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近十年来，大陆及香港已有十几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或重印了我的书。在台湾，这也不是第一遭。在这之前，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纯文学出版社以及业强出版社都印过。然而商务印书馆这次出我这套文集，意义却不一般。
三十年代我最早的三本书（《书评研究》、《篱下集》及《小树叶》）都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交稿时我还是个未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那三本书的问世是最早的动力。商务印书馆的确是我在写作上的摇篮。
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听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保证后，就写了篇有关出版工作的小文，发表在二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我最初接触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通过郑振铎同志的介绍，他们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先后出版了我三本书。那是个纯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来的信都是“台端”长，“台端”短，每个季度总寄给我一份发行数字的清单。当时商务隔壁就是中华、世界、开明和大东……哪家出版社也没意思无缘无故地把卖稿子的人挤兑到别家去，因为没有买书的，他们的店就开不成。可要是没有卖稿子的，他们也是白搭。这个客观形势至少使他们对作者有礼貌（譬如说，去信必复），也肯于在小事情上替作者服务。（譬如抗战初期，我从云南写信托上海商务买几本已经绝了版的《篱下集》，后来他们居然从仓库里找出几本来，给挂号寄到了）抗日期间我在国外，他们也还不时地寄给我本目录什么的。直到前天，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还给我寄来一份《小树叶》的“版税清结单”。书是一九三五年出的。到一九五七年，国家改貌了，出版商本身也改造了，它却还客气地跟我联系着。这个管理处的记忆力可真长！钱是小事，它给我以“一丝不苟”，非常尊重作家权益的印象。
作为对照，我又举了几个一九四九年以后我亲身经历的出版社在经营作风上的例子。最后我说：
“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
八十年代，出版业多元化了。垄断总算真的打破了。然而在一九五七年，我那可真是胆大包天！那段话立即为我惹下滔天大祸，使我成为斗争的靶子，众口一词地声讨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出版商招魂”。为此，以及其他罪名，使我足足有二十二年失去了公民身份，其间还曾被迫转入体力劳动。
今夏，承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先后两次来医院及舍间过访。他先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我的《书评研究》重印出来，接着我们又谈起出文集的事。对我来说，把这卷文集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诚然是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这里，首先容我对本文集各卷略加简介，从而也可使读者对我走过的创作道路有所了解。
（上）《梦之谷》
这是唯一的长篇。它记录下我十八岁时的一场以悲剧告终的初恋。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对它很不满意。情节并不曲折，几句话就满可以交代了。人物多是潦草的速写，既缺乏从社会角度的挖掘，性格和心理描绘的深度也很有限。小说在上海的刊物上没载完（也没写完）就抗战了。一九三八年当老友巴金从上海孤岛往昆明去信，力促我把它完成时，我曾感到十分勉强。在烽火遍地时抛出这么一部爱情小说，我思想上颇有些障碍。读者不难从原序中窥见我当时这种尴尬的心境。由于这次尝试的失败，我还发誓再也不写长篇了。我认识到，在狭小的空间里——如散文或短篇小说——我还能刻意经营出个样子。但我没写长篇小说的才具和魄力。
不作为小说，而作为一个青年的感情记录来读，我认为它还是我的血泪之作。那是我头一次尝到爱情的禁果，头一次遭受中国社会严酷现实的打击，也是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我，头一次见到大海，并为之而沉醉。写它时，我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也洒过不少热泪。它饱含着我少时的欢乐、悲哀和幻灭。
书是在战火中印出的。尽管巴金还是把它编入他那套《长篇小说丛书》里，却老早就已被人们遗忘了。不料一九七九年访美途经香港时，友人送了我一部台湾评论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1976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其中有一段对《梦之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甚至把它列为“五四”以来十部他中意的长篇之一。这当然给予了我莫大的喜悦和鼓舞。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个被遗忘了的爱情故事还产生过一段传奇性的插曲。为此，我把文洁若写的《梦之谷中的奇遇》一文也附在后边了。顺便报告读者，如今萧曙雯（小说中的盈）的住房条件已得到改善，她搬进了一幢崭新的大楼里的套房。这与此文在当地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最近收到一份题为《魂系梦之谷》的录像带。原来赵寰还把它拍成电视剧了。
（下）短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我先后写过二十几个短篇，主要收在《篱下集》和《栗子》两个集子里。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江湾那幢日本式小平房里，编过一本《创作四试》，把自己的短篇大致分作四类，即象征、伤感、战斗和刻画四编，并为每编写了前言。
一九八八年，文洁若为广州花城出版社编《断层扫描》时，曾对《篱下》、《矮檐》、《蚕》、《俘虏》、《雨夕》、《印子车的命运》和《邓山东》七篇表示了她的偏爱，“编者的话”里，还特别引用了《俘虏》中咪咪回到荔子身边那段描写。
洁若挑选的，大多是写我童年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情感色彩自然更为浓郁些。背景都是二十年代北平城的东北角。可是这一组小说中，她漏掉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一篇：《落日》。像《梦之谷》一样，这也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而写的。一九八三年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四卷选集时，我自己也曾把它抽掉。当时，也许还心有余悸：这里，“太阳”通常指的是统帅一切的人民领袖，而我却把妈妈的死比作太阳的沉落，岂不犯大忌！但是幼时她确曾是我心坎上的太阳。她永远地阖上双眼后，我就陷入了一片黑暗。《落日》是我挥泪写成的。
三十年代，我虽曾以《忧郁者的自白》一文作过《栗子》的代跋，然而我自小就不喜欢愁眉苦脸。早年断炊时，我也照样顽皮淘气。中年被打入炼狱，大部分时间我也还是嘻嘻哈哈地活过来的。然而内心深处，隐痛是免不了的。而且读书读到悲怆场面，往往会把书页哭湿。
《篱下》和《矮檐》中的环哥和乐子身上都有我自己小时的影子。我那位孤苦无告的寡妇妈确曾带着我这个不懂事的顽皮孩子去投奔亲戚而碰过壁。在学堂里，我也因贫穷而备受歧视。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两年后写起小说的。那时侵略者的气焰可真嚣张！它一举占领了东北之后，接着就进犯冀东，直逼北平。列入“战斗篇”的《栗子》和《邮票》就是在那种悲愤心情中写的。
我曾想通过散文以及短篇小说来练基本功。写《邓山东》时，我是在学着用动作而不用形容词去刻画人物；写《雨夕》时，则着眼于烘托气氛。
《蚕》是我的第一篇小说。这里，通过一对青年恋人养蚕的故事，抒发了我对宗教的一点感触。从幼年，我就为有神还是无神而苦恼着。使我困惑的倒不是宇宙的奥秘，而是社会的不公。当时，我正处在社会的底层。我奇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境遇为什么如此悬殊！为什么好人未必得好报，而歹人却可以飞扬跋扈。
有朋友在我的小说与散文中追求象征主义的痕迹。《蚕》自然是个最明显的例证。现在追忆，起初我想写的也许只是个恋爱故事。然而在养蚕的当儿，我的确曾把那几十条蚕看作芸芸众生，而把“我”比拟成高高在上的神。写到桑叶吃光时，我就顺手把头里那联想写了进去。
《道旁》是我刻意设计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短篇。记得动笔写它之前，我曾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以编者的名义就“出路”问题同几位读者笔谈过。当时青年们都在苦闷着。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我却煞有介事地规劝朋友们忘记自己的小天地，着眼于民族的前景。说实在的，我当时对那前景同样是迷茫的。
我在散文《在破车上》以及《叹息的船》中，都曾以类似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和对时局的感触。我自幼喜欢在事物之间联想，但我并不懂什么象征主义。
一九四九年后，看到有些人由于写寓言而碰得头破血流，我就一直把这种倾向收敛起。写什么都直来直去，绝不敢绕弯子。只是在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的松动下，才写了《大象与大纲》和《餐车上的美学》。通过它们，我总算拐弯抹角地阐发了自己的一点肤浅的艺术哲学。同时，也对教条主义的领导抗议了一下。
报告文学
一九三八年后，我没再写小说。这一遗憾，也许已为我文学生涯中另外一个方面弥补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在希特勒轰炸华沙那天，从九龙登上一艘邮轮。海上的第二天，英法就相继对德宣战。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一个月内抵达英伦的。
一、当时我很可能去不成，因为邀请我去教书的伦敦大学，待遇太苛，而且还要我自筹路费。我在向朋友们请教之后，实际上已经决定不去了。当时是《大公报》老板胡霖听到这消息，执意怂恿我去的。动身前，夜间又遇盗。报馆借给我的钱尽数被偷去。我又想打退堂鼓，然而胡老板马上照样又借给我一笔。二、倘若不欠下这么两笔债，抵英后在执教之余，我也许只看看书，最多写上篇把通讯。既然欠下巨款，就非发奋写通讯来还不可。一九四〇年冬天，当纳粹每出动上千架飞机对伦敦进行“饱和轰炸”时，在英国我是唯一来自中国的记者。我也意识到不能放弃那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样，以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为内容的通讯特写，就注定成为我这文集的主要部分。写国内的比重较小，这是因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未出国前），我在《大公报》的主要职责是编文艺副刊，旅行通讯只是我争取来的业余工作。而且其间还有一年多（一九三七年夏至一九三八年秋）失业。因此，这里国内题材的特写只有那么几篇。
然而无论最早的《流民图》还是后来的《滇缅公路》，我都是本着“尽管手低，眼却要高”的精神，用心刻画的。我着眼于为那些受灾者和筑路英雄们留下几幅群像。也是那位司马长风先生，曾在他那部《中国新文学史》里，摘录了《流民图》的一些片断。
朋友们每听到我在西欧战场上曾随美国第七军由法国向德境挺进，就以为我必然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其实不然。一九四四年底，我搭乘的那辆军用卡车上载的统统是炸桥用的黄色炸药，整个车队一串五十余辆。倘若纳粹飞机炸中一辆，我们必然会变成一条火龙。幸而希特勒那旷世赌徒把军事孤注一掷地都花在两项“秘密武器”上了。那时，我们浩浩荡荡地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莱茵区的灰色天空，连个飞机的影子也不见。
相反，一九四〇年伦敦大轰炸之后以及一九四五年初到柏林踏访废墟那次，倒随时有可能碰上定时炸弹。《血流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到莱茵前线》以及《柏林那趟》，都是冒了一定风险写成的。
有些文章我采用的是日记体，如《伦敦一周间》和《南德的暮秋》，然而那是经过浓缩的。我自己一向怕读那种流水账式的日记，所以写起来每天都有个中心。当然，如果派我跟随一个团乘船去南极考察，那我还是会忠实地逐日记载当天的见闻，哪怕只记一下气候。
我的欧战通讯并不局限于战争。我也想尽量描绘一下英国人的战时生活，从科学教育、报刊广播、妇女宗教到跟着人类一道受难的猫狗活物。读者如有兴趣，还可以把我在一九四五年所写的《美国散记》同一九八〇年写的《美国点滴》对比一下。
一九四四年，我成为专职的伦敦特派员了。除了经营广告，马不停蹄地忽而西欧，忽而美洲地跑，每天还得往重庆发电讯，反而没时间写通讯了。幸而回国时乘的是一条蜗牛式的货轮，走了三个月才驶进黄浦江。这样，无论船漂在地中海还是印度洋上，我都在补写自己的特写通讯。
我在国外写的通讯特写，大多是针对国内的。写伦敦大轰炸那组特写时，我心目中有个明显的意图：那就是让那些正挨着日机轰炸的重庆人以及广大的后方国人看到，在地球那一头的伦敦人也同样在受难。瞧，他们是多么镇定自若，用蔑视和嘲笑对待希特勒的狂轰滥炸。我还特别强调敌机来袭时，民众的纪律和秩序是关键。
战争后期，西方知识界都在考虑建设明天的问题，那阵子我日夜想的也是战后中国的格局和趋向。如《瑞士之行》一文，明摆着就是针对当时国内现状的。
我在《在洋山水面前》一文中就描述了一个驻在国外的记者的心情：“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即把它带回去；看到不好的，就希望国内能以幸免。”从瑞士这个国家看，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统一。反之，如果真正实现了民主，即便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各说着迥不相同的语言，照样可以相安无事，百年以上不见刀兵。而且尽管国土贫瘠，遍地是山，只要管理得当，也照样可以繁荣富强。
散文
不论对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还是写通讯特写的记者而言，散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散文也确实是大部分作家的起点，往往可以追溯到大学甚至中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