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全书(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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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直言湘军“暮气”,拂袖而去

预言清朝必亡的“小钦差”赵烈文

赵烈文是曾国藩无话不谈、随侍终生的心腹幕僚,在攻打金陵的关键时刻,被派往曾国荃处“救急”,有“小钦差”之称。他还准确预言清朝五十年必亡,曾国藩深表赞同,但无力回天,说自己“希望速死”。

曾国藩自出办团练直至去世,身边一直有一些秘书人员帮助他出谋划策、办理事务。这些人与曾国藩关系最为密切,随行有专门的车、船,驻扎有专门的宅院,在所有幕僚中地位最尊,情面最厚。曾国藩称这班人为“幕府”,实际上是他的“秘书处”。秘书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奏、咨、批札,办理书启、文案。各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草奏的只管拟奏稿,办批札的只管拟批稿,甚至负责草拟奏稿的人也有分工,如赵烈文就只代拟涉外奏稿,陈方坦则只代拟与盐务有关的奏折、函札。办理书启的人员不仅负责对来函提出处理意见,还负责代拟复函。为明确责任,处理过的信函,都要盖上自己的名章。在一些曾国藩收函的原件上,至今保留着“要”、“复”、“应复”、“不复”、“已复”、“自复”等处理意见和收函时间、编号、办理时间以及“甫方”、“筱”等个人印章。

曾国藩前期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因此,曾国藩幕府中虽然人才济济,好手如林,仍不时发出幕中乏才之叹,谓“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因为人员经常流动,而好的秘书人才又失之甚易(主要是调动和保举升迁),得之甚难,所以曾国藩有时不得不临时拉人为他草奏,并非秘书人员的左宗棠、张树声也都曾为他拟过奏稿。

曾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大约有上百人,有名可稽者只是其中较有地位、名气的那部分,而那些仅任抄写、收发、保管等一般事务性工作的人则未留下姓名。在曾国藩上百人的庞大秘书班底里,赵烈文是个十分特别的人物,他随侍曾国藩终生,两人私交甚密,无话不谈,可说是曾国藩的心腹。而他第一次入曾国藩幕府,却因直言湘军“暮气”,两人不欢而散。

赵烈文系江苏阳湖人,字惠甫,又字能静。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赵仁基,官至湖北按察使,母亲方氏。赵烈文乃次子,少年时代不乐习考试举业,因而三应乡试都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一心钻研学问,博览群书,留心时事。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以有才名闻乡里。

咸丰五年(1855)底,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多星走云散,离他而去。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他的好友赵烈文。曾国藩四顾茫茫,便下聘金百两,修书一封,请赵入幕。此时赵烈文正赋闲在家,得书后欣然上路,于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

六年正月,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本想借以显示湘军军威,令其折服。不料赵烈文回到南康大营时却对曾国藩说:“樟树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闻之“怫然”,使赵“未便深说”,且自尊心受到损伤,深感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决心离去。恰在这时接到家信,言母有病,赵即向曾国藩“乞归”。曾也未甚挽留。显然,曾对赵虽颇欣赏,亦未尝不以狂放书生视之。五天之后,正当赵烈文将行未行之际,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败溃的消息,殆赵向曾辞行,曾国藩定要赵烈文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赵不愿再说,只以不幸而言中逊辞搪塞。

周凤山原是绿营的千总,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奏调,加入湘军,是湘军陆兵的主要营官之一,在护卫水师、配合作战上立过功。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周凤山会合水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樟树镇。十九日,曾国藩刚将这一“喜报”以奏疏的形式呈送清廷,不料正月初二,太平军又发起进攻,樟树镇得而复失,湘军陆营败溃,营官岳炳荣逃走丰城。

赵烈文是对湘军的弊端发现较早的一位。曾国藩精心操练,亲定营规,倾注了满腔心血,以为湘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打了胜仗,颇为自得。而赵烈文的话虽是直言,但当局者迷,也有损曾国藩的形象和信心。所以曾国藩面露难色,大不高兴。可是,曾国藩又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的人。在事实面前,他勇于承认错误,并立即改变了对赵的看法,但赵去意已坚。尤其是南昌此时已危如累卵,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形势发展到最高峰,控制了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被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腊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后来王门岂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朦胧之中似乎看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曾国藩亦描写当时的情形说:“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又说:“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遂于正月离营。曾国藩只好嘱其家中无事,望早来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