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委派秘书吴瑞卿专门接待我们，并把我们安排在与她同一座楼中的一套十分宽绰的房间里。她开车陪我们游览久违了的猴子山，拜访了在九龙开个小厂子的赵任甦（一九二八年冬天，是他先父赵澄把我带到汕头去的），从他那里更深入地了解到香港市民的情况。
香港以它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特点，在近代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从戊戌政变，建立共和，北伐战争以至近几十年的时局，香港始终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
我看见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又脏又乱的香港。一九七九年又一次来到香港，瞧见香港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向大海夺了田，盖起那么多高楼大厦，物资极其丰富。当然，我也目睹了街头报摊上卖的乌七八糟的读物，然而原先是文化沙漠的香港，修起了艺术中心和大会堂，又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香港人民是我的同胞。他们的日子过得好，我当然会感到高兴。对于这里的缺点，例如摆满在报摊上的黄色刊物，应该替香港人着急，而不是冷嘲热讽。
这回我住进崇基没几天，就接连遇到几件使我感动的事。例如一天早晨，我偶然打开电视，听到广播员呼吁有人患急病，需要献血。下午，广播员就报告说，已经有二百人主动来献血了，告诉大家不必再来。那二百人代表的是香港人民精神道德的指数。圣诞节的宴会后，吴瑞卿叫她的小侄子清理人们用完后丢得到处都是的纸杯子、纸盘子、纸巾等等。她说，小时她的父母就教育她像这样为公众做奉献。
我的主要演讲是一月十日作的。因为是“公开讲座”，事先报上又发了消息，因此讲堂坐得满满的。我的题目是：《透过晚近中国小说中对爱情题材的处理看中国创作界的现状》。我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改革开放后，文艺界一大民主表现：在描写爱情方面，禁区的开放。
这里，我想多一些篇幅，把那次的演讲比较完整地录在下面：
创作自由可以是个比较抽象的问题，然而对于身临其境的，它既很具体，又很实际。
比如“禁区”，它从来也没有过明确的划界。有的仅仅是文件——以及在文件的指导下所进行过的批判。首先，自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革”一开头，江青就公布了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所谓“黑八论”就是那个纪要引申出来的。三十年来对具体作品的一系列批判，就形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禁区界石。
先说明一下，我这里用“批判”，是有别于今天以及以后仍要进行的文学批评的。第一，批评是就文论文，平等说理的。因而对同一作品，有人批评，也有人表扬，自然，本人也准许反驳。批判则旨在压服，是一拥而上，不但本人不许反驳，也不许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即便在分寸上有些差异也是忌讳的。第二，批评就是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改了就好，并不继之以任何行政措施，批判后边则跟着不定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三十年来各种批判实际上就形成了禁区的一道道界石，上面仿佛写着某某人某年某月曾为了某某作品，受到过批判，以及因而遭受到的或轻或重的后果。特此警告。
文学是写人的，因而三十年来作家们最常犯的戒律之一，就是“人性论”。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世界上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因而在作品中，只见工农人物光明正大地谈恋爱，很少人敢写资产阶级也来谈情说爱。而工农人物谈恋爱也主要是两大内容：一爱对方劳动好，二爱对方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勇敢。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白毛女》中喜儿同大春谈的恋爱。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报千年仇，伸万年冤，踏破荒山劈开野洞，一道翻身。
另一对家喻户晓的情侣是农民姑娘刘巧儿同赵柱儿。他们初逢在劳模会上。她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下地生产真有本领”。还爱他能写会算文化好，回家来能给我当个好先生。
他们的恋爱十分忠实地配合了当时进行的农业增产和扫盲运动。即便在轻松过一阵的一九五六年，陆文夫所写的爱情小说《小巷深处》也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女主人公徐文霞是共产党从火坑中救出来的，她同青年技术员张俊的爱情，也是在战胜了资本家朱国魂的存在之后，才得到美满归宿的。作品充分地体现了“兴无灭资”的精神。
三十年来，不管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同卢嘉川，还是《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同少剑波，所有男女之间的爱情，都是在革命的红旗下，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发生的。
然而生产中的爱情，并不总那么遵循党的阶级路线，配合客现形式。它有时像山洪暴发，一泻千里；有时又像空谷足音，事过境迁，竟还在脑际盘旋。
一九五七年七月，女作家宗璞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红豆》的小说，故事描写一个叫江玫的姑娘，一个党的工作者，在解放一年之后，竟然还在怀念解放前夕逃到美国的情人齐虹。其实，小说反复交代了这对情侣一向在政治上的分歧，描写了江玫对解放的渴望心情，后来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她只是偶然翻出藏在耶稣像后边的一件念物：两粒红豆，因而勾起一阵幽思。作品发表后，转年就兴师问罪了。应该指出，对宗璞那次进行的还不是批判，而是批评。只不过作者是出席听取意见，承认错误。《红豆》的罪名是宣扬了爱情至上，爱情永恒，爱情力量高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二十几年来定为大毒草。
就是这种批评把爱情这个题材的处理方法基本定了型，成为一个模式。
一九七九年开第四次文代大会时，白桦提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今天我们来看看爱情这一题材是怎样突破的。
十年浩劫之后，文艺复燃。作家们就本人的经历以及所观察到的周围种种惨酷遭遇，写起“伤痕文学”了。这是很自然的。不少感人的伤痕文学是结合男女之情写成的，例如曾轰动一时的《天云山传奇》，就是对冯晴岚和罗群——一对挣扎在北大荒的患难夫妻的颂歌，也是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控诉。在逆境中继续奋斗搞科研的罗群，是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而忠贞不二的冯晴岚，冒着风雪拉着板车，同性格软弱的宋薇形成强烈的对照。宋薇不但屈服于党委吴遥的压力，并且还嫁了他。他们这场政治婚姻只是在为罗群平反的矛盾上才破裂的。
这里，爱情同政治仍是纠缠在一起的。
我向来不醉心于考据，很难确言是谁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闯爱情这一禁区的。一九七八年出现过陆文夫的《献身》，舒展的《复婚》，孔捷生的《姻缘》和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然后还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刘心武和张洁都在有意识地朝这个题材探索。张洁写一个叫钟雨的女作家，她年轻时糊里糊涂地同一个花花公子结了婚，后来只好分手。她爱上了一个老干部。然而那老干部是位有妇之夫，是出于道义和阶级感情，娶了因为掩护他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他们生活得很和睦，然而两人之间没有爱情。故事似乎表明爱情同结婚不一定是一码事。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个突破。
然而女作家同老干部仅仅在柏油小路上散散步，相处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两人手都没握过，唯一的纪念物是老干部送给女作家的一套《契诃夫小说集》。这种柏拉图式的纯而又纯的爱，使人想到“五四”时期庐隐的小说。也使人感到张洁在碰爱情这个题材时，是战战兢兢的，颇有些戒心的。是个三角恋爱，然而被爱的是老干部，而且他们爱得又是那么纯洁，这本身就具有了相当的保护色。
汪曾祺的《受戒》就不然了，他描写一个思凡的小和尚海明，他的心被小英姑娘的一串美丽的脚印搞得扑通扑通地跳。这就正面写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了。然而也还只是影影绰绰，并不大胆。如果同张资平、郁达夫以至茅盾的《子夜》中某些描写来比，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中国作家经历了三十年的禁欲主义，当了半辈子清教徒之后写的。当时还人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仍然不能不说是勇气可嘉。
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发表了李功达的《小路》。这回可就不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了。小说描写了师范学院学生荣华在马路上硬追一个叫洛英的女工的经过。两个人每天都在一条三百多米长的小路上相遇。荣华喜欢上这个姑娘，由眉来眼去到“突然抱住她肩头，乘机吻了她的眼睛”。可是当师范生向她问起她的感情经历时，她说：“以前什么都有过。爱情，爱人，接吻，拥抱，孩子全有过，现在全没了。”男的听了，知道她不是黄花姑娘，立刻便打了退堂鼓。及至他反悔，再找她时，姑娘已搬了家。
看来这小说的意图一方面像是在说，男女间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事。爱慕了，就难免要亲亲吻吻的，这算不上什么轻佻。另外，作者显然也对于在动乱年月中失贞洁的妇女表示了同情，认为不应该歧视她们。那个师范生慨叹说：“她失去的太多了，不仅失去了贞洁，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资格，而且失去了在人们中间被平等相待的权利。”
环绕《小路》展开的争论是很有趣的。一位评论家文章的题目就颇为吓人：《一条危险的路》。文中指责作品宣扬了轻率的爱情，认为师范生对那姑娘的身世、背景、品质、工作全无了解。没有思想基础，只通过眼睛交流，这种爱情是要不得的。甚至还责备那师范生不好好读书，专门满街追起女人，太没出息。评者还问：“倘若大家都这么爱起来，我们的社会岂不会有更多的洛英（指弃妇）了吗？”
然而也有评者认为这是一篇严肃的作品。它批判了对失贞者的歧视，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因而主题具有现实主义，发人深思。
应当指出的是，批评者不但没有乱上纲上线，没有一棍子把作者打死，并且有的批评家还为作品说了一些好话。这是三十年来少见的事！以前倘若有人这么做，也只会同被批判的一道遭殃。
近年来，在爱情这个题材上，有两大突破，一是写到性爱，二是写到婚外恋。
尽管这两种题材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有人写过，然而就一九四九年以后来说，仍然是对禁区的突破。同时，还应当承认，尽管一九四九年前，这两个方面就已经在创作中出现过，八十年代作家写的，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
中国文学史上，单纯写性爱的毕竟很少，作者总是结合社会问题来写。把《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刨去，就可以看出这还是一部谴责小说，写的是西门庆这个贪官恶霸巴结朝里人开当铺放高利贷，倚势欺压老百姓。《肉蒲团》写的是因果报应，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禁果》写已婚的爱妞儿偷偷同村里一个青年幽会，偷尝了禁果。这是由于她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丈夫韩三强其貌不扬，她所遇非人，通奸也是对封建婚姻的一种反抗。
正面地描写性爱，甚至带有歌颂性爱意味的是戴舫的《激情》（《青春》一九八三年二月号）。小说描写一对青年夫妻在有了娃娃之后，由于妻子把注意力倾注在孩子身上，男的就对家庭产生了厌烦。他认为“不火热就不是爱情”，说“爱情是一种激情，会令他渴望、焦虑、疯狂、口干舌燥、坐立不安”。同一作者还写了一篇题名《挑战》的小说，描写一对萍水相逢的中年男女，在海轮上偶然同舱，就产生了肉体关系。男的是个有妇之夫，也是嫌妻子对他不够火热，并且认为传统的担子压得太重了。主人翁把性爱形容成一匹“怪兽”，“多番挣扎也未能挣脱的锁链”。他甚至问起：“为什么一个男人只能爱一个女人呢？”
作者这里用了《挑战》作题目，可能有两重意义。一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同时也是对爱情这个禁区中的禁区的挑战。他既写了性爱，又写了婚外恋。
关于性爱的描写，最大的挑战，是一九八五年问世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也是结合社会问题写的，是作者计划要写十一个中篇之一，总题是《唯物主义者启示录》。这之前，他还写了《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男主人公还是那个劳改犯章永麟，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因他偶然间遇到了一个漂亮而且体态丰满的女性，激起了他的性欲。经过追求，他得到了她。然而在结婚之夜，他由于长期受的折磨和压抑，患了阳痿。后来，在这女性的帮助下，他重新恢复了机能。然而在他的性欲得到满足之后，又觉得两人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相互之间缺乏了解。这种关系太可悲了，他们终于又分了手。
这部小说其实是对过去那个残酷的令人窒息的时代的控诉。性机能的丧失，象征着知识分子身心受摧残得有如被阉割一般。
打开这部小说，到处都可以看到作者对过去那段日子的控诉。例如：
在白色礼服变成黑色的囚服以后，在号子里做的梦，妻子就仅仅是女人而已。因为失去了自由，正常人的一般正常生活既然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又何必花心思去构想一般幸福的生活？没有希望就不会有失望。最大的希望却又隐蔽在没有其他的一切希望之中。这样，失去的反而会在感觉中以为是得到的，一次较轻的刑罚还可以认为是极大的侥幸，倒能使自己在接踵而来的刑罚中乐不可支，把颠沛坎坷当作是生活的丰富多彩，把饥饿冻馁看成是天将降大任之前的磨炼，做一个把魔鬼当风车的现代堂吉诃德，才可以使自己活下去。（第二部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