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俘虏》、《邓山东》，你这里的作品都以悲哀为基调。你滔滔地举出两宗堂堂的理由：（一）世事原非桃色。以深渊的眼光看来，遍地是悲剧。只有伊丽莎白朝的诗人才把人世渲染成美的幻景。（二）为回答我对你煞尾处多是宿命的而不自然的评语，你说：人生原是继续的，然而完整的艺术品却应是有头有尾的。头，好抓；尾，就不易安排了。最艺术的尾是静寂的，如交响乐最后一段之悠扬缭绕，而最静寂的煞尾莫如死（因此，垓下的项羽最是上好的故事）。你说现代小说的进步即在使这尾由可能而变为可信，再变为不可避免。于是，说故事人的本分即在为英雄设下每一个陷阱（如《印子车的命运》），造成那最后的厄运。你有把握地说：求动人求深刻到底还得是悲剧，浅薄的悲剧也深于深刻的喜剧。
你这功利的轻浮鬼！这话不新鲜。作《诗学》的那个希腊老头子不已曾说过了吗？几世纪内英国也不见得会有足以压倒哈代这悲剧小说家的能手。但读者所期望于作者的仅仅是展示生计之维艰，世界之炎凉吗？那，他们已体会得很够了。纸上的重复只造成他们流泪的重复。奴隶之异于自由人者，只在前者如劲风中的弱草，一任命运吹摆。自由人要把握其将来，做其命运之主人——像威廉·亨利所吟：“灵魂的船长。”不记得小时候路过福音堂听到的那句歌声：“哀哭岂能救我？”西洋小说里并非没有悲剧——我应该说有更大更大的。但那些英雄在死亡前都曾和命运苦斗过的，对于每一新的厄难都不畏缩。故事的兴味与其说是在悲感的掀起，毋宁说是人与命运搏斗所产生的震动。在两个敌手摩擦碰撞时，我们看到火焰星光，虽败犹胜。在人生中，托靠天命有如政治上仰赖国联。如果上帝想在人间造一选民时，他要那否定宿命的，反抗自然的。他要那不信赖他而自立的。每晚那悠悠的赞美歌及为各个贴身戚友祈求幸福的祷文是窄狭自私的，那只足用来自慰。上帝是没有那么多收音机来谛听各地小心坎里那些私愿的。勇敢的蚕，纵在桑叶罄尽时，也不抬起颈项谄媚主人的。
而且，你真地写到人间的悲剧了吗？坐了一趟人力车，和那租给你当牛马的同类攀谈起来（不问谈话将使奔跑着的这人如何喘，及西北风如何趋势由那喘息的窟窿钻入他的肚肠），到了时，慷慨就多扔个吊儿八百，然后你走进温暖华丽的房里去了。喝杯热茶，笔尖一动，你把这冻在街头等待新雇主的可怜虫绘成了英雄，然后又用技巧把他谋害了。于是，你听到了友人拍着你肩膀夸说：“嘿，写得真惨！”并拿到一笔稿费，足够你雇一百次车的。当你放下笔，抹干了泪，读者放下了刊物，抹干了眼泪时，你们又都在街心为着三大枚和车夫争吵起来了。劳苦大众无形中逐日在受着文艺者的剥削。各地各项行业里的人生，恰如街头待雇的模特儿，供给艺术家为名利企图之驱使。要你希望社会改良和医生希望普遍的健康同样地不可能啊！
对于孩气，我不怪你。这是环境为你塑造的性格，时间会使你成长的。在过去，你成长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才把我摆在二房，将感情扶了正。孩子的世界，虽然感人生动，天真美丽，但那意义深远的属于实际人生的毕竟是存在于那墙的外面。你得走了出来。初提笔喜写孩提回忆儿时乃人之常情。抓不到现实时，往昔的回忆是智囊中最便当的法宝。而且，凡是孩气的皆免不掉带有回忆色彩，凡是回忆的就带着伤感气息，这原是浪漫主义的特性。在文体上，你不妨培植一种有些余味的光泽；在内容上，你该远离这浪漫地带。中国已不缺乏伤感者了，六朝后就有人嫌多起来。将现实的墨池掀开，这支笔浸了进去，便不必再劳你在石舫上踱来踱去了。当生活真正通到笔的一端时，文字将如泉水涌出了。
说到我对你文章的意见，你须答应不期望我说什么。别说你的文章不比许多人的差。这样比下去，艺术将永无进境。梅说得对：尺度总该超于作品。不然，就没有衡量的必要了！
《蚕》，你的第一篇，虽然当作故事看不伦不类（我知道直到此刻你也还摸不清故事的轮廓。那时和此刻比，只不过是傻子有大小吧），却隐隐地有着一些寓言味。文字还细腻，但这细腻恰成其致命伤。你既要表现一个哲学观点，就该把轮廓弄清楚啊！细腻增加了美感，增加了真实，却掩住了表现的主题。这也许因为《十日谈》那部大书你始终只翻了翻啊！
在《俘虏》里，我理会你憬悟了。这篇也带些寓言味的——虽然是太讽刺了一些。在这篇里，我看出你四个企图：好朋友在你把哈代的《还乡》读完后介绍你一本周译的《黄蔷薇》。你明白了把背景与人物混合起来会有更大的艺术效果。由阅读感到近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太呆板太缺乏变化。你那时对两性关系心中正有着一种古怪的质疑。那晚正是七月节的前夕，明月悬挂中天，房檐底下的荷花灯令你忆起若许儿事，及儿时的同伴。在那些天真小影子里，你没忘记隔壁的一只猫。像道闪，忽然这些影像如漫云之凝聚了。由一道隙缝，你看出了一个怀拢一切的型胎。于是，忙忙走进房里写了出来。故事的轮廓较为明显了。但我不能不告诉你；背景和人物之间还是有着一道明显的隙缝啊！
因为好朋友告你《小蒋》的失败大半在对性格描写的疏忽，于是，那以后的每篇，在性格描述上，都见得出你有意的努力，虽然，《放逐》里的坠儿太成熟了一些，但在人物上，你也失败了。他们都太出类拔萃了。把一只虎画得生动不是难事，因为那动物的姿态已天生地带着活跃了。不易画的却是巷隅夹了尾巴的那条无主的流浪狗，而同人关系密切的正是这可怜渺小的东西。还是先把平凡的人写好。在真正的自由平等社会中，英雄气魄将变成每个人的本性啊！
《放逐》是想写社会题材的一次尝试。虽然在结构的煞尾处又一次暴露出你的优柔，但在对话及结构上都可看出你是个奥尼尔的读者，这是条新路子。在《花子与老黄》中，我就感到你该多读点戏剧，并侧耳倾听各色人物的谈吐。小说家无理由比戏剧家享受太多的优遇。观众几曾容忍过一个突然中止了表演，走到台前说闲话的戏剧家呢？难道小说的读者就该听凭作者堵上人物的嘴，捆上人物的手脚，任他絮絮叨叨地说东道西吗？如果你的人物偷了隔壁的一只鸡，不待解说，明达的读者自会懂得他不诚实。在这篇里，你主动地削减了小说家的优遇。
在衬比上的努力，只有《邮票》及《篱下》两篇。在一种观念后面，必须有足以支撑得住的情感及信念。只要在认识上仍在进步着，一时的肤浅终比趋新效时来得有意义。
《篱下》企图以乡下人衬托出都会生活。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托在乡村。你是个怪物！住在北京嫌沙土，跑到南方又挨受不了那阴霾；嫌都市的烦扰，你难道就不讨厌乡村的单调吗！你这急需同类的温暖却又讨厌一切人影的怪物！告诉你，奔跑终非上策。快放下你那流浪者的好梦吧。握不住生命的一角，蛛丝似游荡，你将什么也干不出啊！
你最失败的是《丑事》。其次，是《雨夕》。
这里，你该明白作品好坏的最终标准是艺术的优劣啊！《邮票》与《丑事》同是有着民族气味的。如果成功可算作相对的，则《邮票》成了功，《丑事》却惨败了。这失败大半是由于侦探鬼怪小说在你身上的影响。一篇小说的失败不在批评者骂得如何淋漓尽致。因为换一个来也能夸个淋漓尽致；而且惹起骂潮的文章往往是由于其中创造性多了些，超出了批评家的透视圈。你创作时，该忘记出版家、批评家，却切不可忘记读者。如果他用了极大的忍耐虔诚地读着你的东西，到煞尾处却发现是个弥天大谎时，他不但会把书摔到地上不再看，而且将以被骗者的委屈咒诅起你这个拙笨的谎鬼。记住，我永是你第一个读者。如果我都如在云雾中地迷迷茫茫，连连摇头，你就休想骗得过第二个读者了。这种侥幸是留不得的。
事情尽管是可以有的，但只有新闻纸才登“可以”有的事。一个周游全球的驻墨西哥公使归国后，来北平乘洋车逛市场，过总布胡同口猛然为一辆摩托撞倒身死。事情是可以有的，而且有了。读者只好叹声：“怪事！”小说读者却没有那么老实，把未判明因果程序的生活片断写成小说，总是一大冒险。
《雨夕》似是想利用外景伴奏故事，企图把自然境界与现实糅合起来。这种由侧面用轻笔淡彩来写一件严肃事件并非显得你灵巧，它只暴露你的怠惰无能。如果立意写一个被维新再娶的男人所摈弃的乡妇，这值得一个长篇。为什么在有限的画板上净涂抹些山水，只留窗口透出些微故事的远影？要暗示性吗？我疑惑你在避难求易。再往好里解释，便是浪漫的气息充溢了你的周身。当现实摆在眼前了，你却钻到树林里去由叶隙间窥视！
在《邓山东》里，你终于把那瘦猴子画了进去。我不再责你气度小了。既然你说这些必须告诉世人，我如今倒劝你倾全力对洋奴手里的所谓“教育”来一个总检讨。这种小巧的文字终难暴露事件的全貌啊！如以你创作本意为批评准绳时，这篇也失败了。因为邓山东穿上了英雄氅，洋奴的虐政却只隐约地成了陪衬。你这个由私塾混到文明大学的学堂油子，由以叩头拜师到拉拉手说哈喽，由强背《圣经》的新教牧师至抱吻男孩的旧教色情狂的神父，由承受雷霆夏楚至包围教师住宅喊打倒，十多年来，该明了一些教育在这国度里是什么玩意儿了吧。你应当做这件事。你该将所知道的，以最生动醒目的手法报告给国人以及派遣传教士东来的国家。这不是通过篇把小巧文章所允许你做的工作。
说了这么多，真是想不到的。但平日你与我舒展的机会太少了。因为怕我指责，所以你总是把事情干好才跑来安排自欺欺人的理由。从此后，我不浇太多冷水，你也莫再畏惧我了。自你那番怒气冲冲的抗议：“还想拆散我这唯一职业，做个全无用处的人吗？”之后，我愿在安全地带内任你自由发展了。但我却不能放松。你得允许我随时提醒你。回首看看你的过去，你该压迫我吗？
希望你践诺前言，集子一出，就悄悄地走出关塞。
理性的萧乾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海甸
[附记]
这原是为《篱下集》写的跋，后来因故没放进去，仅刊在《水星》的一卷四期上。最近在南市地摊上偶然买到一册该刊。它原是一篇自我批评，但又夹进不少私事，所以十四年以后读来，连自己也需要点脚注。印在这里是因为重读过一遍，我觉得它还相当能代表一个初学创作者的古怪心情：既要卖弄又羞怯，对广大世界充满了憧憬，又充满了迷茫。
全书注解为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加的。
（原载1935年《水星》第1卷第4期，收入《创作四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