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是个文学上的待位生。在课业上常和文学发生彼此无从藏躲的关系。此外，书架上堆的多是些文学书籍，偶尔也不自量地写一些短篇，四处投寄。这些浅微的因缘恰是一般喜好文学的青年普遍的情形。《文学》编者先生向一个并无作品的人征文，谅来不外是想得到诸方面各别的口供。那样，我这篇自应列为爱好文艺青年的自述。
我最初走进文学这圈子既不是先天的禀赋，也不曾因隔墙见了桃花枝子，被羡慕的心情诱进园门。我是被生活另一方面挤了出来，因而只好逃到这肯收容病态落伍者的世界里来。
五年的时光都葬在一个每天三遍经的破尼庵里。一位迂腐、暴躁的老头子用水烟袋和榆木板陪我们二十几个贫而淘气的书生在一间黑乌乌的大殿里消磨大家的童年。每天前嘴背着“子曰学而”，屁股后挨着扎肉的板子。直到十一岁才入小学一年。
别的功课都来得占先，惟有笔算，成天被维新的塾师骂作“木头”。于是，纵没犯规矩，手心每天起码也要照顾三四板子。我还能记得立在黑板前用乞怜的眼色向同伴求不致受罚的答案的情景。恩者常提出的条件是“叫声爹”，这交易一直争执到“大叔”时，才混到一个数码——常常是并不能庇护手心的数码。
遮我这低能的丑的是每礼拜六贴在校门洞的作文榜。于是，我在笔算班去出丑忍痛，再到作文班去扬眉吐气。
阅书室摆的《小朋友》里被发现我的名字时，会成为全校的美谈。连扫地的茶役都莫名其妙地探问。于是，这光荣弥补了我另一方面的缺憾。可是笔算教员在捉到我的手掌时，板下显然已经加了劲。
及至我能用代庖的文章交换命分算草时，我的小学教育在一种势力平衡下安然度过了。
在初中，我忽然对“设X”的一次方程发生了浓厚兴趣，居然凭自己的力量拿过月考的一百分。在我追赶别人的决心快坚定时，那代数教员被教会里较有势力的一个人挤走了。换来的是一个麻脸（据说他怕老婆），但经他手打折了的板子不止一条了。
那时我已成了几乎没有人管的孩子了。上午读半天书，下午走到一个地毯房去学手艺。学校里用的是硬木板子，毯房里用的是铁耙子。终于，在双重刑具之下，我支持不住了。我由地毯房逃走过，但生活不允许我不流着泪走回去。终于，我放弃了文凭的完整，而硬不再上代数班。
科学的门从此把我关在外面了。
于是，我揉着沾满羊毛屑的眼，读着一些“不实际”的文艺书。终于生活把我赶到灰色的路上去。我想死，又没有胆量；于是，我想生。天天除了念《佛经》诵《诗篇》以外，尽守着日报的“征求栏”，探听有饭可吃的地方。有时一天跑四个门路：店员、跑街、文书和教师，一见面就被拒绝的理由常是：“身量太矮。”
我终于找到栖所了，是在北河沿西上坡一家书局里。在那里，我不但不曾被嫌身量矮，且受到许多鼓励。我见到许多名人，有做“性史”的，写“情书”的，自然还有写小说的。他们大都是北大或中法大学的教授。细长的，枯老的，红嫩嫩的。一个个喊着“老板”由我窗口走过，有时还向账桌旁我这个小伙计点点头。在那里，我的工作除了捧着油墨蚂蚁仔细校对之外，还要到红楼去抄书，有时还被派去给作家们送稿费。我骑着局里的车，手腕上绑了一大叠钞票，随骑随看有没有被风掠过一张。
虽我停留的时间不长，却对我一生是个重要的转折点。白天做事，晚上可以把柜上的书借几本带回公寓去读。我读到许多早期的新文艺作品，但我特别想提提华林著的一部只有二三十页的《新英雄主义》。
这是一本用热情笔调鼓动弱者拿出勇气来的书。我曾把公寓的门反锁上，淌着泪，通夜反复读它。一本小册子给我圈得都看不清楚了。它令我毅然把《佛经》烧掉，割断人间一线家族的关系——三堂兄，迈上了奋斗的道路。
我有机会升学了，这消息反使得老板代我高兴起来，且帮我挡住当时来自三堂兄的一种无理的暴力。为此，我总在感激着。
回校后我成为一个新的人了。对待功课、交友，都有了改变。我认真向人生深处探索了。每晨黎明时，我哼着《雄军歌》挺着胸膛向太阳冒芽处大踏步走去，从不觉出一瓶瓶羊奶在肩上的重量。
当我了解一些做人之道时，我开始憎恶起许多身边的人了。我首先发现的是每天朝会站在台上大讲耶稣的老师，是多么卑劣。他们那怕外国人的贱态增强了我的爱国心。他们背地里嫖饮的放荡激怒了我。我约合校中贫弱孩子们组织起一个少年团体，以互助的精神自治自励。遇到贫穷的团员和别的富有同学打了架送到势利眼的斋务长那里审判时我们还要求旁听过。同时，在一个与校外大中学生合组的十人通信团里，除勇敢地供说各人感想外，我也骂过学校当局。信经官府及学校双方验讫后落到我的手中时，常发现红的×字画在不敬的地方。
终于触怒了双方。在一种默契的谅解下，我被送到可以不审而毙的狱中去了。
释出之后，自由失了，在软禁中，我开始静心读书。
不相信吗？我读过化学、物理、生物。但我连其界说也不知道。我那时的科学教员（教务长）是一个向青年会钻营，同时又在情场追逐的忙人。（我当时为他打杂）上课的时间我们都被放逐到城外护城河边去捉水虫做标本。除了季终交进一只又腥又臭的干蛙以外，我的时日多消磨在响闸的绿荫旁，守着流水，诵读我所爱读的书。
革命军到北京了。像棵显圣的铁树，我的情绪开了花。提灯大会那夜我扛了丈长铁管的大方灯，进北海穿南海地奔走了半夜，用嗄哑的嗓音喊着：“国民革命万岁！”
立时，在学校里我变成革命“元老”了。于是，我当了许多主席，并做了校刊主笔。
终于，在多重痛苦的矛盾下，我开始了流浪生涯，我漂到东南海的某角隅，用粉笔做筷子。
那些时除了《毛毛雨》一类肉感的歌谱以外，一个青年所酷爱的还有一些“浪漫派”的作品。叙述的多半是一些病态的人物。有着怪的脾气，说着欺天的大话，干着荒唐的事。骄傲自己的穷，骄傲自己的放荡，骄傲自己的流浪。那时代恰巧在自己性格身世中寻到若干相同处。于是，受重大打击的反响纵任自己在一个人生地疏的地方学习书中英雄的行动。结果在短的时日中，我已有的短处都蔓长起来。我孤独得似乎不能见人了。我暴躁得和海涛也生气。我饮酒了。更典型的，我开始追求异性了。终于，许多浪漫故事里的趣味和苦头我都尝到了。
及至我再回到故乡时，在性格上我已成为十足的病态文人，虽然文学是什么我也摸不清。曾有一位好心的女人目睹我堕落的状况生了惋惜。她决心把我拉到革命战线上去。她懊丧地失败了，但她那堆信说服了我浪漫之不当。
由于生命的各种机缘，我认识了许多师友。我曾正襟听过长须垂胸的老神父讲说拉丁文学，我曾陪过一个因失恋而出家的修士流着泪通夜读完他抽屉底上的情诗。我曾和许多年纪相仿的人合做过多少荒唐的梦。一个个都如秋菊般地凋了，但我仍在梦着。不同的，也是我感激的，是我有比传奇中更真实、更健全的朋友了。由他们，我得到教育，得到生命力。
目前我犹不能把心钉在一方土上，我仍想用漂泊来逃避不如意的现实。但滚着的石头毕竟沾不上青苔。虽然漂泊生涯最富趣味，这样逃避终不是办法。我还是设法把自己按住，如一个电话接线生那样专注地工作。
总之，我爱文学，但文学并不是我有意选择的。对科学死了心是近年的事。世上或有天生的文人，但我深知道我不是。如果教育把我造成一个好的木匠，一个好的药剂师，我或更能脚踏实地地为人做点事。前几年我还向社会科学钻过，可是不曾钻进去。直到现在，除非是为“教文学”、“研究文学”，我一点不以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个人欣赏，则仍另外应有技术的职业，无须令社会背起这份担负。如果是为创作，则教室不是适宜的工场。文学博士会写“文艺思潮”，但写人生的，却什么士也不需要。
因此，我已由西洋文学系转入新闻系了。
我近来虽涂些文字，但大都失败。原因并非全因我无能，大半由于我无知。一个对人性，对现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这时代的作品。我虽说话笨拙，但我推想，说几句俏皮话不是太难办的事。该说什么，却成问题。学社会科学不见得就理解社会，因为那至多是幅地图。能按图去观察实际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准备。中国文坛上有成就的人莫不是和实际生活有密切的接近。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修剪，弥补，调布，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方面。
我年纪尚轻，谦虚犹压不住对自己过分的期望。回忆起来，过去的痛苦刚好形成一个不太寂寞的开端，像我这什么也没有了的人，正不应把自己糟蹋在太稳定的生活里。我希望目前这点新闻的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一类的资格，借旅行及职务扩展自己生命的天际线。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
一位由刻苦中爬到创造大道上去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种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者的勇气。
如许多人，我一向也曾用自己性情乖僻证明过文人的资格。甚至还在服饰行为上用这怪处做商标过。但年来由我接触的几位颇有成就的文学者的生活观察，他们并不如一般文坛消息所载的那么态度反常。反之，对艺术愈进步，对人生的态度似也愈成熟、健康。醇酒女人只是初期少数受中外才子流毒的文人行径。前进着的文学者们却正在将对自己那份尊重移到作品上去。其待人接物毫不异常。于是，我开始懂了：一个文学者并不需要特殊性格，虽然好静为事实所迫。不一定要“原始，孩子，性情不定，不擅推理，孤僻私己”（见泰纳的《艺术哲学》）才能创作。
反之，一个艺术者正需要一条坚实的体格以便能持久地工作，一具清澄、健全的心灵以洞察事物内在的魂质。不然，其传达的经验亦必是病态的。艺术需要想象，需要情感，那是在创作的刹那，用以摹拟，再现心目中的景象，而以心眼透视之，一篇戏剧或小说在酝酿中，多需要理智的支配——这里我愿意暂丢开诗歌。而且，在涉及社会问题的作品中，是需要公正的批判的。人生事实客观的记载已有新闻纸担当了——虽然不够详尽。文艺者调理这些事实似在记叙外，有意无意间总免不掉用较具体的语言加以因果的、价值的诠释，甚而是功过的评判。社会总有两个对敌的势力在搏战。描述这搏战的文学者如不先以理智判别双方之是非，则描述终无端绪。何况“不平之心人皆有之”，评判几乎是免不了的事。这责任需要对全局通盘的认识。这似又不是病态者所能的了。
对于人事有浓厚的兴趣似是文学者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好奇心是视察最初的原动力。一个艺术者的好奇心应比旁人更深一步——不是散漫地浏览，而是逼近地凝视。能为崇高而屏住呼吸，能为幽默而感到松释。
一个显明的事实：社会对这辈新进文学者所要求的条件更严格了。这是中国文学向上迈进最好的证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北平
（收入《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