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香港，胡霖社长要我在《文艺》之外，还兼编一个仍名《小公园》的娱乐性副刊。这回他第一次为我派了一位名叫李驰的助手。于是，我把《小公园》的编辑业务基本上交给了他，我仍负责《文艺》。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联系上疏散到大后方的友人。那时诗人戴望舒在编《星岛日报》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们的联系比我密切。为《大公报·文艺》写稿的，则大多是从平津奔赴延安或敌后以及疏散到大西南或西北几所大学的。编副刊最能训练一种习惯：勤于写信。这习惯我一直保持下来。复刊后的一年间，众多文友已星散，重新取得联系乃是当务之急。好在《大公报》的发行网相当广，看的人多，很快就联系上了。
起初，稿源主要靠流亡到大后方或留在上海孤岛的朋友。内容虽然尽量突出抗战，但是基本上只能保持老样子。创刊号除了我的发刊词，是《文艺》的几位支持者的新作：巴金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靳以的《八一三》，并且开始连载沈从文的《湘西》。我在“编者按”中介绍这篇长文说，它写的“不仅是诗意的湘西，富裕的湘西，而且也是生气勃勃的湘西——抗战中的湘西”。文章也确实是从战争开笔的，第二期又有巴金的《一点感想》和丰子恺的《劳者自歌》。随后，是杨刚的散文《北平啊，我的母亲》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杨朔的《跳动在历史过程中》，萧红的《汾河的圆月》，李广田的《阴森森的》，李健吾的《拿破仑第二》，苏金伞的《星们的悲哀》，艾芜的《退到后方去的人们》，李辉英的《山岗上》，靳以的《乡长》，徐迟写广州囚犯的《火里的大赦》以及陆蠡的优美散文《光阴》。虽然大多抒发了对侵略的悲愤之情，但毕竟与战争还有不小的距离。
在论文方面，初期也保持着往常的格局，如蔡雨村的《论儿童读物》，李健吾的《诗与诗人》和《萧军论》，林焕平的《我所见的本年几篇小说》，朱自清的《以文为诗》，朱光潜的《诗和散文的分野》，都丝毫不带硝烟味。
《文艺新闻》的海外部分倒是有一些直接反映抗战的，如根室那篇带点预言性的《新加坡——未来太平洋的战场》以及从巴黎寄来的一篇航讯，痛斥纪德“糊涂”，竟然听信日本人小德松的谰言，说中日之战正如法德的冲突，是宿命所决定的。
为了解决战争期间文化界的隔膜问题，书评栏里就尽量报道并评介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刊物，如茅盾编的《文艺阵地》，靳以的《文丛》和陈烟桥的《自由》。同时，我还努力组织一些特刊。记得先后出过《漫谈翻译专号》、《世界语特辑》、《诗特刊》和《鲁迅逝世二周年》。在后一辑中，刊有茅盾的《关于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李健吾的《鲁迅和翻译》以及林焕平的《颂鲁迅》。
作为抗战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我强烈地意识到刊物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率由旧章。它需要更直接地反映战争，更充分地宣传抗战并起到鼓舞前后方士气的号角作用。
编副刊也有所谓“导向”。但那绝不意味着告诉作者们该怎样去写。那永远是无从“导”起的。然而编者只要顺着潮流，而不是逆着它，总可以通过版面（例如征稿或预告）鼓励某方面的文稿向你涌来。在敌机狂轰滥炸广州时，我就登出征文启事，宣布要出《空军战绩》及《保卫大广东》两个特辑。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文艺》预告了首期《战地特刊》的内容：陈毅的《最近的山西》、杨华的《川口镇之役》以及连载了三期的刘白羽的《西北线上》。
刊物问世后，很自然地引起香港及大后方文化界的注意。《文艺》终于雄赳赳地走上抗战的前哨。接着又刊出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冬夜行军》和《八路军随军记》（译者艾风），黑丁的《我怀念吕梁山》，吴伯箫的《随军草：怀寿州》等一系列直接来自战场的文章，其中还有几篇将军访问记，如谢冰莹的《会见赵侗将军》。
十月间，天马从太行山给我写来了一封十分感人的信。我用它开始了一个新颖而响亮的栏目：《战地书简》。天马想用前方的战利品来换取毛衣和糖果。他说：“这样化缘不离奇吧。老兄，请斟酌情形帮我一下忙。这并非是过分地要求慰劳吧。我实在因为生活太苦太单调了。山西一下雨，确实太冷了。棉军服大概要一个月以后才可发下。我非常企慕一件羊毛衫，因为它难于藏虱子，还又轻又暖，多可爱啊！东西寄‘山西邮局探投战区前敌总司令赵秘书转交’。”此信最后一句是：“你猜我的胡须有多长了？！”
刊物同延安最早是通过严文井接上头的。当时，《文艺》又添了个新栏目：《作家行踪》。《文艺新闻》一开头就曾声明不登作家的私事，然而抗战局面展开后，作家们的行踪就不再是个人的私事了。从文井那封发表在刊物上的来信中，读者们第一次听到鲁艺这个名字，了解到哪些人去了陕北。信中还详细描绘了那里的课目和睡窑洞土炕、吃小米饭的生活，并说精神愉快。
接着我就通过老友文井代我就地组起稿来。那时香港同延安的邮路畅通，许多稿子都是由他约来寄给我的。后来同抗大也接上头。野火不但写了《陕北行》，并且还寄来由他执笔的集体创作《抗大生活》。文井自己也写过好几篇，如《来去》。那时香港往延安不但写信几天就能到达，汇款也同样捷便。
大后方的作家们看来也在寻找与战争有关的题材：华嘉的《高射炮手说》、艾芜的《退到后方去的人》和《湘桂路上》、田涛的《大别山荒僻的一角》以及蔺风萼（柳杞）的《陪都的人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为抗战后盾的大后方的情况。仍滞留在上海孤岛的杨刚则写了《翘首》。在白平阶那篇《跨过横断山脉》的启迪下，我曾由香港奔往滇西，写了那组关于修筑滇缅公路的特写。
为了壮大声势，鼓舞前后方的士气，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要做：揭露日本侵略者。开头，《文艺》只是出了《疯狂黩武》及《侵略者的老家》等特刊。不想这方面的来稿比战地及后方的更为踊跃。1939年春，刊物就逐渐放弃了它那纯文艺传统，开始出“综合版”：从敌情到兵器以至防空常识，只要是有利于抗战的，就都发表。
打响第一炮的是一九三八年岁暮的系列回顾文章。最早登出的是夏衍的《我们这一年》。随后又出了特刊《世界这一年》。这时，个别老先生曾指责刊物办得越来越离谱，太缺乏文艺气息了。但我还是得到报馆内外更多朋友的支持。他们也认为既是非常时期，就应打破以往纯文艺的框框，以非常方式来编。于是，我索性敞开大门，凡是足以揭露敌人、鼓励自己的，不论文章性质，一律欢迎。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到了胡霖社长的默许。这里，我还要特别向当时在宿舍里与我住一房间的李纯青表示谢忱。他非但赞成我的意向，还给予了具体支持。他本人为刊物又写又译，并且介绍了不少日本问题研究者给我，使我这个对日本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接连编出一系列揭露日本内幕的专辑。
最早刊出的是李纯青所译的《统制下的日本家族》和《日兵的家难》。他还约了宋斐如来写《日本战时政治机构转变过程》，东闵来写《一年来华北华中日本经济侵略》，以及吴斐丹来写《一年来的日本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