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那么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璞归真使之付诸实践呢，还是指华而不实，以此哗众取宠呢？天下纷乱，就是因为重虚文而轻实践。假如圣道昌明，那么《六经》也就无须删改了。孔子删改《六经》是不得已而为之。自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周公，其中论《易经》的有《连山》《归藏》等着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经》的道理从此变得混乱。孔子发现天下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下去纲纪将废，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经》的论述，觉得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经》的宗旨。从此其他的观点都被废止，天下关于《易经》的阐述始归统一。《书》《诗》《礼》《乐》《春秋》无不如此。《尚书》自《典》《谟》以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等，许多淫邪妖冶的词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中的名物制度不计其数。孔子均做了删削述正，自此其他说法才被终止。在《书》《诗》《礼》《乐》之中，孔子删除时不曾增加自己的一句话。如今《礼记》中的解释，多是后世儒生的附会，不再是孔子的原本。至于《春秋》，虽称为孔子之作，但实际上是在鲁国旧史书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笔’就是摘录原文，‘削’就是去掉繁杂，这样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孔子删述《六经》，是担心纷华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虽想简略却不能完全做到。使人们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而注重经典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浮华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日益兴盛，天下大乱。秦始皇因焚书而得罪天下，由于他是出自私心，把《六经》也焚毁了。如果秦始皇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离经叛道的书全拿来烧掉，就正合了孔子删述的本意。自秦汉以来，繁文又开始兴盛起来，如果要彻底废止是不可能的，只得效法孔子的做法，摘录那些与经书接近的道理加以宣扬，慢慢地那些歪理邪说也就自行消亡了。虽然我并不知道王通当初仿作经书是出于何种目的，但我很赞成他的做法。我想即使圣人降世，也不会否认这种观点。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只因为盛行浮华的文风，而求真务实的作风少之又少。人们各抒己见，标新立异，喧嚣于世，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混淆大家的视听，使人们争相追求虚文浮词，追名逐利，漠视求真务实、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着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徐爱说：“有些时候，着述是必不可少的，以《春秋》为例，如果没有《左传》作它的注解，人们大概也是难以读懂的。”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作注解人们才能明白，那不和歇后语、谜语一样了吗？圣人作这么隐晦难懂的文章，又是何苦呢？《左传》大多是鲁国旧史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能读懂，那么孔子将其删改为《春秋》，有什么必要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中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恐怕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句话，差不多也是承袭了世俗儒生的说法，也没有明白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记载‘弑君’，弑君本身就是大罪，为什么还要问弑君的经过呢？征讨的命令本就由天子发布，书中写伐国，就是说讨伐某国就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为了端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也不愿多讲，害怕人们咬文嚼字。因此他说‘我不想说什么了’。圣人怎么会把所有放纵私欲、毁灭天理的事详细地告诉人们呢？因为那样无异于助纣为虐。所以孟子说‘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生只探讨霸道的学问，所以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这完全是出于功利之心，与圣人作经的目的南辕北辙，怎么可能读懂《春秋》呢？”说到这里，先生慨叹道：“如果不是诚达天理的人，我很难与他谈到这个问题！”
【原文】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①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②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③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盛，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④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⑤’，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注释】
①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语出《论语·卫灵公》。
②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语出《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中篇名，记载武王灭商后，与大臣商量怎样治理商地等。
③《三坟》：相传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
④祖述、宪章：借为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
⑤“周公”四句：语出《孟子·离娄下》。
【译文】
先生又接着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中有不明确的地方。’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武成》我只取里面的两三节罢了。’孔子删述《尚书》，对于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仅存数篇而已。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仅能阐述这么几篇吗？圣人的用意再显明不过了。圣人只是要删繁就简，但是后世儒生却非要添加不必要的繁文。”
徐爱说：“圣人着经，仅是为了去人欲、存天理。春秋五霸之后的事情，圣人不肯详细地告诉人们，这很自然。那么，尧舜以前的事，为什么统统省略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太过于久远，事迹零散，流传下来的自然很少，这也可以想象，而且那时民风淳朴，没有喜好华文的风气，这就是上古社会，不是后世所能比的。”
徐爱说：“《三坟》之类的书，也曾流传了下来，孔子为什么也要删掉呢？”
先生说：“那些书即使流传下来，也会因人世的变化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周朝末年的时候，要恢复夏、商时期的民风，已不可能，更别说尧、舜时代的民风了？太古伏羲、黄帝时的世风就更不可能恢复了。各朝代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同，但他们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之道实际就是尧舜之道。然而他们都因时施政，因此他们各自的制度政令互不相同。即使是夏、商的政令制度在周朝实施，也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所以周公对大禹、商汤及文王的制度兼收并取，碰到有不合适的地方，就会夜以继日地反复研究。更何况太古时的治理办法，怎么能直接沿用呢？这正是圣人删略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只求无为而治，一味地想要实行远古的风俗，却不能像夏、商、周那样因时施治，这是佛教和老庄两派所宣扬的学说。春秋五霸以后治世的方法，不像三王一样以道治天下，而是根据功利施政。后世儒生讲来讲去，都只讲了一个霸术而已。”
【原文】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①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①三代：夏、商、周谓之三代。
【译文】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理方法，后世不可能再恢复了，可以把它删除。夏、商、周三代以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效法，也可以删略。只有三代的治国方法是可以效法推行的，但是后世人们研究夏、商、周三代，弄不清他们的根本，而只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所以三代之治也难以恢复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①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栖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注释】
①《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中《乐》已佚失，故称五经。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讨论六经，把《春秋》归入史书。史书专门用于记载历史事件，这恐怕和《五经》的体例宗旨有些差异。”
先生说：“从记事的角度来看是史书，从载道的角度来看是经书。事件是天理的表现，所以天理也表现为事件。因此《春秋》也可以是经书，其余四经也可以是史书。《易》是伏羲氏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之后的史书，《礼》《乐》是夏、商、周三代的史书。它们记载的都是类似的事情，所遵循的天理也一样，哪里有什么差异呢？”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①，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②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③‘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④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语出朱熹《论语集注·为政篇》，意为记录历史上丑恶的事可以惩戒人们贪求安逸的思想。
②放郑声，郑声淫：意为禁绝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靡放荡。语出《论语·卫灵公》。
③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意为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高雅的音乐。语出《论语·阳货》。
④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意为郑国、卫国的音乐淫靡放荡，足以亡国。语出《礼记·乐记》。
【译文】
先生接着说：“《五经》也是史。历史就是明辨善恶、以示训诫。善可以用来教化，因此特意保存善举，让人们效仿。恶行能够警戒人心，因此只保留一些戒条而略去恶行的具体细节，以防后世模仿。”
徐爱说：“保存善举让后人仿效，是保存天理的本来面目；而省略恶行的经过以防后世模仿，是为了把人的私欲遏止在萌芽状态吗？”
先生说：“孔子作六经，确实含有这种意思，但也不必拘泥于文句。”
徐爱问：“恶行可以引以为戒，保留戒条而略去恶行的具体经过，以防后世模仿。那为什么不将《诗经》中的《郑风》《卫风》省略呢？先儒认为是‘记录以前发生的丑恶之事可以惩戒人们贪图安逸的思想’，这样理解可以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经不是孔子所修订的原貌了。孔子说：‘不放郑国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淫靡放荡。’又说：‘讨厌郑国的音乐扰乱了高雅的音乐。’‘郑、卫两国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雅乐，可以用来祭祀天地祖先，也可以在乡村中演奏，可以陶冶情操、涵养性情、移风易俗，怎么可以掺杂郑、卫两国的音乐呢？这种诗只能滋生淫乱，助长奸邪。大概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后世儒生为了凑足三百篇，穿凿附会的。而淫逸之词，民间有很多人喜欢传播，现在街头巷尾也不少见。朱熹所谓的‘记录恶事可以惩戒人们贪图安逸的思想’，正是无法正确解释这种情况，不得已才这样说的。”
徐爱跋
【原文】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①的功夫，“明善”是“诚身”②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③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注释】
①诚意：语出《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②明善、诚身：明善，意为明察事理，了解什么是善。诚身，意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准则。语出《中庸》。
③道问学、尊德性：道学问，意为虚心学习，探究事理。尊德性，意为遵从道德规范。语出《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