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大人格君心：语出《孟子·离娄上》：“唯大人唯能格君心之非。”格，正、纠正。
【译文】
徐爱说：“昨天听了先生的教诲，也隐隐约约觉得下工夫就应当这样。今天又听了您的这番话，更加不会怀疑了。我昨天早上想，‘格物’的‘物’字，就是‘事’字的意思，都是从心上来讲的。”
先生说：“是这样的。心是全身的主宰，心中产生的就是意念，意念的本源就是感知，意念所在之处便是事物。比如意念在孝敬双亲之上，那么孝敬双亲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在辅佐国君上，那么辅佐国君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在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上，那么关心百姓、爱护万物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在看、听、说、动上，那么看、听、说、动就是一件事物。所以我说没有心之外的理，也没有心之外的事物。《中庸》中说：‘心不诚就没有万事万物’、《大学》中‘弘扬崇高德行’的功夫就是使心变得真诚，而诚心的功夫就是‘格物’，探究事物的原理。”
先生又说：“‘格物’的‘格’就像孟子所说‘大人格君心’的‘格’，是指去除内心不正确的思想，从而使其本体保持端正。一旦有意念萌生，就要除去其中的邪念，时时处处都存养天理，就是穷尽天理。‘天理’就是‘明德’，崇高德行。‘穷尽天理’就是‘明明德’，弘扬崇高德行。”
【原文】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①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注释】
①孺子：幼童。
【译文】
先生又说：“知是心的本体，因此心自然会感知。见到父亲自然而然产生孝敬之心，看到兄长也自然懂得尊敬，见到小孩落井便生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全凭本心，不需要从自心之外去寻求。如果良知出现，也没有私欲和杂念阻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充分发挥恻隐之心，那么仁爱之情就会永不竭尽’。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没有私心阻碍，所以就需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服私欲，恢复天理。也就是说内心的良知再没有什么障碍，充溢心田，就会发挥自如，这就是‘致知’，有了良知，思想也就能够精诚专一。”
【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①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注释】
①博文、约礼：语出《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通“叛”。
【译文】
徐爱问：“先生将‘博文’看作是‘约礼’的功夫，对此我曾认真思考过但还不是很明白，还请先生再讲一讲。”
先生说：“‘礼’就是‘理’，‘理’表现出来便是‘文’，‘文’之中隐藏不见的就是‘理’，‘礼’‘理’其实是一样的。所谓‘约礼’也就是让心完全地符合天理。而要做到让心纯然符合天理，就要在“理”表现出来的地方下工夫。比如表现在孝敬父母上，就要在孝敬父母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辅佐君王上，就要在辅佐君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富贵贫贱的时候，就在富贵贫贱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陷患难、夷狄之时，就在患难、夷狄上学习存养天理。无论行止语默，无不是这样，在哪里表现出来，就在哪里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从文中博学，也就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就是‘惟精’，‘约礼’就是‘惟一’。”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①，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②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①道心、人心：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唯危，道心唯微。”道心，指合乎天理的心；人心，指私欲之心。
②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出《河南程氏遗书》：“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
【译文】
徐爱问：“从先生对‘精一’的解释来看，‘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这句话似乎不妥当。”
先生说：“你说得对，心只有一个。没有夹杂个人私欲的称为道心，夹杂了私欲的便称作人心。同样，如果人心能够守正也可成为道心，道心不能守正即为人心，并不是说人生来有两个心。程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这样好像把人心、道心分离开来，但实际上是把二者当作一体。而朱熹认为应以道心为主，人心听从道心，这样就把一颗心分为两颗心了。‘天理’‘人欲’既不能共存，又怎会有以‘天理’为主，‘人欲’听从于‘天理’的道理呢？”
【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①。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着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着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着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②，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着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③，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④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唯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⑤以后，《诗》自《二南》⑥以降，如《九丘》《八索》⑦，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唯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着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着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⑧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⑨，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⑩者，未易与言此也！”
【注释】
①文中子：王通（公元584-618），字仲淹，隋朝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韩退之：韩愈（公元768-824），字退之，唐朝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着有《韩昌黎集》。
②孔子删述《六经》：孔子晚年编修删改《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和《春秋》六种经典，即后世所谓《六经》。
③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见于《周易·系辞下》。
④《连山》《归藏》：《连山》相传为夏朝的《易》，《归藏》相传为商朝的《易》，后都失传。
⑤《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谟》，共称为二典三谟。
⑥《二南》：即《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篇。
⑦《九丘》《八索》：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
⑧《传》：指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⑨征伐当自天子出：语出《论语·季氏》。
⑩天德：与天同德，意为道德极其高尚。语出《中庸》。
【译文】
徐爱请先生谈对王通和韩愈的看法。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则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世之人凭诗词文章而十分推崇韩愈，其实，韩愈比王通差得多。”
徐爱问：“那怎么评价王通仿作经书的错误呢？”
先生说：“也不能对仿作经书的事一概而论。你姑且讲讲后世儒生着书讲经的用意和仿作经书有什么分别呢。”
徐爱说：“后世儒生们着书讲经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明道，仿作经书纯粹是为了求得名声。”
先生说：“以着书讲经而明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说：“孔子通过删改《六经》来阐明圣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那么仿作经书不也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着书论经必须对圣道有所阐发，使之更能为人们所理解，但仿作经书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大概对于弘扬圣道没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