦大学，援华会就成为我旅英最初几年接触最多的团体，多萝西·伍德曼以及与她同居的马丁也成为我接触最频繁、往来最密切的友人。除了工作关系，我还曾几次去她和马丁在艾塞斯郡一个小乡村置的别墅。我们多次同看过戏，有一回还一道参加了在达廷吞古堡举行的音乐节。马丁喜下棋，我则不谙此道。但在艺术上，我们的爱好很接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诱导了我。
1939年我一到英国，多萝西·伍德曼就同我联系上了。1944年重操记者旧业之前，我曾应她的嘱托就战时中国做了几十次演讲。有时在伦敦，更多的是赴英伦三岛内地。那也为我提供了认识英国社会的大好机会。我去过威尔士矿区，也到过苏格兰草原。每次照例由援华会事先给买好来回车票。抵达后，总是由当地一位热心人士负责接送并供给食宿。既然是为自己的祖国宣传，自然从未接过分文报酬。借此我在英国各阶层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些一直和我通信。1949年我离港来北京的前夕，给海外友人普遍发了个通知：“今后请连圣诞贺片也不要给我寄。”1979年后，一些依然健在的英国朋友又同我恢复了往来。
可惜我的日记统统毁于文革中，否则我本可以专就在英国演讲的经历写一本书，那不会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我接触过的英国人不但年龄、职业、身份、所住地区各不相同，而且还有过不少感人的抑或令人哭笑不得的情景。如今，日记早已化成灰烬，有些事却至今在脑中留下了难忘的痕迹。
记得一回我讲完演就住在诺丁汉博物馆馆长家里。他起先是由收藏古玩而对中国发生兴趣的。他对汉瓦宋瓷比我要在行多了。他听了我关于现代中国的演讲，才知道中国并不就是个老古玩铺。原来从十九世纪它就在努力摆脱历史的沉重负担，想赶上时代。他赞赏我讲的“中国不再是华夏”。他对中国为现代化而进行的斗争，开始感到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通信。1942年我在伦敦华莱士绘画馆讲“龙须与蓝图”时，他闻讯还专程老远赶来听。那时他年近五十，仍是个单身汉——一个精神愉快、浑身是活力的单身汉。他生平是个爱鸟者。一到假期，就常跑到英国中西部的密林里去观察鸟的生态，倾听它们宛转的歌声。他对中国唯一的怨言，是我们把鸟关在笼子里，有时甚至还罩上布套子。
去莱切斯特那天，是住在戈洛夫先生家里。这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开着一爿袜厂。莱切斯特当时是个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城镇，中古时代它曾是罗马统治者驻扎的要塞。戈洛夫先生领我参观了兴建于十四世纪的市议会，我们在雨中凭吊了十六世纪简·格雷被砍头的地方。他一路慨叹说，那么个多才多艺的姑娘，十七岁上当了九天女王，就被争夺王位的对手马利·都铎给处决了。还说本来她不该上断头台的，只怪她爸爸参加了叛军，连累了她。他为之愤愤不平。英国普通公民对历史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使我不免惊讶。文革中家里被洗劫一空，可他送我的一只刻着我的名字和他家住址的锡质糖罐，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去阿伯丁那趟，出面招待我的是戈登家——就是曾帮助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那个英国将军的后裔。那是一座豪华的庄园，草坪尽头是一幢三层红楼，接着是一座古堡和一所家庭教堂。当晚他们让我睡在一张雕栏耐柱的大檀木床上，说那是为国王乔治五世驾临庄园时特制的。国王想必块头很大，那澡盆大得简直像个浴池。早餐后，戈登夫人邀我去看她家的牛。她的丈夫是个金发高个子的北欧人。婚后她保持着双姓，他显然是位大管家。
我们穿过草坪，来到牛栏。大概为了纪念她的家族同中国的姻缘，那些牛都是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她朝一头黄的喊：“九江！来会会你的老乡！”又朝另一头黑的嚷：“重庆，过来！”她的用意可能是使我感到亲切，可我见到那些长了两个尖犄角的庞然大物冲我走来，丝毫勾不起对“老乡”的情谊。记得1938年文史家李长之初到昆明，写了一篇歌颂云南人的文章，其中形容云南人勤劳如“牛”。笫二天省报上就发表了斥责他辱骂云南人的社论，害得他星夜逃往邻省贵州。庄子写过《齐物论》，然而我们从来也不同禽兽讲平等，界限划得最清不过。
使我感到怫然的是去坎特伯雷讲演那趟。那是为了配合中国青铜和瓷器的展览。看到祖国的艺术珍品在异邦的文化历史名城展出，受到成千上万观众的赞赏，自是感到光彩。及至听说那些收藏品的来源时，我心里凉了半截。原来收藏品的主人庚子年间在一条英国军舰上当过医生。珍品全都是那位体面的绅士乘兵荒马乱之际掠夺的。这么一来，展品立即在我心目中失去了光彩。它们唤起我对国耻的记忆。同时我也不解：抢来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展览，拿来表示友谊。
还有过一次尴尬的经历，地点在英国中部的另一座小城镇。我一下火车，就有一个身穿粉色罩衫的金发少妇推着童车迎了上来。她笑哈哈地问明我的名字，就自我介绍说：“我叫玛丽，丈夫布朗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现在正在中东作战。”随后指着同来的一位鬈发小伙子说：“这是琼尼，我丈夫的弟弟。”
演说完毕，我就随他们到了她家。是一幢精致的两层小楼，客厅、饭厅和厨房在楼下，楼上是三间卧室。她先把我领到下榻的那间，要我洗漱后，下楼来吃饭。
女主人在厨房忙和的当儿，那位小叔子琼尼就同我拉起家常来了。原来他是个“良心反战者”，由于信仰非战主义而拒绝服兵役，被允许在左近的一座农场干庄稼活。
“今晚月色好，吃过饭，我就得通宵达旦地垛干草。”他边看表边说。
我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他一走，小楼里岂不就只剩下我同玛丽了，有多别扭！
吃饭时女主人是那么正经八百，致使我很快就打消了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