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秋，我接到纽约大学一封来信，邀请我赴该校讲学一个月，偕文洁若同行。信是校长布拉迪玛斯签署的，既没提讲什么，时间也完全由我自定。我同这位校长以及这家大学都从未打过交道，感到有些茫然。这类邀请，一般总是由院长或系主任出面，而且总会提点具体要求，诸如讲哪些方面等等。
正当我准备复信问明情况之际，老友哈洛德·阿克顿从意大利佛罗伦萨来一信，说他估计近期纽约大学会写信邀我作一次writer in residence（驻校作家）。他说他年逾八十，不久人世了。在遗嘱中，他已把自家祖传的佛城古宅（旅游手册中称之为“宫”）捐赠给纽约大学了。捐赠时，他提了个（也许还有别的）条件：要该校邀请我偕洁若去该校小住一阵，散散心。他在信中叮嘱我，千万别把它当作义务或工作，就是休息一下。所以纽大在信中也并没指望我讲什么。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接受馈赠时的条款而已。当时洁若正在日本东洋大学任访问学者。我回信接受邀请，但要推迟一年。他们立即回信表示了同意。不久，布拉迪玛斯刚好来北京开各国大学校长会议。他请我去竹园吃了顿饭，并且为我带来阿克敦回忆录的第二卷，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同我的友谊。
阿克敦（如今已被封为爵士了）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教过书。他和诗人威廉·安普森以及文艺理论家I.A.李察茨同为当时在北京讲学的三大英国文艺家。阿克敦在他那两卷回忆录的题名上就为自己扣了个帽子：唯美主义者。他还同陈世骧（已殁）合译过《中国新诗选》，又译过《醒世恒言》里的四篇小说，题名为《如胶似漆》。他出身英国世家，富于风趣，热爱中国文化艺术。四十年代在英国，我们常围炉一道回忆北平。那时他也应征入了伍：穿着一身灰色的空军军服，却满脑子的梅兰芳、刘宝全，天桥、厂甸和大栅栏。他并不驾驶飞机，英国空军看中的是他所精通的法语和意语。珍珠港事变前，他一直还在缴纳北平那所四合院的租金，我们这座古城真有股难以抗拒的魅力。
我们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底结束了第二次英国之行，从那里登机飞赴纽约的。大学副校长和一九三二年我在福州英华学校教过的陈近蕃（在纽大图书馆工作）到机场来接，把我们从机场一直送到一幢教授公寓楼。
继剑桥和衣阿华之后，我们这是第三次住进西方大学的校园了。这是一八三一年创建的一所美国私立高等学府，教授楼坐落在纽约市中心华盛顿方场村，闹中取静。隔条马路有个公园。拜会校长时，我把带来的一条上面有长城蜿蜒身影的栽绒壁毯和邵飞的一幅现代派国画送给了他。他赞赏不止，说将把它们都挂在大学会议室。然后就谈起日程。他说师生们当然还是希望我能举行几次演讲，只不过看我有无兴趣。意思仍是：不要看作是义务，我完全可以在校园自由自在地徜徉一个月。
这时，我了解到纽大不像哈佛、耶鲁或印第安纳，他们没有中文系——连远东系也没有。他们却有一个规模挺大的新闻及公共传播系，相当于我所熟悉的新闻系，只是范围更广。于是，我就提出，还是同这里的师生座谈一下的好。我可以讲讲埃德加·斯诺。布拉迪玛斯一边微笑，一边笑吟吟地说：“然而斯诺是美国人。我们先要听的是一位中国记者自己谈自己，然后再谈斯诺。你看可以吗？讲讲你一生经过的惊涛骇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随军记者的经历。”我首肯了。当他问起我在纽约的其他计划时，我告诉他，文洁若这是头一次来美国东部，我想陪她看看首都华盛顿。他说，正好那里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想约我讲一次。他们可以负责招待一切。我就欣然同意了。
不出几天，纽大校园里即贴出一尺半长的紫底白字海报。也不知他们从哪里请到一位中国书法家，写了个斗大的“忆”字。下边是关于我个人的介绍以及演讲的时间（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下午四点）和地点（大学剧院）。主办单位是纽大的新闻及公共传播系以及近东文学艺术系。
也许由于是免费入场的公开讲演，偌大一座剧场那天座无虚席，其中还有不少同胞。他们肯定没有看到校园里的海报，所以我估计校长还发出了不少请帖。
我先从电视系列片《龙的心》谈起，表示我要把自己一生的阅历、观察和感想压缩到五十分钟。四十年代在英国我就学会了对西方听众作通俗演讲的窍门：切忌抽象，更不可说教。要具体，就像给娃娃讲故事，时而夹点幽默。例如谈到小时候老姐姐帮我洗澡，我问她：“给个老爷们儿洗澡，你害不害臊呀？”怎样把她气哭了的事，就引起了哄堂大笑。话题转到在东直门瞧见白俄因饥寒交迫、倒毙街头，大家就屏息静听，并理解了一九四九年我由于怕当白华而前往北平的内心活动。
通篇演讲我是用类似的小故事、用一幕幕生活情景串起来的，一直串到一九七九年二月我的右派问题正式得到改正。
一九七九年出访以来，无论走到哪里，从私下里的谈话以及公开的发问中，感到海外有识之士对于“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普遍感到忧心忡忡。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把新时期的中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把革命与“文革”区别开来。同时要虚怀若谷。不瞎吹，也不乱打保票，因为这样是不足以使听者解除疑惧的。估计这个问题终归是绕不开的，我就在结尾时抢先把它端了出来：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阶级斗争的折腾之后，中国的稳定究竟能维持多久？正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也总在问：和平能维持多久？我不是个宿命论者，也从不相信占卜。我是一个多少带有怀疑情绪的乐观主义者。世界和平究竟能维持多久呢？这要取于我们——你和我的努力。要看我们准不准许时针倒退。我从不相信政治标语。我们已有过不少，而且它们往往把我们引入歧途。“四人帮”的许多暴行都是假借“革命”的神圣名义干的。要看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我怀有充足的信心。我们素来是个通情达理、识时务、讲求实际的民族，不喜蛮干。极端主义与我们的本性是相悖的。正是根据这一点，我才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和信念。
演讲是由校长亲自主持的。事毕，照例举行盛大的宴会，大厅里满满当当摆了十几桌。布拉迪玛斯校长原先是从政的，当过多年的参议员，所以宴会上不少纽约闻人。少不得要一一握手，接受他们的“道贺”。这时我才知道，我国驻纽约的总领事也来了。他很客气地说，这演讲应该印出来发给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一位老先生（事后才晓得他是纽大的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已九十开外了，还没退休。他告诉我，民国初年他曾当过北洋政府的财政顾问。一提到北京，他的眼睛登时就亮了起来。
纽大给我们提供的寓所不但宽敞，还有设备齐全的厨房。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家庭团聚的机会。一个月里，已在费城就业的桐儿经常来。洁若的大姐馥若一家人（包括她丈夫和三个女儿、两个女婿）也轮流来玩，不时地还留宿。在国内，洁若的三姐操膳食，她只管打扫房间。如今她也系上围裙，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过足了主妇的瘾。据她说，这里的菜，买回来时已收拾干净了，有四个灶眼儿，拧开自来水龙头就有热水使，不知省了多少力气。
我们在华盛顿只住了两宿。我们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把他们为我们预先订好的旅馆房间退了，我幼年在崇实的同学于光宇（演存）从机场一下子就把我们接到他在弗吉尼亚的精致小楼。抗战时期他是拥有两万小时飞行纪录的驾驶员，打下过好几架日本飞机，如今已退休，过着舒适的乡居生活。太太张淑宝还在世界银行工作。他陪我们参观了史密森学会领导的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还看了他的女儿在那儿工作的“美国之音”播音室。
每当我在电视上见到政府要员在接待外宾时讲一些难免重复的套话，就联想到自己的巡回演讲。尽管听众换了，讲来讲去，关于那些题目（例如改革开放）所能讲可讲的，也只有那些，既不宜别出心裁，多所发挥，也不能每次都生动。更糟的是我内心里对于自我重复十分厌烦。好在华盛顿之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终于陪洁若观看了美国阔老收藏的那些艺术珍品，瞻仰了有名的白宫，在林肯纪念堂前背诵了初中时就记熟了的那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并在莎士比亚浮雕前留了影。
回到纽大，我作了以《我所知道的斯诺》为题的演说（回国后，我根据它写出《从斯诺的一生看新闻记者的素质》一文）。结束那次演说之前，我说：
早在一九三二年，当日军在悍然袭击上海闸北，蔡廷锴将军无视南京的禁令，愤而起来抵抗时，斯诺就预见到中日大战是无可避免了。在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多以前，即一九三六年六月，斯诺就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篇《东方即将到来的冲突》，其中预言日本在拼命夺取中国的市场并掠夺中国内地的资源。不久就会引起震撼世界的反抗，必然导致日本帝国的崩溃。
事实上，包括英美大使在内的在华人士与斯诺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中国人会不会抵抗这个问题上。当时，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会抵抗。他们首先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兵力和所拥有的飞机、大炮的数量。何况蒋介石早已明言不抵抗。但是斯诺那时就坚决认为中国人一定会抵抗，因为他明白中国人恨什么，爱什么。中国人像各国人民一样，最恨侵略，最爱自由。斯诺当时还预见到，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将使亚洲各民族武装起来，并以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形成一场震天动地的革命。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预卜殖民主义的末日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接着，我又援引斯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另一篇关于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被共产国际开除一事的评论中的一段话。他断定中国解放后不会屈从莫斯科。在结论中我说，斯诺当然不是未卜先知。他的远见是出于不甘心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他在从事记者工作中，探索的是事物的本质。我希望八十年代会有更多的斯诺。那将有助于使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更加安全。这期间，纽约华人文艺协会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会三十余人还在中国城联合举行一次聚餐会，欢迎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和我访问纽约。洁若也应邀前往。
他们要我头一个发言。我说一九八四年秋我到联邦德国访问，见到东、西德的学者一直相互来往，并没有因国家分裂而彼此隔绝。一般学术性的资料，两地也经常交换。而中国海峡两岸目前却没能做到这一步。我呼吁拿笔杆子的朋友们尽可能冲破这个人为的界限。中华健儿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就缩短了海峡两岸的鸿沟。
《华侨日报》记者赵景伦（赵萝蕤教授幼弟）、张素初（张治中将军的女公子）伉俪还陪我们参观了自由女神像，桐儿也一道去了。这之后，我们又抽出一个周末到费城看看桐儿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十一月上旬，偕桐儿从纽约飞到尼布拉斯加州林肯城访友，随后就和他告别，搭机去旧金山。那里，仍住在好客的林登夫妇家。一九八三年江南曾放下工作驱车陪我们观赏当地风光，逛了一天红杉林，玩得十分畅快。岂料转年他就被歹人枪杀了。如今又来到这座城市，想起这位热情、直爽、有才华的朋友，不禁怅然。
那些日子可真忙。抵京已入冬，接着就又得准备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度的“黄林秀莲访问学人”。
国内对这一活动也许还不大了解。事实上，在我之前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就被邀请过。第一任（一九八二—九八三年度）请的是物理学家杨振宁。随后是精神病理学家林宗义（一九八三—九八四年度）、钱伟长（一九八四—九八五年度）、澳洲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一九八五—九八六年度）。我这是第五任了。
黄林秀莲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一九五〇年来港后，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任教，对电子显微镜在生物研究上的应用方面做出卓越成绩。她自奉甚俭，一向热心教育及公益，多次解囊，为教育事业捐输。一九八二年她又捐给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港币五十万元作为基金，每年邀请一至二位学人，来校住上两周至一个月，与师生聚会，并举行公开演讲。
动身之前，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令扬也来信，邀我在中大的日程结束后，去他们那里住半个月。我同他是一九七九年冬我由美返国路经香港时结识的。当时他是中文系主任，请我给学生们讲过一次。他是潮州人，曾在杜渐主编的《开卷》上发表过评论文章，严峻地指出我对短篇小说选重印本所做的文学改动很是不当。从此我们结为好友。我立即回信接受了邀请。
我平生不但多次出入香港，并且先后于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以及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在那里的《大公报》工作过。两次我都是在这个岛上做出了一生的重要抉择。因此，香港是生命道路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他们原只要求我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初抵达，可我很想在那里过过圣诞节，观赏一下海湾灯光，更想跟老友们聚一聚，就于节前飞去了。这次去的香港，与以前的大不相同了。它的殖民地的地位即将永告结束。虽说是一国两制，然而它毕竟和我们分享同一命运，并向着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这一共同的理想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