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绍伦
史扶邻教授的原著由丘权政教授等译成中文出版，意义重大，这给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关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多元性的史料和启发性的判断方法。
为什么一位外国学者愿意毕生致力研究孙中山先生的行止和思想呢？答案应该不限于兴趣的。史扶邻教授深受孙先生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吸引，对他来说，孙先生在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果敢和博爱精神以及他那独特智慧的普化性，都足可以让任何文化背景的人尊敬学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比之20世纪第三世界其他革命领袖，孙中山受到人们的注意和赞美，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领导作风光明正大，令人信服。”
一个人的一生给记录下来，辍合他身处的时代背景，可能会对不同的读者引生相当异样的结论。特别是当一个史家描述一个革命家的平生，而他身处的又恰好是中国从古代过渡到现代的时代，其中夹杂着列强的欺凌，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经济、政治、交通、科技、思想和人的状况在发生着宏观变化，读者从中得到的印象一定会因人而异，各有感受和结论。史教授把孙中山称为“民族英雄”，同时又惊觉他的“强烈的国际主义思想意识”，并认定他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样多重的性格和成就，审察起来，着眼的角度不能限于一方。
我答应译者写这篇《前言》，相信最恰当的选择是把我个人从这本书所得到的启示写下，也许会有助于丰富读者对此书内容的看法。
史扶邻着意写的是孙中山的时代对当时以至以后的中国人的冲击、中山先生的与众不同的回应。穿插在这主题之间的是孙先生对救国救民的革命选择、他的强国奋斗、他的作风、他的成功和挫折。然后，史家凭其对人生和社会形势的观察、分析、判断，用有肉有血、悲喜交集、寄望和失望充斥的人事时事细节，托出历史的足印，它的偶然的方向，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如何在前行过程中转变而不受控制，导航者的行为是如何的勉为其难。
孙中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选择了革命作为救国的手段。而他的革命并不着重暴力和持续的斗争，而针对中国的特殊需要，突出教育和经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他的思想建立在参透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中的理念和实践的效果之上。他的理想不止于对症下药地挽救中国，而牵涉到以博爱、大同、仁道思想建构一种理治社会的普化的方略。正因如此，他不但得到中国人的尊敬，更得到外国人的尊崇和赞美。可以说，孙中山是现代革命家中少数能贯通中西文化而创造独特思想的知识精英。比之康有为、梁启超、五四运动的推动者，他的智谋和爱心更为超越，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更为强烈，他对西方文明的优劣看得更透彻。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孙中山是少有的能够熟悉中西文化的实践家。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独见而创获者。”作为一位生活在美国檀香山的华侨，孙中山十分仰慕美国的民主理念，尤其是林肯的献身革命的精神。但是，他也清醒地察觉到，在那堂皇的自由民主政策之下，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状况。由是，他在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后，百忙中整理了他的演讲稿写成的《三民主义》，汲取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共产主义的精神，作为救国建国的蓝本。
从《三民主义》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创新智慧和勇气，他胆敢跳出单方面学习外国理论和实践的精神。在《三民主义》酝酿的前一段时期，世界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引退了在华的西欧列强势力，却换来了新兴日本帝国主义乘隙向华入侵的嚣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敲响了革命罗曼蒂克主义的巨钟，不久就催生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把中国推进新的思想分化的历史时期；美国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提出的《十四条和平原则》中有关“民族自决”的条文，鼓吹起反殖民地体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国内，辛亥革命的成功带来的袁世凯称帝和北方军阀割据的活动，连同孙本人领导的第二、第三次革命的受挫，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对多方面权力中心的支配。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孙中山体会到，救国和现代化的实际艰难，其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唤起民族（教育）和开发国民经济。
孙中山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们于大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观看中国，这两方面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好。西方的现代化是由启蒙催生的。人民和社会都在思想认识上和生产制度上，用新的意识和方法挣脱封建的固羁，以新的不断更新的方法推动社会向前。反视中国，新的文明、现代意识和寄望都是外国人夹杂着抢掠一齐输入中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曾据实地改造过自己，只满足于学习别人的东西，甚至甘心抛弃祖宗的全部智慧。
史扶邻教授以神入的感情认识到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中的遭遇，以及他不顾自己的利益而献身建国的博爱精神。他在书中引述的孙先生写给宋教仁的信，反映出革命家对当时局势的洞悉，对其本身角色和志向的坚赴。信中说：“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任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接着，孙中山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锐意要穷10年的奋斗修起20万里铁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发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好的一些铁路，到了今天才动工兴建。智者的高瞻，正是史扶邻教授所突出表扬的。
史教授以投入和锐敏的观察，感觉到孙中山干革命事事“勉为其难”和多变。他不喜欢武力而迫得必须用武，他生性信任他人而往往受到挫折，他确认革命和建国都亟须人民的觉醒和献身，却在发扬他的哲学和政纲时到处碰壁，他迫切地要引导中国走向民本政治，但是他没有得到有力而忠贞的支持。然而，他在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还十分坚持他的目标，要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统一、现代化、基于社会正义和仁道的民主国家，富强独立，足以成为其他社会的榜样。这一信念和志向，是他同代以至后来备受半殖民地心态支配的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也就是中国至今仍然处于落后地位的主要原因。
为了不明显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诚心地尊崇过孙中山先生，至少没有把他当做智者、哲人、思想家、学者来看待。即使在民国时代，中国的大学和学术界，都不曾热烈地学习《三民主义》和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发展，没有把他的人和他的著作放在他的事业和时代背景中有系统地研究。因此，他的思想和著作，他的事业，都没有受到应得的处理和继承。
鉴于此，史扶邻的这本书，意义就很重大了。他的学问精神也十分值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
一本好书也并不是完整无缺的。相反，如果一本书向读者提出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或激发起许多疑问和沉思，它的作用就大了。
史扶邻教授在这本书中花了很大的努力刻画孙中山的为人，他为革命忍辱负重，他的功成身退的无私和容人的胸怀，他的不渝的救国痛民的志气，他那不偏不倚的见地。对于这么一个精力充沛、努力不懈、勇往直前、智达弥远的“多面人”，史教授好多时候表现出惊奇和赞叹。我想，有几点值得学者们去研究发掘的，也是这本书的一些不能避免的空隙。
肯定，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智商很高的人。从读医的年代起便经常同时介入多种复杂的活动。然而，他到底聪明到什么程度呢？会不会具有“过目不忘”的“摄影机记忆”呢？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为人、事业以及“多变”（即可以做多种事情）的一面。史扶邻教授又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孙先生的性格、为人和自省以及光辉的人格。全面总结以后，他说：“孙中山是个不平凡的革命领袖，富有人道的价值观念。”
我得出的结论稍有不同。我从书内对他的描述，配合来自其他方面的资料，确认孙中山所持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而是中国地道的仁道主义。人道和仁道都尊重人的价值。但前者的价值来自基督教上帝赋予人的基本尊严，后者则生自人与人的互助尊重。从种种迹象，我们看到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位饱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人君子。他所抱的博爱是“仁者爱人”的胸怀；他的忍辱负重精神是儒家“克己至仁”的表现；他所以能功成身退，反映的是道家“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淡漠；他的理想社会秩序是儒家的礼义和王道秩序；他忧国忧民所关注的是民众的觉醒，也许出自“国将兴，必贵师而重传，贵师而重传，则法度存”的教训。
假如，有人读了史扶邻的书以后，能够进一步有系统地研究孙中山的学养背景，确定他爱读哪些中西典籍，找出他的灵感和智慧源泉，将一定有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事业的成功所在，以及他的挫折的内外因素。这样，我们也一定能进一步了解史教授所勾画出的那一段历史的真相，从而检讨我们在走向现代的时候，应该补救哪些东西。
历史的时序是独立而不断前进的。但一个社会是否后退、停滞或猛飞锐进，则是由人的动力推动所决定的。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回顾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现代化所提出的两个课题，办实业和兴教育，也许会因为我们没有积极地继承他的遗志而自惭。史教授的这本书不是要引导读者穿过时光隧道去缅怀孙中山的革命过程，而是要牵引我们以他为英雄榜样，同样务实瞻远地做建国的工作。就这重意义出发，丘权政教授等把它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实在是顺应我们今天的需要。
1995年6月1日于多伦多大学
（本文作者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终身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