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解危后，曾国藩回到长沙，与左宗棠筹划出省作战事宜。两人形影不离，“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咸丰四年（1854）八月，湘军进援湖北，攻占武昌，六年，石达开率太平军挥戈猛进，攻克了江西大部分府州县，曾国藩被困于南昌，危急关头，左宗棠又建议急援江西，并制定三路进兵之策，稳定了江西局势，又一次解救了曾国藩。七年，骆秉章在左宗棠的策划下，调蒋益澧等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军；八年调田兴怒驰援贵州，围剿苗、汉起义军。九年，石达开再次入湘，所向披靡，全省震动。左宗棠为此飞檄各方，一月之内调集了四万军队，同时组织了安庆会战，将石达开逼出了湖南。
左宗棠为辅佐骆秉章真可谓精心尽力。他不仅要调发军队“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同时还要为各军筹设粮饷、军械、船只。尤其是帮助湘系赶走满官湖广总督杨霈，更为“中兴大业”立了“大功”。
当时，湖北一省共有六七十州县，其中半数没有受到太平军的洗礼，基本上依然保持着封建秩序。楚北是所谓“完善之区”，湖广总督杨霈却借口“防贼北窜”，避居德安，且筹集粮饷，拥兵自卫。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则认为攻打太平天国，应该与太平军争夺武汉、九江，而杨霈所谓“防贼北窜”不过是其避居德安的遁词。这样，湘系与杨霈在战略观点上便发生了根本分歧。但胡林翼未当巡抚前，曾国藩等湘系人物对杨霈的所作所为，没有发言权；胡林翼当上湖北巡抚后，湘系就非为胡林翼撵走这个恶婆婆不可。时机终于来到了。
咸丰五年（1855）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之后，胡林翼率军转战武昌外围，对湖南起着屏障作用。但这时，杨霈竟奏调胡林翼移军汉阳以北的汉川，为他避居德安作挡箭牌。湘系忍无可忍，于是便发动了对杨霈的连续政治攻势，其主谋是左宗棠，而首开其端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奏疏也是左宗棠草拟的。三月中旬，清政府就杨霈奏调胡林翼移军汉川“防贼北窜”的建议，征询骆秉章的意见。四月上旬，骆秉章复奏以“五不解”参劾杨霈说：杨霈一贯说什么“防贼北窜”，保护荆襄，故不守武昌而北守德安，并拟将武昌外围的胡林翼等部移驻汉川。古代中原与江楚相争，应以襄阳为重镇。现在时异势迁，与太平军所争夺的是沿江各省。如果舍武昌而将武昌外围各军尽调汉川，是将长江千里“尽委之贼，其将置东南于不顾乎”？曾国藩、塔齐布军隔在江西，前后皆贼……实在可危，更有何直捣金陵之望？此是一不解。胡林翼等移军汉川，能扼“上窜之贼”，不能防太平军从武汉沿江西攻荆州，杨霈动辄说他驻军德安，足以捍卫荆襄，于事理不符。此是二不解。若将胡林翼等军上调汉川，则武汉江西湘军水师顿失依恃，只得退守岳州，为湖南的安全打算，不无助力。然而，从此武汉、蕲水、黄州永无收复之期。此是三不解。杨霈在广济溃败后，拚命向西逃奔，追击他的太平军前锋部队不过千余名，杨霈却拥有兵将万余，乃不敢回兵一击。退黄州未满一日，随即退向汉口，又败逃德安，续退随州，目前且退至枣阳矣。“是北窜者贼也，引贼北窜者谁乎”？此是四不解。以今日形势而论，襄阳、荆州各据汉水、长江之上游，荆襄是中原之门户，而武汉又为荆襄之锁匙。欲保荆襄，必保武汉，此一定之理。杨霈既以“防贼北窜为重”，何以舍武汉不守，而先顾荆襄？何以不守汉川，而北守德安？又节节退至随州、枣阳？此是五不解。奏折的结尾又挥洒文笔，对咸丰帝动之以情说：我与总督杨霈并无一面之交，也未尝共事一方，本无嫌隙可言。但因事关大局，若不据实直陈，“于心实为不忍”。我年老多病，自己应办公事，已经使我“竭蹶不遑，更何敢侈谈大局”？只因奉旨“令臣悉心筹划”，才不得不披历愚忱。骆秉章是湘系的同路人，在他的奏折中，处处维护着曾国藩湘系的战略观点。
咸丰五年（1855）三月，胡林翼升任湖北巡抚，当时他正在南昌外围作战。三月二十七日，他在上《谢恩折》的同时，又上《添募水陆两军分布南北岸克期进剿疏》。他在奏折中呼应骆秉章的“五不解”说：荆襄据东南之形胜，而江汉尤为荆襄之咽喉。自正月初七日贼据汉阳，而北岸已形梗塞。自咸丰五年（1855）正月初一至二月十七日武昌复失，而南岸又已蔓延。此时之计，惟当急攻武汉，乃可内固荆襄。武汉速复，则南岸之崇、通兴、冶等处，次第可以肃清。他在奏疏中夹雨夹雪，批判杨霈的战略观点。
曾国藩这时正坐困江西，军事上无所作为，着着被动，一无展布，自顾不暇。再说他不是地方督抚，客居江西，更不应过问湖北的政事、军事。但考虑到为胡林翼去掉杨霈，实乃巩固湘系的湖北地盘，便呼应骆秉章的“五不解”奏折，上书《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他在这个奏折中揭发杨霈说：咸丰四年九月，湘军攻占武昌，湖广总督杨霈招集旧有溃兵，招募湖北、河南之新勇，“兵勇数近三万”，兵力不可谓不厚，杨霈在奏报、咨文中亦自夸其战功极多，士卒精勇，“不图广济一败，退至蕲水，又退至汉口，又退至德安、枣阳，万余兵勇，或从之以行，或星期无归”。我认为湖北兵勇视溃散为常事，恬然不以为怪，若因循不改，后患不堪设想。实际上，他在参奏杨霈畏葸怯战，治军无状，“因循不改”。他又说湖北应重募新勇，练成精兵，目前之收复武昌在此，“异日之保守楚疆亦在此”。这一段话，分明在呼应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奏疏，同时在抬高胡林翼在湖北的作用。
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紧锣密鼓连续上奏参劾杨霈，清政府意识到旗籍大吏杨霈在长江中游已完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为长江中游统兵大员所不齿。尽管杨霈长袖善舞，结交权贵，二月二十八日，清政府还是将他革了职，另以荆州将军官文代替杨霈为湖广总督。从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先后参劾杨霈的奏章内容与时间看，桴鼓相应，无疑是他们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而在其中穿针引线和摇羽毛扇的人物，即是湘抚机要幕客、胡林翼的姻丈左宗棠。这场扳倒杨霈的斗争，表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的政治影响在日益增长，足以影响到长江中游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政治布局。而扳倒杨霈，也直接巩固了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