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发生后，抵制维新的势力迅速衰微。出于对国家危亡的担忧，那些曾在1898年挫败维新运动的官僚，很快废止了自己的种种禁忌。他们发现，饱受磨难的朝廷处于一种敏感状态。清王朝为免遭覆亡而冒革新的风险，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
中国社会正发生变化，朝廷的权威日趋下降。因受官方的鼓励，新学和新式工商业有所发展。伴随新的军事力量的兴起，产生了新的势力和新的社会观念，儒教的准则愈受冲击；旧制度的支柱士大夫，亦变为一种易变异、不安定的社会势力。由于崇奉爱国主义而消除了传统的偏见，他们开始培养新式的投资者、企业家及具有新思想的男女学生，甚至培养新式的军官。
儒教影响的削弱，不利于清王朝，比对汉族建立的统治机构尤甚。清王朝系满族所建，其合法性主要是它对汉族的传统文化及传统制度的忠诚。如今，它不得不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舆论，要求“恢复民族权利”。虽然没有任何政权机构能轻而易举地挽回过去半个世纪之所失，但正是清政府实行的某些革新，使膨胀的民族主义欲望被认为是正当的。没有什么比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自食其果的做法，更具有戏剧性的了。
崇尚儒教的政治家一旦意识到中国必须革新便优先考虑教育，这是很自然的。走日本的新学之路，在国内采用日本的课本，选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凡此亦可理解。近邻日本业已清楚地表明，将近代的技术与传统的东亚文明相结合，能复兴国家，这是最好的榜样。然而，完全合适的模式是没有的。不同的传统和历史背景，曾使变革的日本社会，很快对欧洲人的挑战作出有力的民族主义的回击，可是这种挑战对于中国来说，却是更多了；日本新的寡头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内部转变而来的产物，利用维新加强中央集权，但中国的革新太迟了，因而酿成革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生——其中许多人出自书香门第——成批地涌向东京。他们中约有一半人不是得到地方政府就是得到中央政府的赞助。在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1906年，至少有1万人或两倍于此的人到日本。这些人多半在“滥发文凭的大学”接受肤浅的教育，只有极少数的人进著名的学校学习。大多数人的志趣，原不在推翻朝廷，而是希冀在政府中谋求一官半职，几乎没有人不关心政治。即使只粗知西学的学生，对那些不谙西学但又认为此学至关重要的因循守旧的领导人，也往往不表尊敬。
在东京，学生们更感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卑微，而且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羡慕日本的国际地位，赞赏日本人富有战斗性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生，拿日本及欧洲的历史简单地与中国类比，亦欲找到英明的领袖以迅速恢复中国的尊严。可是，与日本的“志士”及西方的华盛顿、马志尼一类人物相比，中国的领袖人物看来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尽管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已变强硬。那末，谁能激发中国人民新的精神，使中国一跃登上国际平等的地位？1903年，东京有1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许多活跃分子宣称，他们能负此重任。
民族主义情绪急剧高涨，是1903年的特征。对国家主权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自尊心的损伤，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沙俄在满洲问题上态度蛮横，更促使民族主义者要求行动起来，这与清政府的畏葸不前形成鲜明的对照。
4月，俄国人突然背弃先前的承诺，拒不撤走义和团运动以来一直占据南满的军队。他们提出许多过分的要求，作为撤军的交换条件。这不仅是中国，连日本也感到受到威胁。前年订立的“英日同盟”，正是针对这一威胁的。“英日同盟”阻止了第三者的干涉，为日本公众一直强烈要求的与沙俄摊牌清除了障碍。由于战争狂热在日本高涨，中国学生也掀起了“拒俄”运动。1903年5月，500多人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集会。许多演讲者——主要是在日本军校学习的学生——高呼为中国人民而不是为清廷与沙俄“决一死战”。130多人自愿参加学生军，女学生则报名充当护士。
接着，学生代表带着协助当局击退俄国人的建议回国。可是，学生代表连诉说的机会也没有。清政府正努力谋求通过外交途径和政治手段拯救满洲。它认为，任何强硬的做法都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学生们的隐含颠覆性的战斗精神，虽是对其更直接的威胁，但更易于处置。清政府的对抗行为，如劝说日本当局取缔学生“军”等，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清政府害怕群众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外国入侵者。在其他地方，民族主义者也愈深信：革命是动员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海外的煽动者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有着密切联系。在上海，新式学校及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第二个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策源地。上海亦系中国主要的商业中心。当地的商人和绅士，曾是大规模反俄示威的发起者之一，但当激进的知识界借此煽动革命时，他们却后退了。激进分子学习东京的榜样，成立了拒俄义勇军。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时，中国的报刊正处于诚如林语堂所称的“黄金时代”。1895年以来，大批的期刊和报纸，主要在上海这个新的出版业中心涌现，并以显眼的位置刊登日文的译著。对当局来说，大多数新闻都是坏消息，使其局促不安。在1903年使人愤激的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期间，上海的激进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清王朝的宣传运动。这一年，他们刊行了几本革命小册子，还出版了不下三种革命的日报。
最著名的是《苏报》。5月底，它肆无忌惮地进行煽动，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满人予以抨击。一个月后，清政府请求公共租界的外国当局加以干预。该报遂被封闭，其最大胆的撰稿人章炳麟被捕，由租界的会审公廨审讯。章此时才三十开外，是位才华横溢的经史大师，还系大批由拥护改良转而革命的人物之一。在东京时，他是主要的排满煽动者。
清政府也要同邹容算账。时年仅18岁的邹容，撰写了一本著名的革命小册子《革命军》。此书再版多次，印数成百万册，发行到世界各地的华人手中。与其他一些人的情况一样，留学日本和许多日文译成中文的作品，丰富了邹容的有关西方观念的知识；阅读马志尼、卡莱尔、孟德斯鸠、卢梭和“某个斯宾塞”的作品，有助于其转向革命。他和章炳麟被判犯有煽动叛乱罪，尽管帝国主义者给予的这种惩罚比清廷希望的轻得多。章炳麟于1906年获释出狱，邹容则于1905年春将被释放前数星期瘐死狱中。
在闹得满城风雨而使清政府极恼火的《苏报》案之后，激进分子仍不断地从上海的庇护所掷出犀利的匕首。另一份革命的日报坚持办了数月；继而是1903年12月出版的第三份日报《俄事警闻》，几乎全都论述满洲面临的危险。在日本，学生作者亦不分昼夜地赶写文章。
1903年，除了影响极大的革命小册子《新湖南》外，还出版了四种新的学生杂志。日本人对俄国民粹主义的兴趣，使《新湖南》受到启发。与其他早期的刊物一样，这些杂志起初都是面向各省的学生团体，刊登了许多从日文翻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通常又由德文、法文和英文原著转译。大多数杂志只办了数月便停刊，但它们中有的许多期却一再翻印，成千册地传入中国，那里的新式学堂正在造就空前广泛的读者大众。像国内的刊物一样，并非所有的学生刊物都有明显的革命性，但着重介绍了近代思想和刊登了时事，因而激发了急进思想。
在东京和上海千辛万苦地出版的这些书刊，表明了儒教传统的最新继承者如何努力使自己投身于世界历史的潮流。民主主义和立宪主义是时人追求的目标，在近代政治潮流中，再没有比这更受学生们喜爱的了。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在萌芽阶段，但社会主义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助长革命信念最有力的，无疑是萦绕人们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忧虑。
学生评论员以感慨的语言，对帝国主义作了充分的论述。他们对产生帝国主义的根源，如种族排挤、贪婪、征服的欲望、人口过剩及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均作了各式各样的详细解释。他们揭露了帝国主义残酷无情的向外扩张的恶果：对其他弱小的民族或国家（由于译自日文，这两个名词的含义相同）的直接征服或经济掠夺。他们列举菲律宾和南非这些新近的例子（在南非，当时是布尔人而不是黑人被列为受害者而受同情），指出帝国主义的下一个殖民目标肯定是中国。
学生评论员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张势力渗入中国的各个方面，如贸易、宗教、贷款、赔偿及租借土地等的现实记录，似乎与其最后阶段的统治计划相差无几。他们警告，地球上可供利用的其他地区已很少。对于白人所谓的文明使命，他们以联军在北京劫掠为例，并断言，只有唤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才能保全中国。
其时，日本流行的社会达尔文观点，使学生们将民族主义完全曲解为种族关系。根据这一看法，有着生存所必需的内聚力、适应性和坚忍不拔精神的近代民族，系一个具有生死与共精神的种族群体。显然，此观点使人们更易于把中国的积弱归咎于“异族”统治者，因而得出结论：推翻清王朝是复兴中国的关键，反帝必先反满。对此试图加以批驳的，不是别人，恰是最先指出帝国主义危险者。
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重操其新闻旧业。在流亡期间，他成为义和团运动后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他对新一代学生的思想影响，无人比他更大的了。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以日文资料为依据所作的具有独到见解的阐述，剖析了形成近代文明的思想及社会、政治的进程。他的作品，主要发表在《开智录》及其后继刊物《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着重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及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产生的主要原因。几年间，他几乎转而站在反满的立场上。
但在1903年，当革命得到日益广泛的支持时，梁启超却持渐进主义的态度。他担心，革命不仅可能招致外国的进一步干涉，还会妨碍维新。他认为，只有维新，才是对帝国主义最有效的回击。他把中国的动乱，归咎于过时的制度，而不是清朝统治者。他主张普遍教化，确信君主立宪是合乎情理的政治目标。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判断中国危机的标准。至于他的循规蹈矩的计划，则无任何结果。清政府依旧认为：梁启超是其敌人；他的立宪改革建议也太激进了。然而，梁启超的学生和追随者意欲采用更戏剧性的方法行事，他们愈需要得到感情上的满足，但梁启超担心，此举将导致反满大动乱，还将为孙中山提供从未有过的最好机遇。
可是，要赢得上流社会出身的激进知识分子有条件的支持，亦非易事。孙中山虽住在东京附近的横滨，但与早先来到东京的留学生发起的运动却很少联系。他们互有猜疑。
对孙中山不利的，还在于上流社会人士对下层的受教会学校教育的人心存偏见。他无科举功名，又没有能使青年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述和精辟的思想，而年青一代是非常相信思想和言辞的力量的。一些学生对他缺乏经史知识加以夸大，说他目不识丁。尽管他的革命行动记录无法抹杀，但对许多人来说，他留下的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大盗”的形象。然而，一些与孙中山打过交道的人，对他却有良好的印象；可是，如同许多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对知识分子的可靠性也有所怀疑，后者的反复无常和势利行为，他早有领教。1900年底，当20岁出头的学生对激进思想刚发生兴趣时，34岁的孙中山，已有两次革命密谋和一次在伦敦戏剧性脱险的光荣历史了。此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宁可在熟路上奔波，也不愿加入学生和逃亡知识分子的理论研讨。
在横滨，孙中山得到一位日本妇女的照料，安静地度日。他在钻研军事战略，尤其是布尔战争的。显然他想在下次发动起义时运用布尔人的游击战术，但是苦于没有资金。他在海外的财源被对手康有为、梁启超几乎搜括殆尽，而其所得无几。然而，到1902年底，孙中山又行动起来，这次是为拟议中的从越南进袭华南而向法国求援。孙中山与法国驻东京公使恢复了联系，因而得到印度支那官员的引见。他途经香港时，向当地友好的商人借了1000港元作盘缠，于1903年2月抵达河内。他再次向法国人许诺，倘若其在华南成功地建立革命政权，法国方面将享有特权；但是，法国人再次拒绝利用这个殖民地作为起义的跳板。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停留了6个月。这次长时间的访问所能炫耀的成绩，是吸收了八位华侨（其中有三名裁缝），成立了兴中会河内分会。与此同时，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在将上海和东京作为掀起民族主义风暴的中心。这年夏天，孙中山重返日本后，才开始较认真地关注他们。
此际，也有更多的学生到横滨拜访他，有些人力促他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但孙中山仍不接受此建议。只因清政府不允自费留日学生进日本军校就读，他才决定自行创办一所秘密的军事学校。在日本军官——内有一位研究布尔人的战术的专家——的帮助下，他开设了为期8个月的军事学和制造枪械的课程。该校于1903年夏开学，注册的学生只有十四五名，大都是广东同乡，几个月后学校停办。尽管如此，此举却是他接近新的拥护者的开始。
军校学员的誓词，虽然体现了兴中会的宗旨，但它却有十分鲜明的共和主义色彩。孙中山加了一条“平均地权”的新政纲。这个口号首次表明了他的防止社会革命的思想，而此思想显然是他1896年-1897年访问西方以来所酝酿的。
现在，该是向日益增多的民族主义报刊投书立说的时候了。1903年11月，孙中山在中国留日学生于东京刊行的《江苏》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短文。这是他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以来首次向中国读者讲话，其中公开表露了此前只向宫崎寅藏这类朋友私下表达的强烈的反帝情绪。在呼吁欧洲人给予支持时，孙中山曾谴责清政府的愚民政策使中国丧失所谓外国的对华贸易及宗教和投资的利益；如今，他却迎合学生的需要，指斥清政府把中国的土地奉献给外国人。他赞扬义和团精神，责备已故的李鸿章——他曾追求的赞助者和合伙人——没有把外国入侵者驱逐出中国。孙中山相信，倘若清政府及为其效劳的“汉奸”不能保全中国，那么，一旦唤起民众，就能挫败瓜分这个国家的任何企图。他警告妄图瓜分中国的欧洲人和日本人，中国人的顽强，不亚于布尔人和菲律宾人；中国人口众多，是征服不了的。
但是，孙中山指出，外国人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分子。他说，许多欧洲人赞赏中国人的品德，而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也懂得“保全支那即自保也”。因此，他在文章中继而写道，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至于再造一个新中国的政策如何，他说：“姑且秘之……以俟异时之见诸实事。”在争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之前，孙中山需要增加自己在海外的资本。谋求华侨的赞助及友好的外国人的支持，是他一直为之努力的。
1903年秋，孙中山抵达夏威夷。他发现先前访问这个群岛的梁启超，混淆改良与革命的界限，巧妙地将其追随者争取过去。在回击的过程中，孙中山表现了从未显露的政治辩论才能，并且不乏煽动性。他向众多的华侨发表演说，还利用报刊论证共和政体的优点，抨击君主立宪。孙中山争辩说，中国引进火车时，选用的不是老式的，而是最新式的。那么，在选择政治结构时，中国为什么偏要满足于君主立宪，而不采用最新的共和政体？他宣称，人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专制的君主政体，也就不难向前跨进一步。至于对外国干涉的担心，他认为恰恰是起来造反才能赢得列国的尊敬：“若人心日醒……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他附和学生小册子的作者，指责清政府为外国人平靖地方，把大块大块的中国领土送给他们。
6个月的活动，只吸收了“几十名”新成员。由于兴中会已难以恢复元气，孙中山便介绍他们参加“中华革命军”，并要他们在曾用于日本军校学员的同样的书面誓词上签名。
七年中，孙中山首次有机会与家人团聚。他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仍在茂宜由其哥哥照料着，但其兄的财产由于美国新的土地条例而遭受损失，无力再资助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了。因之孙中山的筹款只有依靠出售“爱国债券”——革命胜利后可十倍偿还——及其他方式，如贩卖日本的丝绸等等。
在夏威夷，孙中山加入了当地的三合会分会，冀图藉此在美国的广东人中产生影响。美国移民当局执行排华法案之无情，是众所周知的。为了通过它的检查，孙中山备有多份表面上证明其出生于夏威夷的文件。
1904年4月初，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在这里，他被迫滞留了数周，直至其证件在华盛顿检查合格为止。接踵而来的是连遭挫折的7个月。华侨因丧失包括成为美籍公民在内的基本公民自由权，似乎感到自己像个“海外孤儿”。孙中山的充满信心的讲演，保证祖国一旦有个强大的政府将保护他们的利益等等，使许多华侨为之感奋。然而，要他们冒亲属受报复的风险而投身革命，那是孙中山无从指望的。七八万三合会会员，如果每人拿出一两元，也可凑到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可是，在旧金山湾区，虽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华人教授的大力支持，结果只筹集到4000美元。继而他在一位徒有虚名的秘密会党首领陪同下，由东海岸至西海岸毫无所获的旅行中，把这些钱花光了，12月到纽约时几乎身无分文。他的老朋友、行医教士喜嘉理前来唐人街基督教布道团造访，感到其缺少了常有的活力和乐观。
在纽约期间，孙中山会见了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他的老朋友的儿子王宠惠。王的父亲是广东的基督教牧师。此际，年轻的王宠惠就读于耶鲁法学院，帮助孙中山撰写了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的小册子。这是孙中山首次向美国人发出呼吁。
如同先前对中国人和欧洲人所宣称的，孙中山坚持认为，反满革命对西方和中国都有好处。为了明显的原因，他去掉了一直吸引中国听众兴趣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内容。他说，清政府已不再是安抚外国人的卑躬屈膝之辈，而是在“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极点”的排外精神的先驱；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在东方有着合理商业利益的中国“最近的邻邦”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革命可为美国的这些利益服务，而且它与美国人的思想感情也一致。他虽宣称这场革命即将来临，认为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责任，但却要求整个文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予以同情和支持，“盖以美为日本文明先导，为基督教之国民，为他日我新政府之师范。殆犹于拉花热德其人者乎，吾谨为支那民族祷也！”这本小册子印了1万份，但它没有比先前向外国人发出的呼吁产生更大的影响。
此时，孙中山单独的活动业已停止，学生的革命运动亦无进展。前年，在长江中游的湖南省，归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颠覆性的组织；1904年，他们在秘密会党和军官的帮助下发动起义的尝试遭到失败。在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一个独立的学生的革命组织力量太弱，仅靠自己单枪匹马无多大作为。凡此表明，中国革命在一位有经验的领袖的领导下协调行动的时机已成熟。孙中山不仅是个最合适的人选，而其亦无别的可供延续政治生命的指望。所以在这年年底，他欣然接受了富有战斗精神的中国留欧学生的邀请。
在此行的第一站伦敦，孙中山与严复坦率交换了意见。严复是中国最早译介西方思想，并热心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驱。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他曾站在启蒙运动的前列，梁启超等进步知识分子曾受这一运动的影响。可是，如今年逾五十的严复，其相对的保守主义虽植根于最新式的非传统思想，但反对革命比梁启超更甚。19世纪70年代，严复曾留学英国。由于他囿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模式，故拒不接受关于中国的进步可超越阶段的独特时间表。当他对孙中山提及，由于中国“民智之卑”，尚未做好共和革命的准备时，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学生也喜欢行动，那几位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急性子，更是比谁都按捺不住。当局派他们赴欧，意欲使之远离中国。1905年初，孙中山在伦敦与英国朋友住在一起时，这些学生便汇款给他，邀其旅游欧洲大陆。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与他们会晤，谈了他对民族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的看法，披露了将来他在中国要实施的立宪方案。学生们对孙中山的政纲无多大异议，但强烈反对其提出的革命策略。
每当求助于潜在的支持者或盟友时，孙中山总是对他们夸奖一番。这次，他极口称赞秘密会党的斗争本领，认为他们很有建立革命政权的希望。可是学生们却指出，既往的事实业已证明会党是靠不住的，因而必须优先考虑学生，后者已有一些渗入新军。孙中山终于承认，知识分子适于领导革命，亦系政治鼓动的重要对象。凡此，似乎他早已心中有数，但却故作勉强同意的样子，俾降低学生的自我估价，提高自己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孙中山就这样成了他随便称呼的“革命党”的领袖。该党由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柏林的60个新成员组成（在上述三地共有中国留学生约百名）。孙中山要他们向其制定的四条政纲宣誓效忠。至于该组织的正式名称，尚需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团体磋商后才能确定。于是，在离欧洲之前，孙中山再次受反复无常的知识分子的欺骗：他的新党员中，除了14名较坚定外，其余的均是三心二意，最后还是退出了。但是，仍有少数保持忠诚的湖北极端分子，向他们在东京的朋友推荐孙中山。孙中山则意识到，他利用热心革命的非粤籍知识分子的能力，将在东京受到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他在加强国际交往方面作出了更大的努力。
1905年春，孙中山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而且显然使该组织的领导人接受了其杜撰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告及令人惊奇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尔后，第二国际的机关报称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谓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据说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根据“孙逸仙同志”的说法，中国无大的阶级差别：“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只有“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孙中山还说，几年内，中国的行会将都是社会主义的。但最离奇的，则是他宣称“有五十四种中文的社会主义刊物”。
在讨好社会主义者的同时，孙中山并未忽略政治领域的其他目标。在巴黎，他两次造访法国外交部，重申早先在远东向法国官员提出的建议，还宣称将协助法国消除日本愈益扩大的影响。其时，日本正继前年开始的日俄战争痛击法国的盟友俄国。孙中山说，日本对其领导的运动已不感兴趣，因之他请法国取代日本充当他的主要资助者。法国外交部对其仍然表示怀疑，所以未作任何承诺。然而，一些法国情报官员却希望利用中国革命党人追踪无所不至的日本人。
从上述不难看出，孙中山视日俄战争为其多方面寻求外援的机会之一。这场战争还增强他对泛亚主义绝对正当的信心。20年后，孙中山仍未忘记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日本的胜利的不同反应。1905年5月，日本海军上将东乡指挥的舰队在对马海峡消灭了一支俄国舰队，使欧洲人大为震惊，一些人为白种人的未来而担忧。孙中山发现，尽管英日订立同盟，但就许多英国人而言，有此担忧是真的。他评论说，诚如“英人有恒言曰，‘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尔后，当他乘船赴日本、途经苏伊士运河时，在与一些阿拉伯劳工的偶然接触中，他感受到了这场战争对东方民族主义者所产生的令人振奋的影响。近代以前，亚洲人从未打败过一个欧洲强国。起初，阿拉伯人误认孙中山为日本人，对他吹捧一番。他们说，日本的胜利，实为非西方世界一切有色人种的胜利；现在，他们对最终摆脱西方的统治更有信心了。
在远东，战争的影响更为显著。尼赫鲁表现了年青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蓬勃的朝气。日本的大陆政策虽令人有所疑虑，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从未这样大。
因此，在这特定时刻，孙中山赢得日本泛亚主义者的认可，对于其建立通向学生民族主义者的桥梁至关重要。他的密友宫崎寅藏是主要说客。宫崎的自传于1902年首次刊行，一年后译为中文。这部自传戏剧性地记述了他们共同的冒险活动，从而使人们对孙中山产生好感。宫崎可能比其他日本人更受有影响的学生领袖的信赖。就在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横滨的当天，宫崎正在东京颂扬他，把他描绘为举世无双的领袖，宣称其国际威望将为革命带来信誉。不久，宫崎把孙中山介绍给一些关键人物，其中有非常重要的湖南集团的领袖黄兴和宋教仁。湖南的密谋前年遭失败，说明必须更广泛地联合反王朝的势力，对此这两位重要人物——在转向革命前均系秀才——是用不着说服的。然而，促成联合一致者不该是孙中山么？他们初次的、也是决定性的晤谈，集中于革命的战略问题，而不是它的最终目标。宫崎及孙中山的另一位日本密友在场，给了孙中山以道义上的支持。
在晤谈中，孙中山讲得最多，而且强调联合。他告诫说，分散的革命起义，会招致内乱和最可怕的灾难——外国干涉。他确信，联合就能保证顺利过渡，使外国人无从插手。如同在欧洲一样，孙中山极力利用其与秘密会党的关系，但再次表示赞同将知识分子置于首位。他指出，需要这些人对三合会的“破坏性”倾向施以“文明”的影响。
湖南的领袖就孙中山关于合并的建议进行密商。由于意见不一，最后决定让华兴会会员自行抉择，结果迫切要求一致行动的占上风。这对孙中山是有利的。早先，一位亲孙中山的学生曾认为“革命即密谋”，而富有密谋经验及多方面的才能，谁也比不上孙中山。至于他的口才之好，很快就被大量的学生听众所证实，因孙中山的讲演，使他们着了迷。
第二天，即7月30日，代表中国18个省中17个省的70名富有战斗精神的学生（其时甘肃没有派遣留学生），聚集在一起聆听孙中山倡议成立一个新组织的演说。会议在黑龙会的办事处举行，它是日本最重要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黑龙会希望，推翻清政府将在满洲留下一片真空，使日本能沿着黑龙江建立一条大陆边界，这便是它鼓励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1901年创建黑龙会的内田良平，是孙中山的一位积极的合作者。这次集会的场所，加上内田、宫崎及另一位日本冒险家出席，可见孙中山与日本人的关系之一斑。
这天，由于湖南集团的领袖给予决定性的支持，使孙中山的倡议得以通过，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英文正式名称是“The China Federal Association”）。经过曾在欧洲采用的程序后，每个会员宣誓忠于孙中山提出的四个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选举职员之事放到下次会议办理，该次会议还将考虑新组织的正式成立典礼。不管怎样，孙中山终于消除了知识界的排斥；在他从事革命的头十年中，这种排斥曾使其处于中国政治的边缘。著名的学生领袖都支持他，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社会。8月13日，数百名学生挤满了一家日本饭店，听他首次向东京的学生发表重要演说。
孙中山善于随机应变。他斥责渐进主义的说教，告诫听众不要小看中国。他说，这个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国土辽阔，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还有举世推崇的数千年内容丰富的文化。他认为，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断无不能再次凌驾于欧美和日本之上的道理。他藐视列强的威胁：列强极欲“瓜分中国”，但中国人民稍有反抗的举动，他们便莫不“震惊”。但是，他不希望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发生正面冲突。他声称，推翻清王朝将表明中国恢复了活力，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已足够了，届时，列强就不敢再来侵犯他们的主权。然而，“志士”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只是他独自一人，而今学生们已与其站在一起了。该怎样筹划国家的未来呢？
孙中山重复了火车头的比喻，认为中国应采用共和国这种最新最好的政治模式。他宣称，其他国家已经历“天然的进步”，但中国可望在20年甚至15年内达到日本花了30年的“人力的进步”。孙中山断言，对未来胸有成竹的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能使中国很快地实现现代化。这种言论，迎合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及对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偏爱。孙中山的唯意志论和中国国情特殊的主张，比改良派更准确地抓住了学生们的心理。改良派根据所谓普遍的和合理的标准，规划中国的发展速度，显现出一种总是落后于列强的可怕的前景。孙中山认为，贤能之士可以不管世界历史的先例，超越社会和文化的障碍，重新恢复中国的崇高地位。这在他的结语中有所清楚表达：
（凡事）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望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
孙中山的讲话深受人们的欢迎，宫崎等日本“志士”再次到场支持他。
一周后，即8月20日，300多名学生在一位拥有中国煤矿股权的日本政客的家里集会，正式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起草同盟会章程的黄兴为其助手。设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有三个部，其名称使人联想起美国三权分立的划分。在吸收几乎代表中国每一个省的几百名学生为会员后，同盟会的领导人拟在整个中国大陆设立分会，还决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它原是一份新近创刊、主要由湖南人主办的学生杂志。
如是，由中国众多省份代表组成的第一个“现代”政党诞生了。它是个不完善的组织，但有一种思想体系，以及一个宣传和行动的纲领。同盟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比孙中山早先创建的、主要由广东的造反者临时凑成的团体强大得多。组成同盟会的学生的社会基础，不在通商口岸和教会机构，而是在中国内地的士绅之家。在长期遭排斥后，孙中山能突然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这是其取得的卓越的成就，亦系那些深感忧虑、压抑和焦急的年轻民族主义者的成就。
实际上，孙中山并没有给同盟会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各个分散集团表面的合并中，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生贡献最大，而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加入同盟会者只有几个（宫崎、平山周和末永节三个被承认为同盟会员的日本人，乃是孙中山的个人追随者）。在思想方面，孙中山亦无重大贡献。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早已是动人的口号。虽然孙中山同情社会主义，抑或更确切地说憎恶自由资本主义，是很明显，但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方法，最不为学生们所接受；而此方法是他唯一的有独创性的贡献。可是，学生们并不十分理解他提出的“平均地权”的含义。孙中山虽已改善了自己在学生中的形象，表明自己是个精明的密谋者，但尚未完全消除人们向来对其学识的怀疑。他是个有煽动力的演说家，其乐观、果断的举止富有感染力，但他没有支配知识分子的权威。新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老知识分子的某些偏见——尊重他，与其说是因他的思想，毋宁说是由于其遐迩闻名搞革命的专长。他是资深的革命家，善于利用秘密会党及海外财富，确信自己能使革命避免外国的干预。
对帝国主义列强仍存恐惧，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决定把与外部敌人的算账，推迟到推翻清王朝及内部团结之后。诚如学者章炳麟早在1903年所说，迅速接管政权，就可避免列强借口进行干预。倘若不得已要暂时安抚列强，那么孙中山所设想的方法是可行的。有谁为了赢得列强的同情，做过如此广泛的旅行和艰苦的工作？又有谁能比他的设想可更好地消除列强的威胁？尽管如此，孙中山的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及愿意吸收外国人的做法，不会永远为与其一起加入同盟会、态度更强硬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因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肯定受到限制，是工具式的或有附加条件的领导人。他必须迅速拿出自己许诺的成果来。由于同盟会的领袖只是主要起职员的作用，所以其组织缺乏统一和纪律；而统一和纪律，是“本身已成为一种目标，而不是手段”的真正卓越的政党所具有的。这样，同盟会要与清王朝作斗争就更困难，更不必说去取代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