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开春了，道边的枯草都已在返青，可是圆明园废墟上断垣乱石间的积雪却还未化尽。经两家大学来此散步的青年们踩过的隙缝里满是灰色斑纹，乍看像是镶了碎块的大理石。半亩园旁升起袅袅炊烟，佛香阁背后的玉泉塔衬着淡蓝色的云天，显得格外玲珑可喜。
两个青年踏着芜蔓的草丛在激烈地争辩着。
女的用浓重的湖北口音在严厉地责问着：“这么重要的理论书你为什么看不下去？不忙还我。你还是拿去，硬着头皮也要看。朋友，这不是本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说着，就把一本封皮已满是皱纹的书朝对方塞去。男的勉强接了过去，嘴里嘟囔着：“那么老长的句子！多绕嘴，多抽象啊！我就是看不下去，比方说……”
两人争辩得越来越不冷静。男的嚷起：“理论，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可我要的是体验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随你这个书呆子念地图去吧！我嘛，我要采访人生。”
“不带张地图？”
“对，没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
“你会掉进深渊去的，或者在茫茫的生活森林里迷了路，给狮子老虎吃掉！”
“没关系。反正只有一辈子好活。掉进深渊——深渊就不该去体验体验？既然总有死的一天，狮子老虎肚子里不是比埋在黄土里还暖和吗？”
他一边这么扯皮，一边顺手抄起一块卵石，嗖的一下朝远处抛去。石头落处，惊起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大鸟。它呼扇着翅膀贴着地面飞走了。于是，他就撒开腿追了过去，一心想掏一窝鸟蛋。
她气鼓鼓地在后边骂着：“你真是一匹野马……”
两人间多少次争论都是给他这么一阵顽皮打断了的。
那女青年是燕京大学英语系的学生杨缤——后来改名杨刚。男的则是我自己，当时由于没有文凭，进的是国文专修班，打算两年后混张文凭同《梦之谷》里那个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去南洋。当时我刚从南国回到古城，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遇到杨刚，一见面她好像对我就很了解。
相识以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那时学生会的交通部在办着一种校内邮政，一封封书信在男女宿舍之间来回穿梭着，里面装的无非是些罗密欧同朱丽叶式的对话。但是我同杨刚的信（保存了一大包，全部毁于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场火灾中），装的却是另外一种内容：从对人生观的探讨到各自读书笔记的摘录。她在信里总是引导和督促我学点革命理论，而我则满纸净是“漂泊”呀“流浪”呀的字眼，抄录的诗句不是出自苏曼殊、纳兰性德就是拜伦和雪莱。那时我迫切要求的不是去分析生活，理解生活；一心只想投进去，当一个“百代之过客”。
一晃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动手编这个集子的时候，首先浮上心头的一幕就是当年我们之间进行过多次的关于地图的辩论。我倒幸而没给狮子老虎吃掉，深渊可还是伸下过一只脚。这一生如不是有像杨刚、巴金、柳杞、孙用等多少位净友的关注和指引，路走得还要瞎。个人走瞎路事小，人是个社会动物，这是我在起步的时刻所没想到的。
不，地图不能代替旅行。然而在人生这段旅程中，还是有一张地图的好。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十八岁以前，往南只到过艺人拳师在席棚底下各显身手的天桥。
一九二八年冬天的一个星期二，我以闹学潮的罪名给崇实赶了出来。那晚，我夹着个蓝包包（我的全部财产）拍香饵胡同一个张姓同学家的门去借宿。接着传来一个险恶的消息：说我上了市党部的黑名单。一个高个子的潮州籍华侨同学跑来悄悄地问我：敢跟他去广东吗？连一丝牵挂也没有的我，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星期四我就又夹了那个蓝包包同他进了东车站。火车朝南奔驰着。啊，原来这就是黄河！接着是更惊心动魄的长江。不几天，出了吴淞口。呀，多么腥咸，多么蓝，多么无边无际的海哟！我兴奋得像是灵魂出了窍。可是黄河边上破破烂烂的棚户，下关成群的乞丐，朱宝三路旁脸色清癯的雏妓，租界里抡着棍棒的洋警官以及黄浦滩上挂着星条或米字旗的炮舰，也在我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阴影。
我终于在汕头落了脚，在美丽的角石——面对大海的半山坡上一家学堂里，找到一个凭喉咙换饭吃的职业。尽管我的潮州话讲得“零落”，我一直把那里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我流浪生涯的第一站。而且就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或者不如说苦味；懂得了在现实生活里，两人相爱并不就能成为眷属。她也真挚地爱上了我，但是一只大手硬是把她攫了去。那只大手是蛇江电船的老板，长途汽车公司的大股东，她教书的那家小学的校董——更重要的是，他是“市党部”的什么委员。是初恋，也是脆弱心灵上一次沉重的打击。
一九三四在一篇自述里我这样描述过这段时期：“及至我再回到故乡时，在性格上我已成了个十足病态的文人——虽然文学是什么我也摸不清。曾有一位好心的女人目睹我堕落的状况产生了惋惜，她决心把我拉到革命战线上。她懊丧地失败了，但她那堆信说服了我浪漫之不当……我仍想用漂泊来逃避不如意的现实。但滚着的石头沾不上青苔。虽然漂泊生涯最富趣味，这样逃避终不是办法。我还是设法把自己按住，如一个电话接线生那样专注地工作。”
“女人”这个字眼用得太不敬了，那指的是杨刚。在她的帮助下，我从感情的旋涡里拔出脚来；靠假文凭混进了大学本科，并开始对写作认真起来。更重要的是我这样修改了自己对于地图的观点：“学社会科学不见得就理解社会，因为那至多是幅地图，能按图去观察实际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准备。”然而我并没认真把地图放在心上。
说起写旅行通讯，我应该感谢一位孟姓朋友。他是平绥铁路的货运员。在当时，这个职业给予他一种便利：可以捎上一个免费的乘客。有两个暑假我都曾随了他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
说来真是阔气！我们坐的可以说是“专车”——在铁路上叫作“守车”，是挂在一列货车尾巴上的那种有两个小窗口的闷子车，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守车外边挂着盏红灯：前头的司机只要看到红灯在，就可以放心路上并没甩掉一辆车皮——那时候路基不稳固，车辆也衔接得不牢靠，有时火车头跑着跑着会丢掉几节车皮的。
守车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条板凳。车行进时，白天我们就聊天，或者席地下跳棋；要不他蹲在车厢角落里算账，我伏在车窗口观赏塞外风光：凋敝不堪的村舍，形容枯槁的农民，和一望无际、五彩缤纷的罂粟花。晚上，我们就裹上点什么，各自蜷在地板的一角，透过地板裂缝可以瞥见发红的煤屑掉到下面轨道上。
每到一站，朋友就把个铅笔头往耳朵缝上一夹，拿着一叠货单下去办事了。遇到货车需要停上半天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进城去兜个圈子。我最早的一篇特写《绥远散记》就是这种免费旅行的收获。
一九五六年秋，我随文艺界代表团访问内蒙时，又走过那条铁路了。当年的罂粟地里长起了茂盛的高粱和玉米，当年行人夹在驼群骡马间走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姑娘们穿着洁白的工作服，脚步轻盈地在织布机之间跑来跑去。
我想到了关于地图的争论。没有地图，绚烂的理想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早年，当旁的孩子们在上代数几何时，我却坐在地毯房的长条板凳上吸着羊毛屑，织着波斯图案。所以科学的大门早就对我关闭了。文学呢，我同样没有根底，所以那个国文专修班念了一年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写《文艺思潮》得请文学博士，然而写人生的，却什么士也不需要。”那时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大学最后两年，我从文学系转入了新闻系。当时的逻辑是：“希望目前这点新闻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一类资格，借旅行和职务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了笔。倘若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经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然而我讨厌那利用顾客心理上的弱点来招徕的“广告学”，对于怎样无孔不入地抢“独家消息”的采访术我也听不下去。这样，我就旷着本系的课，却去旁听文学课。
那时我已经开始给《大公报·文艺》和《水星月刊》写小说了。教“特写”课的老师斯诺总向我强调新闻同文学并不是两码事。“你可以说前者是摄影，后者是绘画；难道你不能从摄影里学到点取景的角度，学到明暗的对比吗？更何况两者的素材都离不开生活本身呢。”他讲起狄更斯、萧伯纳早年的记者生涯，还要我读一篇描绘一条巨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特写。他说，作为消息来报导，也许五十个字就交代了，然而作者用大量的细节渲染了甲板上极度紧张的气氛，刻画了各种乘客在惊慌中的神态和心理。“这不就是很好的文字写生，是写小说多么好的准备！”
这就逐渐明确并且坚定了我的生活道路：“我的最终鹄的是写小说，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我需要在所有职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我选中了新闻事业，而且我特别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
每到临近毕业时际，系办公室里就出现一些新面孔——都是什么通讯社或报馆派来在毕业生中间物色人才的。时而把某人叫进办公室，时而故意在走廊上拦住你谈上几句，边谈边滴溜着眼睛上下打量着。
我幸而没受到这种品评。由于一九三三年就开始给《国闻周报》和《大公报》写稿，在距离毕业典礼前的两个月光景，我的位子早就定了下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杨振声老师约我去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天津《大公报》的胡霖社长。当场就说定：六月十五日行完毕业典礼，七月一日我就将成为该馆的工作人员，编副刊。那位矮胖、近视、十分精明的社长问我有什么愿望和要求，他指的大概是薪金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希望编副刊之余，尽可能有机会接触一下社会生活。
也许“社会”那两个字用得不当。
进馆还不到一个月，胡社长有一天要我去法院帮本市版采访个案子。什么案子现在已记不起了，只记得那是在河北的一间阴暗发霉的大屋子里。我被领进“记者席”时，发现一个矮瘦的中年人正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孔很熟，可又说不出在哪儿见过。他仿佛也有同感，所以就相互点了点头。
我专注地四下张望起来，暗自琢磨着：那个穿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翻看案卷的大概是律师，站着警察的也许是被告席吧。如果有一天写小说需要法院作背景，这不就很现成吗？所以自己心里满惬意。
当时的天津大公报馆设在法租界电力厂对面，濒临流着污水的墙子河。过河，就是一座雏形的巴黎圣母院。编辑部在二楼，是有点像篮球场那么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楼下是机器房，对面也是机器房，所以四周总弥漫着煤屑和机油的气味。一进门的长条桌子是要闻版，然后就顺序排了下来；每张桌子代表报纸的一个版。副刊——我那张桌子，同本市版相隔不远。
回到编辑部我才发现原来矮瘦的中年人是本市版的一位同事。我刚兴奋地走过去想告诉他这次采访多么有意思，坐在要闻版的胡社长就赶过来了，对我说：“你写你的，他写他的，不要商量。”这样，我把副刊发完之后，就动手写起法院的报导。
第二天，本市版登出的是我写的那篇，而且，那位矮瘦的中年人没几天就从大房间里永远消失了。我听到宿舍里人们在议论：《大公报》这碗饭也好吃也不好吃，看你有用，年终可以发你三个月奖金；要是淘汰起来，它也一点儿不手软。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那次的采访曾造成另一位同事的失业。我感到恶心。首先，我恶心我自己，也恶心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
我怀着抗议的心情去找胡社长了。我说，在来今雨轩您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希望接触“社会”生活，但我并不想在本市采访。我想去外地。他问我能编出够半个月用的稿子吗？我说，一个月都行。
他透过深度的近视镜向我笑了笑。然后，就揉着他那胖胖的下巴站了起来。
我的旅行记者生涯是从报导水灾开始的，这就是本集中《流民图》那一组文章。
整个一九三五年的夏天，那个长方形的编辑部各个版几乎都在为水灾忙着。每天早晨打开报纸，大标题不是某处决口水势下注，就是什么堤坝崩溃洪流泛滥。画刊上满是露着树梢或屋顶的汪洋大水，偶尔还有求救的枯手从水面上伸出，更可怕的是捞上来的成堆成堆的尸体。社论呼吁着“治河是急务中之急务”，然而要闻版上却是什么“剿匪捷报频传”。社会上各赈灾团体在广告版上用最动人的话语呼吁着捐款：“一块钱掷下来就是一具救命圈”，“狂流卷去了他们的爸妈，栖在树杈上啼哭着的孤儿们向你乞讨”。画家们办起赈灾画展，体育界搞起“义赛”，戏剧家也举行着“义演”。这些广告是呼吁，也是抗议——抗议在南京的那个所谓“政府”，它只会打内战，不顾老百姓死活；并且竟然还假借赈灾名义加征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