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特刊登出张风的战时日本社会研究《战争与犯罪》及《迷信的民族》，华云游的《台湾青年反日运动史》。一九三八年的年终，《文艺》接连发了一大批为日本侵略者算总账的文章，从军事、政治、金融、财政到社会动态，从各方面来揭露敌人的外强中干，并且着重报道了日本国内反战运动，以及战时日本人民、尤其是娼妓及童工的苦况。《文艺》每期照例要配一二幅图片。有一幅画的是日本陆相坂桓与海相米内在用餐，标题是：《我舐了舐，喏，人的血果然味道不同些》。是由日本报刊上剪下转载的。
更为有力的揭发来自内部。例如杨庆光从日本《主妇之友》杂志译的《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记》一文，就真实生动地描绘了阵亡日兵丢下的孤儿寡妇的惨状。当时日本有不少作家曾被迫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侵略军。《文艺》译载了不少篇他们写的反战文章。如滨本浩厚的《从九江到武穴》，生动地描述了军粮的匮乏，我国游击队的活跃以及长江上布下的水雷对敌人构成的威胁。在《我们最怕机械地雷》这一标题下，译载了日本随军作家菊池等人的自述。这些，对于鼓舞我方的志气是起了作用的。
即便在与侵略者交战最激烈时，我们也不曾忘记把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政当局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流金就从山西广阳寄来一篇《从敌营夺得的“同志”》（这个“敌”字是我写此文时加上去的，原来可能是“日”。那时香港殖民当局不许中国报纸使用“敌”或“日”字。所以倘若翻看当时的《大公报·文艺》，那可是满纸××。××也许是当时报馆排字房里使用得最多的铅字）《文艺》还登过日本作家鹿地亘的小说《黯夜事件》，白井四郎的俳句《战场》，片柳竹市的《华北》以及青木弘的《出征一年》，后面三位是厌战的现役军人。
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国际主义，只知道对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外国朋友，一概表示由衷的感激。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文艺》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的那期“工合专号”。当时，斯诺正在宋庆龄女士的支持下，同路易·艾黎、梁士纯、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发起一项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的工业合作化运动（简称工合），以解决我国大后方工业品奇缺的困难，同时也起到了缓和战争造成的失业问题的作用。这一运动立即得到美英等国进步人士的襄助。专号是在斯诺的建议下出的。
《文艺》还登过吉士所写的《记史沫特莱》，文中记载了她参加晋北突破的经过；也译载过苏联《消息报》上的《朱德将军——中国的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空军队伍中》一文是出自一个美国人之手。所有这些文章无非都是让读者时刻意识到：我们不孤。
五、结束语
我是从一个观点把这篇回忆题作《我当过文学保姆》的。我认为在文学工作中，编报纸副刊基本上是个服务性行业。正如这种行业所要求的：必须亲切和蔼，有眼力劲儿，手脚麻利，还得笃实可靠。从一九三五年接手编务时写下《园例》及那些《答辞》，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赴英前夕通过《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向《文艺》副刊的作者读者告别，我始终未改初衷。《自白》开头第一句就是：“即使仅仅是个奶妈，在辞工的时候，一股依恋的情绪不也是难免的吗？”接着说：“四年来，我如一个老管家那么照护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数字，抠着行校对，到月头又五毛一块地计算稿费。”这话里包含不包含一点苦衷呢？
是有一些的。当时职业作家完全靠那点稿费生活，别无收入。所以稿费这一环绝不可以疏忽。例如张天翼那部在《国闻周报》连载的长篇小说《在城市中》，报馆会计科算字数时就刨了空白，因而与作者本人所计算的相差数万字。我当然站在作者一边，与报馆力争。从那以后，会计科就再也不刨空白了，后来稿酬就索性改由我来开。我一向都是照原稿计算。刊物还坚持一点：新老作家在稿酬上完全一样。
我留意到当时有些刊物的编者一方面大量积压着旁人的文章，可又近水楼台地足发他本人的大作。这当然会使人反感。负责编《文艺》之前，我的文章大多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可是自从成为它的编者，我自己的文章反而大都投到旁处去了。也正因为如此，被我压了稿子的朋友始终对我没有怨言。我用“编者”名义写的那些宣布方针（初期占过整版）、征稿以及为填补空白而写的《答辞》，均属我分内的工作，从不给自己开稿费。我记得只为刊物写过一次付酬的稿子，那就是一九三八年香港《大公报·文艺》举办的一次“文章义卖”。所有参加者的稿酬一律交香港文协，用来慰劳前方了。
当时听说有编者以代领名义侵吞稿费的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刊物上声明：概不代领。这办法到香港后发生了困难，因为不少作家当时都在拉锯战地带流动着。他们有时提出由我先代为领出的要求。不得已，我只好专为此事在刊物上登了个启事，郑重声明：“本刊稿酬向于每月初奉上，从无拖欠。近时交通阻梗，除汇兑不通之地，已分别用保险信妥寄外，来自战区的文章稿酬无法汇上，则一律暂时存在报馆会计科账上，以待作者随时前来补领，编者一概恕不代领。”后来去英前，在告别书中，我再一次声明，战地流徙中的作家们的稿酬都已一一存在报社账上，希望随时领取。
在搞书评工作时，我注意防止利用刊物自吹自擂的恶劣风气。一开始就决定，评我本人以及沈从文、巴金和靳以（当时刊物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作品的，一概不登。而且，我不想用作者或出版者的赠书来搞书评。我觉得只有不欠情，才能做到公正客观。所以书都是我去四马路书店一本本地挑，抱回来，分别寄给评者的。出国后，我才认识到这办法实在迂而且蠢。外国报刊都是把出版社的赠书分别寄给评者，那并不就足以左右评者的论点。当年我是矫枉过正了。
我想向新时期的报纸副刊编者们建议：尽可能要求报社为刊物印些单张，按期分寄给关心并支持刊物的作者。所谓单张，指的是印完大报后，把副刊的字盘挪到小机器上，单独加印若干份。
每个刊物总得有一批较可依赖的支持者——文笔好，对刊物热心，或同刊物有特殊关系。要求这些人为了你一个副刊去订整份报纸，有时不大现实。即便他有大报，也仍会觉得这种单张的副刊更容易翻阅保存。
现在我经常收到一些报刊。哪怕是由于不愿无功受禄，也会不时地寄些估计可用的短稿去。如果寄整份报纸破费太大，也太麻烦，寄些单张比约稿信更能打动作者。
我很幸运，自一九三五年接手，每期《文艺》，《大公报》都曾为我加印一批单张。同时，报馆还为我印了收件者的姓名、住址签。于是，每次我只消剪剪贴贴，一卷卷地寄出。这样就能维系住刊物的供稿圈。听说这种单张当时还曾在陕北或敌后流传过。
预告也是开拓稿源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办法。它让写者放心，让读者有所指望，也使投稿者知所适从。
朋友们常觉得我的书桌及周围奇乱无比。那也是事实。然而我一向非常讲究工作方法。工作方法是效率的母亲。
编刊物有些工作同当会计多少类似：对于每日来稿，必须及时地逐件登记下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什么都好赔，唯独旁人的文稿。那时，我有两种重要的登记册：一是按姓名的罗马拼音排列的作家住址簿，另外是稿件登记簿。这里分成待用及待退两种，前者又分作即用及候用两种。稿件是刊物的家底。对它越清楚，工作就越主动。所以我另外还有个按文体（如小说、散文或诗歌）和栏目（如《文艺新闻》或《书报评论》）来分的本子。凡属准备刊用的稿子，一定要标出精确字数，否则拼版时会遇到麻烦。当时使用格子稿纸的作家寥寥无几，在那种情况下，要算准确了，又谈何容易！我就是靠这类从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工作方法，不但单枪匹马地编刊物，还腾得出时间去鲁西、苏北、岭东和滇缅上采访人生。那是后话了。
（收入《萧乾文学回忆录》，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