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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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下卷(9)

【原文】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奸’①,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②。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揜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③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注释】

①烝烝乂,不格奸:语出《尚书·尧典》:“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瞽子,指舜。象,舜之弟。烝,进。乂(yì),治理,安定。格,至。

②“本注”二句:汉代孔安国传注说:“谐,和。悉,进也。言能以至孝和谐顽象昏傲,使进进以善白治,不至于奸恶。”

③动心忍性,增益不能:见《孟子·告子下》。

【译文】

先生说:“《尚书》中所说的‘烝烝乂,不格奸’,孔安国的本注中认为,象已经慢慢上进到了义的境界,不至于去做大奸大恶的事。舜被尧征集召见之后,象仍然整天想要把舜杀死,这是何等奸邪险恶的事情!然而舜只是学习修养、自己克制自己,不直接去纠正他的奸邪险恶,而是用自己的克制来感化他。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奸恶,这是恶人们的通常事态;如果去指责他的是非对错,反倒会激发他的恶意。舜最初使得象有念头杀害自己,也是想让象变好的心意太急切了,这就是舜的过失。等待事情过去之后,才明白原来功夫只是在自己,不能责备别人,于是最后能有‘克谐’的结果。这就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于是说得特别准确。然而流传到了后代,被歪曲变通,仍然符合人情。假如不是自己曾经经历过,又怎么能够体会到古人的一片苦心呢?”

【原文】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

先生曰:“《韶》之九成①,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曰:“洪要求元声②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必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

【注释】

①九成:九乐章。下文“九变”即九成。“韶”为舜的乐,“武”为武王的乐。

②元声:古代律制,以黄钟管发出的音为十二律所依据的基准音。故称元声。

【译文】

先生说:“古乐不流行已经很久了。现在倒有些戏曲与古乐能够意思相近。”

德洪不明白,便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韶》乐里的九章,是舜的一个戏本;《武》乐的九变,是武王的一个戏本。圣人一辈子的事情,都被记录在乐中了。于是,德行高尚的人听了,就了解他是尽善尽美的还是尽美而未尽善的。后来人作乐曲,只是作一些词调,跟教化民风完全没有关系,这怎么能够用来感化百姓、让风俗淳朴友善呢?现在要让民俗返璞归真,把当代的剧本里的浮词滥调都删除掉,只利用当中忠臣孝子的故事,让愚昧无知的百姓们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他们的良知,这样对风化才会有好处。与此同时,古乐也就逐渐恢复它原本的面貌了。”

德洪又说:“我连基准音都找不到,只怕古代的音乐也很难得以复兴吧。”

先生问:“那么你觉得基准音应该去哪里寻找呢?”

德洪回答说:“古人制律管来候气,这应该是寻找元声的办法。”

先生说:“如果要从葭灰黍粒中寻找元声,这就好像水底捞月,怎么能够成功呢?元声只能去内心寻找!”

德洪问:“那么在心上如何寻找呢?”

先生说:“古人治理天下,首先把人们培养得心平气和,然后才用礼乐去进行教化。就好像你吟咏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静祥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为何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德洪又问:“那么,古人用律管候气方法,它的依据又在哪里呢?”

先生说:“古人具备了中和的本体之后,才去作乐。而心体的中和,原本就是与天地间的气相互符合的。候天地之气,与凤凰的鸣叫相和谐,不过是为了验证我的气是不是真的达到中和。这是制定音律之后的事情,不是一定要依据这个才能制定音律。如今通过律管来候气,必须确定在冬至这一天,但是,当到了冬至子时,又恐怕不准确,又能够到哪里去找标准呢?”

【原文】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译文】

先生说:“做学问需要别人的点化,但是总不像自己理解领悟的那样一了百当,否则的话,即便别人点化再多,也没有作用。”

【原文】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

【译文】

“孔子的气魄很大,但凡是帝王的伟大事业,没有他不领会的,但是也都只是从他自己的心上生出发来的。就好像大树,它有很多的枝叶,但也都只是从本质上培养功夫,而不是在枝叶上做的功夫。学者们向孔子学习,却没有学习在心上用功,仅仅是心急火燎地去学习他的大气魄,这不是把功夫做反了嘛。”

【原文】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①,其流必归于文过。”

【注释】

①甑(zēng):古代炊具。

【译文】

“人犯了过错,大多都会在那个过错上下工夫。这就好像是修补破了的饭甑,必然会有文过饰非的弊端。”

【原文】

“今人于吃饭时,虽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译文】

“现在的人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摆放在眼前,他们的心仍旧是不停地忧虑,只因为自己的心忙碌惯了,所以收敛不住。”

【原文】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

【译文】

“琴瑟和书籍,这两者对于学者们而言缺一不可,由于有了事情做,心就不得放纵了。”

【原文】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译文】

先生感叹说:“世间明白学问的人,只有这些毛病不能清除,那就无法做到‘善与人同’。”

崇一说:“这个毛病实际上只是好高骛远,不能舍己从人罢了。”

【原文】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译文】

问:“良知本是中和的,但是怎么会有过与不及的现象呢?”

先生说:“知道了就有过而不及的地方,便就是中和了。”

【原文】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①即是致知。”

【注释】

①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语出《大学》。

【译文】

先生说:“《大学》里说的‘所恶于上’,就是良知的表现;‘毋以使下’,就是致知的表现。”

【原文】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①,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注释】

①肯綮(qìng):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要害处。

【译文】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智慧谋略,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代的许多事业文章和豪杰名家,都只学到了张仪、苏秦用过的智慧。而在张仪、苏秦的学术里,善于揣测人情世故,没有哪点不是说中了别人的要害之处,于是说他们的学问真是难以穷尽。张仪、苏秦也能看到良知的精妙用处,只是没有把它们用在好的方面罢了。”

【原文】

或问未发已发。

先生曰:“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

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可谓无,即扣不可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即扣时也只是寂天默地。”

【译文】

有人请教未发和已发的问题。

先生说:“只是因为后来的儒生们已经把未发和已发分开来讲了,于是,我只能说没有未发、已发,让人们自己去思考明白。假使我说有已发、未发,听到的人就还是会沦落到后世儒生们的见解当中去。假如他们真的明白了根本没有什么未发、已发,再说有未发、已发,那也没有什么害处。因为本来就有未发和已发存在。”

又问:“未发,也不是不平和;已发,也不是不中正。就好像敲钟的声音,没有敲击的时候不能说它就不存在,而敲击了之后也不能说就一直存在了。毕竟还是有敲和没敲的区别在。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没有敲的时候原来也可以是惊天动地的,敲打了之后,也同样是可以寂静无声的。”

【原文】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①,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先生曰:“然。”

【注释】

①荀子性恶之说:荀子主张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人为。

【译文】

有人问:“古人在谈论人性的时候,各自都有不同的说法,应该把哪种说法当成定论呢?”

先生说:“人性没有固定的体,于是关于它的论述也没有定论。有的是从它的本体上谈论的,有的是从它的作用上说的,有的是从它的源头上谈论的,有的是从它的弊端上说的。总体来说,人性只有一个,只是人们对它的见识有浅有深罢了。如果你执着在某一个方面,就会出错。人性的本体,原来就是无善无恶的,它的运用与流弊,也是有好有坏的。就好像眼睛,有喜悦时候的眼睛,也有发怒时候的眼睛,直视的时候就是看的眼睛,偷看的时候就是窥视的眼睛,等等。总而言之,还只是这一双眼睛。倘若人们看见了发怒时的眼睛,就说从没有看过喜悦的眼睛;看到直视的时候的眼睛,就说没有看到过偷窥的眼睛。这都是偏执的表现,都是错误的。孟子说人性,是直接从源头上来谈论的,也只不过说了个大概;荀子‘性恶’说,是从它的流弊上说的,也不能完全说他不对,只能说是不够精全罢了。普通人却失去了内心的本体。”

问的人说道:“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求人们要从源头上弄明白;而荀子则是从流弊上说性,功夫都用在末流上,如此就费力了。”

先生说:“确实是这样的。”

【原文】

先生曰:“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

“杨慈湖①不为无见,又着在无声无臭上见了。”

【注释】

①杨慈湖:杨简(1142-1225),字敬仲,号慈湖,浙江慈溪人,陆九渊弟子,南宋哲学家,官至宝漠阁学士。

【译文】

先生说:“功夫越是到了精辟的地方,就越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说理就越来越困难。假如执意在一些精妙的地方,全体的功夫反倒会被蒙蔽和妨碍了。”

又说:“杨慈湖并不是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因为他又执意于无声无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