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我流浪到汕头后，我们之间就失却了联系。一九三九年我们在英国重逢时，他才告诉我：三十年代中叶他就去了欧洲。一九三九年春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学院秋季正要聘请一名中文讲师。我们虽多年未通信，他却一直从《大公报》上了解到我的行踪。他向学院推荐了我。
我从滇缅路回到香港，在大堆积信中，发现了东方学院的聘函。我当然是喜出望外，然而细一琢磨，并不那么可心。待遇低得要命：年薪二百五十镑，还得刨去四分之一的所得税。最令我绝望的是：旅费自筹。我只好望洋兴叹。
由于胡霖社长的关怀，才成全了我那次的欧洲之行。
看样子是去不成了，我也就没去告诉这位老板。可他从编辑部风闻此事，立即主动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的意向。他坚决主张我马上复信，接受聘请。“至于旅费嘛，报馆先垫上，以后你用通讯来还就是。”
报社在大战前夕用预支的办法在现场布下了我这颗棋子（胡霖语），而我则在命运的突然召唤面前，没打退堂鼓，接受了生活的挑战。
回顾那七年的海外新闻工作时，我不能忘记在自己一生重要时刻这两位长者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我自知才具有限，一向也不够勤奋。我倒过霉，但有时我的幸运也是不同寻常的。我做梦也没想过能赶上人类这么大一场戏。它确实使我走出自己那个窄小天地，在更大的领域内，体验了人生。
七、并非“莫名其妙”
二次大战是以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突然派大批机群轰炸华沙为开端的。紧接着英法就对德正式宣战。其实，头一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相继被吞并。在那之前，希特勒在东方的伙伴也早已对中国动了手。然而有的西方历史学家竟然把英法联军对德宣战到转年四月那段日子，称作Phoney War。
Phoney这个字不大好译。它一般是作“虚假”或“有名无实”解。但是这根本不通。宣战后，英国吸取了华沙的教训，天空就布满了气球阵，街头巷口也堆起准备巷战的麻袋。市民不论男女老幼，肩上个个挎着防毒面具，民政部给家家都发了盖防空壕用的钢板。扛得动枪的男子统统入了伍，妇女也组成了农业大军。这怎么能说是“虚假”或“有名无实”呢！一个勉强的译法是“莫名其妙”。我估计此语是站在历史安全岛上的英国市民所发的愉快的牢骚。似乎表示；要打，你们就认真打呗。这么不打不和，闷闷沉沉的，算怎么回事！
其实，英国政府鉴于希特勒对波兰的突然袭击，还是十分认真对待的。宣战后，措施之一，就是立即把高等院校一股脑儿迁出首都。伦敦大学就这样被疏散到了剑桥，我任教的东方学院也随之就由那里的基督学院收容下来。抵英后我最早寄给《大公报》的是两封《剑桥书简》，其中主要描述我乘法国邮轮驶离九龙后，近一个月的航行，包括在西贡无缘无故地被拘留七天的经历。
大学城的生活固然丰富多彩，然而作为记者，那时我更急切想去的还是英国首都。因此，一放寒假，我立即搭乘公共汽车，奔往五十五英里以南的伦敦（不坐火车，是为了沿途可以一睹战时英国乡镇村落的风貌）。从《初访伦敦》中，读者可以看到我逍遥自在地逛动物园，访狄更斯故居，参观杜莎夫人蜡人馆，巡礼威西敏斯特教堂。一路从从容容。皮卡迪利圆场和庞德街上，牵着狗的时髦仕女照样花枝招展，着礼服的绅士也依然甩着手杖出入“女人止步”的俱乐部。除了一些防空措施，伦敦确实没有多少战争气息。
那阵子，英国政坛上及文化界少数慕尼黑派投降主义者还真的蠢蠢欲动，不断传出英德即将媾和的谣言。一批短见人士也在叫嚣着德国空间实在窄逼，随他们去吞并奥地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算啦。英国犯不上为旁人去卖命！从我那篇《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也可以看出当时那些鸵鸟式自保主义者的蠢动。也正是出于这种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幻想，珍珠港事件前还有人在酝酿东方的《慕尼黑协定》。
在这种虚假的“升平”气氛下，伦敦选起戴防毒面具的皇后来了。法国自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旁，甚至种起了玫瑰。人们热爱和平，厌恶战争，这在情理中。混世魔王希特勒也正是利用善良人这种心理来恫吓、迷惑、麻痹以至分化。
就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气氛中，伦敦大学校董会在一九四〇年学年结束前，做了迁回伦敦的决定。当时，整个西欧都已沦陷，英国正处于兵临城下的境地。五月十日，用绥靖政策吊起希特勒胃口的张伯伦已挂冠卸任，雪茄不离口的丘吉尔入主唐宁街。我们刚刚在六月底迁回，七月十日“卐”字轰炸机群就飞临伦敦上空，“不列颠之战”开始了。
八、大轰炸·大考验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伦三岛上空尚未出现敌机踪影时，伦敦大学当局就遵照政府命令，失魂落魄地疏散到剑桥。转年在大轰炸的前夕，它却迁回伦敦。校内不少人自然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啧有烦言。
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当然我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但出于职业（记者）本能，我又庆幸伦敦大轰炸时，我能在场。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一千架次。八月二十日那晚，竟出动了七千九百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那阵子夜夜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也得狼狈地四出找地方隐蔽。汉普斯特德的住所被炸了，到友人家去度周末时，房子又中了烧夷弹。然而我看到的是八百万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守秩序，而且依然保持着幽默感。这种民族素质值得报告给也在挨太阳牌敌机狂轰滥炸的重庆同胞。在《伦敦一周间》、《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以及《银风筝下的伦敦》中，我就用日记、通讯以及散文特写的形式，向国内读者着重报道了一个民族大难面前的精神面貌。我并没记述昨晚来了多少架，打下多少架。可我在踏访轰炸后的废墟时，偶然瞥见，在已经被炸成一堆碎砖破瓦的地方，竖着一块“照常营业”的招牌。既富于风趣，又显示出英国人凛然的气概。我的意图显然就是要让在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同胞感到不孤。希望他们能从伦敦人的镇定中，得到鼓舞。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有点使命感。大轰炸之前，来自中国本土的庚款留英学生均已陆续回国了。那时留在伦敦的中国人，除我之外，主要是十几位马来亚华侨和使馆以及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又是旅英华人中唯一的记者。朋友们每提到我在一九四四年联军大反攻期间当上随军记者那段往事，就认为我准是出入于枪林弹雨之间，冒了好大风险。事实并非如此。我这个人胆子不大。可是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我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我平素大大咧咧，那会儿可丝毫也不敢冒失。
妄图称霸天下的歹徒野心家，总以为可以凭借残暴的狂轰滥炸来征服酷爱自由的人民。大轰炸却恰恰使英国人民抱成一团，攥成一个拳头。打那以后，人们都铁了心，再也听不到苟且偷安的议和声了。一度传说曾主张向希特勒乞和的逊王爱德华第八世，也毅然赴百慕达去就总督职。
二次大战西欧战场上不乏令人难忘的壮举。三十万溃军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固然可歌可泣，诺曼底大反攻也声势浩大。然而我始终认为在整个西欧沦陷后，英国与纳粹只一水之隔，处在兵临城下境地而能顽抗到底，才是最关键的。这时纳粹空军头子戈林把从空中进攻英伦三岛定为“鹰计划”。那仅仅是命名为“海狮计划”的登陆序幕。每晚从德国本土以及占领下的法国西海岸分别派出上千架机群，接连三个月向伦敦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成千架英国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奋起应战。这个民族不怨天，不尤人，更不屈服，咬紧牙齿拼到底，终于使“鹰计划”破产。转到九月，希特勒手令“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掉头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了。真是人定胜天。那无疑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
我是适逢那个岛国在物质生活上最匮乏的时期旅英的。足足有六年，每月吃不上一磅肉，每年只配给两双袜子。朋友请吃茶，得自带糖和茶叶各一小包，香蕉只见过泥塑的。然而在精神方面，那正是这个民族最光彩的时期。在大毁灭的威胁面前，他们昂起头，挺直了腰杆。
这就不能不令人记起当时为英国人民掌舵的丘吉尔。
九、英雄与时势
年轻时血气方刚，喜欢跟人抬杠：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直抬到究竟是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饱经沧桑进入暮年，就懂得天下事都不宜也不必说得那么绝对。精力过于充沛没地方使的时候，抬抬杠倒也无妨：既可消磨一下多余的精力，又能获得战胜了对方的满足。而今，躯体里剩下的精力已无几，再也没有那种兴致了。
一九四〇年七月，当丘吉尔下令封锁中国抗战唯一的对外孔道滇缅公路时，英国正义人士群起抗议这种短见的自私行为。由于我是在英国唯一采访并报道过滇缅路的记者，英国援华会就安排我赴各地演讲。我主要谈的是滇缅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结论中，自然也不能不痛斥丘吉尔的不义之举，并指出，他实际上是在掐中国的咽喉，并助长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英国迟早必然自食其果。
毫无疑问，那是一卑劣行径，说明国际间，即使在面对同一法西斯敌人时，也只顾各自的利益，谈不上什么道义。没有珍珠港事件，美国也不会参战。
然而在开战七个月后，当英军从挪威溃败下来的千钧一发之际，英国中流换马，撤掉软骨头的张伯伦，让铮铮铁汉丘古尔挑起大梁，确实是扭转战局的关键的一步棋。
正如我在《1940年欧洲稗史大观》一文中所写的，当时日本横滨银行驻伦敦分行的经理加纳子爵已预言，不出三个月英国就将挂白旗向纳粹屈膝投降。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也公然发表谈话说，民主主义在英国已寿终正寝，纳粹接管只是时间问题。英国的败北主义者更不断造谣惑众，说圣诞节就将停火。但是丘吉尔上台后，用一个大大的“不”字，粉碎了一切和平幻想。犹如罗斯福总统每星期五对美国广播听众的“炉边恳谈”一样，那时丘吉尔也于每星期一晚七点，通过电台对广大群众发表亲切谈话。我还记得，他曾用发颤的声调对英国公众说：“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汗水和眼泪。”略顿片刻，又带着蔑视和坚定的自信补上一句：“我们正等待着德国人过来呢——连海里的鱼也在等着。”
一九四〇年英国陷于危在旦夕的“时势”不是丘吉尔之过，毋宁说那是希特勒那个混世魔王一手造成的。然后丘吉尔以破釜沉舟的果断之气，凭他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之气，发自肺腑的感人誓言，再加上他用食指和中指叉成V字形（表示胜利）的手势，的确将四千余万英国人动员起来，扭转了乾坤。倘若误国误民的投降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掌着舵，那就不堪设想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英国造了时势，使得一九四四年六月联军有可能从诺曼底大举反攻，从腹背夹攻纳粹歹徒，最终直捣柏林。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英国大选中，丘吉尔这位舵手竟落选了。当时有不少人想不通。当我看到坐在波茨坦无忧宫三强会议英国席上的首席代表是平庸的艾德礼时，也曾深惑不解：英国选民怎么忍心抛弃力挽过狂澜的英雄呢！现在回想起来，英国选民的抉择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杰出的军事家未必就是伟大的政治家。战阵之间讲究兵不厌诈，为政则首先要取信于民。军事上完全可以不问三七二十一，凭借火力先压倒对方再说，政治家可不能光图痛快，追求声势；一时心血来潮，那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每走一步，他都必须瞻前顾后，切忌随兴之所至。
人们不曾忘记战时丘吉尔的许许多多博得喝彩的演讲。当天空布满乌云时，他说过：“有人问我们的目标何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胜利。不顾恐怖地求得胜利。不怕路途遥远和艰难，必得争取胜利，因为不胜利就没有生存。”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投降那天。他说：“我们不能松懈，不能失败。我们要抗战到底。我们要在海洋上作战，不顾一切牺牲，保卫我们的国土，永不屈服。”大反攻得手后，他又说：“走向胜利的道路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了。但是我们无权这么想。不管远近，不问难易，我们要走到道路的尽头。”他的豪言壮语，他在战时的众多果断措施，特别在希特勒转过头来打苏联时，一生反共、十月革命时还曾帮过白军的他，能马上联苏，下令英国军火工厂优先为东线生产武器，这都是极为英明的。自然，他是绝对从英国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但毕竟具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