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贵州的启示
难忘的三十年代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沈阳的炮声把沉睡中的中华民族唤醒了。全民族奋起抗日自然就成为那十年的主旋律：从前奏曲到第一乐章。随着上海闸北一声炮响，企盼已久的大时代终于到来了。抗日的口号可以自由喊出了，报纸上也不需再打××。激昂，亢奋，义愤填膺，好像闷室打开了窗户，瘫子挺直腰板站了起来。
战争无可避免地要打乱生活。报纸由十六版缩为四版。纸张告缺，广告也没了着落。报社势必得精减人员。既然不再有《文艺副刊》了，它的编者自然也成为多余的了。
胡霖社长把要裁减的人员分别叫到他那办公室去谈话。我也被叫去了。他的话讲得十分委婉。先对我进报社以来的工作大力肯定一番，然后又以饱经世故的长者口吻，从爱护青年出发，说看来这仗一打，就得破釜沉舟。估计沿海是保不住了。像我这样的青年，应当尽早去大后方，以便保存实力。接着又用歉疚的口吻补上一句：“报社现在正处于朝不保夕的状况。遣散费嘛，只能支给半个月薪金。”
“八一三”那天，刊物上还在出着最后一次的书评专辑，半个月后，它的编者就这样失业了。我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在上海环龙路新搭起的安乐窝，偕同刚由东京赶回来的“小树叶”，开始了我们为时将近一年的流亡生活。
当时，沪宁路已被炮火切断，只好搭船绕道去香港，再经广州去汉口。在那里，遇到适从沦陷了的北平逃出来的杨振声和沈从文两先生。感谢他们把我们收容下来。在珞珈山下滞留了几个月，然后经长沙转到沅陵，在沈云六大哥那幢半山腰上的杏黄色小楼里小住数月。好容易才买到开往昆明的汽车票：从华东的黄浦滩经港穗折回华中，又经湘黔而落脚于滇池之畔，走的可说是个大“之”字形。这一路的见闻，大致已记入《湘黔道上》一文了。
流徙中，我体验了中国之大，也强烈地感到发展得多么不平衡。沿海城市和广袤的内地，不知相差了几个世纪。同时，省与省之间的自然条件，也十分悬殊。这印象在从富饶的湖南进入贫瘠的贵州时，特别强烈。在贵州，又看到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别。
车开出晃县不久，朱色的肥沃土壤和蓊郁的松岭就不见了：车在重岩叠嶂间的羊肠小道上迂回行进，一路颠颠簸簸。望着车窗外轮下的万丈峡谷，时刻捏着一把汗。贵州的山秃而瘦骨嶙嶙，土壤是灰黄色。一辆刚翻下去的客车倒在谷底，人们正往外抬着血淋淋的死伤乘客。我们这辆车上的人倒吸一口气，偏过头去，或用手捂着眼睛，不忍也不敢去正视。真是“前车之鉴”啊，我们自己也只能听天由命。山脚下，几匹瘦马在啃着枯草。偶尔出现一座疏林，还像煞有介事地插着“实验造林场”的木牌。
群山之间，时而也出现一二村落。农民在稻田里唧唧唧地踩着水车，用汗水向吝啬的大地讨着生存。老天为什么对贵州如此刻薄！难道秃山底下就没为他们埋藏点儿稀有矿苗？村边坟地，到处竖着表彰“节烈”的石碑，凉篷小轿下耷拉着三寸金莲。娃娃们裹着一身破布，走了八百里荒山，还没见到一所小学！
一到贵阳，可就完全不同了：马路两旁整齐地栽着树木，旅馆里电灯、电话、洋瓷浴盆、抽水马桶，虽比不上上海南京路，又回到了文明世界。
这对比太强烈了。从那八百里荒山来到这现代化的都会，舒坦之余，又觉得这片繁华只不过是纸糊的，是贵州的橱窗，荒山才是贵州的实体，中国搞建设，功夫和本钱不能都下在橱窗上啊！橱窗已进入二十世纪初叶，实体却仍徘徊在明清时代。那怎么行！这样空尚形式，只注意表面，自欺欺人的国家，在武装到牙齿的强邻欺凌下，如何得了！
中国啊，不能再沉睡下去，你该醒醒了，在这靠实力来较量的世界上，不能把功夫光花在橱窗上，不能光靠梳妆打扮！
四、从昆明到海防
一九三八年秋，《大公报》在香港创刊了。事先，我应胡霖社长电召，赶去那里参加筹备工作。
那时，内地人赴香港，得走安南（即今越南），正如要去西藏得走印度。我必须先穿过当时那块法国殖民地，才能到达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倒也好，这样可以体验一下两种殖民统治。
以昆明为起点，安南海防为终点的滇越铁路并不长，其实，有一趟名“米西林”的特快列车，当天就可到达。然而只有达官贵人才坐得。当时那种便利与我无缘。普通旅客得走上三天，因为火车只在白天行驶。它像驿马一样，每晚都停下来，乘客分头去住客栈。第一天它停在滇南重镇开远，那时也叫阿迷州。第二天在河口出国境，抵老街。第三天开到海防，这才搭轮船航行三天，到香港。这六日行程如今飞起来，连六个小时也用不了。
这条铁路沿线（尤其在云南境内），风景真是迷人到家了。火车开出不远，铁道就同玉带般的红河并行起来。我从黔南进入滇北时，就注意到：在贵州，你爬完一道高山，等待你的还是一道峻岭。云南则不然。火车穿过一道险峻重岩（有时是从一个悬崖钻入另一绝壁），在众山环抱中，总有一片平坦、碧绿、富于人情味的田野：镶嵌着棕榈芭蕉的稻田里，时有老乡赶着水牯在耕作。
离开昆明后，火车不知跨过多少桥梁，穿过几十座隧洞。有人说，当初法国人修筑这条铁路，为了炫耀他们的工程技术，故意专走险处。关于有些地段如丝带桥及人字桥，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忘记指的是哪座架在两道悬崖之间的险桥了，据说多少造桥专家的设计都失败了，在施工过程中还死了一些工人。最后只好在巴黎重赏招标，中标的是某火柴厂的一名普通女工。她用火柴棍摆来摆去，竟然拼凑出力学家们所未能设计成功的图案。
那个时期，我有个习惯：喜欢随时随地掏出个小本本，记一记所见的景物或头脑中刹那间闪现的思绪。行程的第二天，快到边境时，我正倚窗作文字速写。猛然间，被人从身后紧紧搂住了。火车到站后，大家都忙着下车办理过境手续，我却以“当场抓获”的间谍嫌疑，被腰挎盒子炮的边境检查站的人扣留下来。幸经同行的施蛰存老兄出面证明，站上又向昆明反复核实，才得放行。
在老街，我第一次领略到法国殖民地海关人员的粗暴。他胖得呼哧呼哧直喘，嘴里斜叼着雪茄，人又喝得醉醺醺的。他双手在我皮箱里东翻西抓，最后索性把箱子扣个底儿朝天。他不是在搜寻什么违禁品，只是在逞威风。
好容易住进了旅馆。本来热带气候就闷热，又这么折腾一通，身上的衬衫已经贴肉了。正要享受一下淋浴时，茶房敲门了：到殖民厅去核对护照。迟一刻，第二天就休想上火车。
旅馆离殖民衙门还有好长一段路。茶房在前头领着同乘这趟列车来的这批乘客浩浩荡荡地前往，队伍里还有缠足的老妪和抱着娃娃的妇女。
殖民厅好威风啊！天花板上是一只靠人工拉拽的大风扇，由两个安南人操作着。台子后面神气活现地坐着位殖民官。他一边喝着什么饮料，一边捻着他那两撇仁丹胡子。站在一旁的安南下属握着一叠护照。每当喊到谁，就得挤到前边，听任殖民官上下打量。等他确认你是良民后，才在护照上唰唰地画上两下，就算过了关。
老街是个边境小镇。旅馆门前是一条专做过路旅客生意的街。街北草坪上有座露天剧场，附近还有一家赌场。每当回忆起老街那家旅馆，除了难熬的闷热外，屋角墙缝间那种叫起来活像麻雀的大壁虎的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
抵达香港后，我曾在《安南的启示》一文中写道：“在安南，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美丽的山河，现代的文明；所缺乏的只有一样：自由——独立国人民应有的自由……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又丢掉了自由，那是注定了的悲剧，是什么现代文明也不能补偿的损失。因为机器本就是吮血的家伙。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盘的打算，文明也许正是个噩梦。”
五、中国的东南角
在香港，我一边编着刊物，一边还在寻找着去内地跑跑的机会。在我的生活愿望中，那总是占第一位的。
这时，我与昔日的同窗谢冰季（冰心大姐最小的弟弟）在岛上重逢了。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他去英国学海军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一条缉私船上当船长：一身雪白笔挺的制服，黑地金道道的肩章，神气极了。他的船当时正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游弋，就提议带我去距香港只三小时航程的宝安县玩一趟，说那里如今正处于三不管的状态：它当然不属于香港，可广东省正忙于防御敌军入侵，也鞭长莫及，而日本人可能认为早已是囊中物了，或者还没来得及去占领。我自然很乐意同他走一遭：既可一路上叙叙别情，又能踏访中国东南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角落。
归来，我写了《从香港到宝安》一文。
然而我心坎上更挂念的，还是潮汕。那是我十八岁上开始流浪生活的起点，是我的第二故乡。在那里，我第一次尝过爱情的苦果，也第一次体验了人生。
就在这当儿，我遇到了代表华北游击队来香港募款并购置药品的黄浩。我同潮汕人总是一见如故的。我们立即成为好友。我陪他在香港跑了一些地方，并访问了同他一道来香港的尉桂勋。他是我在崇实的一位老同学，我们曾坐在一条板凳上织过地毯。那时，他已成为华北游击队一名出色的爆破大队长了。根据他的自述，我写了《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那是较早的一篇描写游击战争的文章。
在香港完成了任务之后，黄浩忽然问我，想不想跟他一道回一趟他的家乡？那还用说！我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并没辜负他的美意，回港后连续写了《潮汕鱼米乡》、《岭东黑暗面》、《林炎发入狱》以及《阻力变成主力》。文章内容可能有犯忌的地方。那阵子我写的通讯，总是香港及重庆两地的《大公报》同时刊登。这一批香港照登了，重庆却一篇也没采用。
这是我第三次去汕头了，是在侵略者随时可能登陆占领的前夕去的。尽管那里的海还是蓝得像宝石，小电船在蛇江上也依然龙虾般地穿梭着，一路捏着鼻子尖声叫着。绵亘起伏的蜈蚣岭也仍像天地间一只巨蟒那样沉睡着。可我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惆怅感。当然也想到了我那一去不复返的“梦之谷”，可更萦萦于怀的，还是潮汕的命运。看到岭东的黑暗面，我真为它担着心思。
然而不同于当时的香港，这毕竟是自己的土地啊！到处贴着“誓死保卫祖国”的标语，路口堆积的沙袋象征着民众抵抗的决心。市电力厂已经遭到敌机的轰炸了，除了中山公园一角，四下里一片漆黑。关心时事的市民们坐在大喷水池周围，倾听着南生公司的无线电播放着新闻。不过，小巷里卖鱼丸馄饨的小贩照样挑着担子，敲着竹梆，用嗄哑的嗓音叫卖着。十年前的往事立即兜上心头。
这时，黄浩的胞弟暹罗（即今泰国）归侨黄声为了配合救亡工作，正在揭阳和普宁一带办起南侨中学。我们访问了校本部和几所分校，同那里充满活力的热血青年相处数日，看他们上课，操练，开讨论会，个个都将是游击队的坚强战士。我写了《教育流进僻乡——南侨教育史上一奇迹》。在他们身上，我瞥见了岭东的黎明。不少当年的南侨学生，五十年代都成为潮汕地区的行政骨干了。黄声也当上汕头市的副市长。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黄声、黄浩哥儿俩均屈死于残暴的红卫兵之手，黄浩的第三个儿子也受了牵连，被暴徒从东四头条硬拖到六条，一路拖一路打，就这么丧了命。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中，我曾追忆过同黄家的这段友谊。
一九三九年春，我又从香港赶到昆明去采访正在修筑中的滇缅公路。那次我一口气写了五六篇通讯，登在港版及渝版《大公报》上。一九四七年编《人生采访》时，我只收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我拙于言辞，在文中称那些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的两千五百万民工为“历史的原料”。在我心目中，他们才是抗日战争的脊梁骨，历史的栋梁。
六、两位长者
我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身兼《大公报》驻英特派员的职务登上一艘开往欧洲的轮船，亲历人类那场大屠杀的全过程，首先要感谢如今已年过九旬的于道泉大哥。就先从我们之间的友谊谈起吧。
我是一九二六年结识他的。当时，我还是个初中三年级生，他则已从齐鲁大学毕业了。他和已故李安宅都是我四堂兄（安娜的丈夫）在齐鲁时的同学。那时我愤于军阀黑暗统治，在崇实中学参加了C.Y.，安宅是我的介绍人和领导。我经常骑车到他在海淀老虎洞的家去过“组织生活”。
一天，安宅透露给我个秘密。他不久将去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开会。这期间，要我找道泉。我在老虎洞见过他，那以后，我就不时地向他报告有关在崇实组织少年互助团的事。
后来由于团里一个比我低两班的成员告密——事后才晓得他爸爸是侦缉队的，而那时队上每抓获一个赤化分子，就赏五块银元——我被逮了去，关进北平东四报房胡同拘留所。亏得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改由学校软禁。一九二八年北伐军抵北平，我恢复自由后一打听，道泉知我被捕，旋即遁入雍和宫，由喇嘛们保护起来了。那可能就成为他钻研藏语的契机。今天，他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国内不可多得的藏文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