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传习录
17156500000023

第23章 中卷(7)

【译文】

吴、曾两位年轻人来拜访我,详细备至地说了道通你诚恳向道的心意,我深感欣慰和挂念。像你这样的人,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笃信好学的了。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在为家父守丧,心情忧伤,未能和他们两个细谈,然而,他们两个都是志向远大、用功读书的人,每次见面都能感觉到他们的极大进步。对我而言,我实在不能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诚意,对他们而言,也没有辜负他们自己远道而来的用意。临走时,我写了这封信表达对你的问候。在这个恍惚昏迷的时候,只就你的来信里问到的几个问题,做个简单解释。寥寥数语不太详细,他们两位应该会向你口头转达。

你在来信中说:“平日下的工夫仅仅是立志,老师的教诲近来时时有所体察检验,越来越明白了。然而对于朋友,我是一刻也不能离开,倘若朋友之间互相讲习,我的志向才会精健阔大,充满生机。如果有三五天没有和朋友互相讲习,志向就会变得微弱,遇事就会产生困惑,并且随时都有可能会忘记。现在当我没有和朋友一起讲习的时候,便只是静坐着,有时看书,有时随便走走,举目投足之间,都是为了培育这个志向,觉得心舒意适。然而终究还是不如和朋友们聚在一起讲习的时候那样精神振奋,充满生气。离群索居之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帮助立志呢?”

这段话足以证明你平日用功的心得。立志的功夫大约也只是这样,只需要每天坚持,从不间断,等到功夫纯正熟练,感觉自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我们做学问,最关键的就是立志。别人所说有困惑、遗忘的毛病,那是因为志向不够真切。好色的人从来不会困惑和遗忘,那是因为他们好色的欲望更真切罢了。自己的痛痒自己应当会知道,应当会自己搔痒按摩,既然知道了痛痒,自己也就不得不搔痒按摩了,佛教把这叫作“方便之门”。必须自己调整斟酌,别人总是很难帮得上忙,也再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借鉴了。

【原文】

来书云:“上蔡①常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②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功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注释】

①上蔡: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河南上蔡人,世称上蔡先生,进士,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

②“伊川云”句:《河南程氏外书·上蔡语录》记载谢氏与程颐的对话:“二十年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却发得太早。’”

【译文】

你在来信中曾说:“谢良佐先生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从学者的功夫来说,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应当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放在一块综合起来看这样才对。如果没有看清楚这种气象,就会滋生期望过高与助长的弊病;如果明白了‘何思何虑’的道理,却忘记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掉入虚无的误区里。应该是既不为自己所有的所牵滞,又不堕入虚无的境地。难道不是这样么?”

你所说的离正确是不远的,只是还没有透彻地领悟罢了。谢良佐先生与程颐先生的回答,也只不过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与孔子《系辞传》中原本的意思稍稍有所不同。《系辞传》所说的“何思何虑”,是指所思所虑的都是一个天理,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思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什么思虑。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所谓的“殊途”,所谓的“百虑”,难道也是“无思无虑”吗?心的本真想法就是天理,然而天理只有一个,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需要思虑的呢?天理本来是固定不动的,是要自己感应了之后就能明白的。学者做学问下工夫,即使有百思千虑,也只是要恢复他内心本来的想法和作用而已,并不是用自己的一己私愿便能安排思索出来的。于是程颢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果学者只是凭着私愿去思索事物,那便是在私欲上用才能与智慧。“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学者就必须勉强自己才能做到。程颐先生是将它当作效果来看待了,因此才会有“发得太早”的说法,紧接着又说“却好用功”,便是他自己意识到前面所说的话存有欠缺。周敦颐先生主张静的想法也是这个意思。如今你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说不是你自己的见解,然而不可避免地将功夫当作两回事了。

【原文】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功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①。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功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功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秤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②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③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注释】

①圣人气象:程颐语,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圣贤气象。”

②“觑着尧”四句: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意为看着尧,学习他如何做事,但没有他的聪明睿智,怎么能像他那样一举一动都符合礼仪呢?

③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意为只有心与天理相通,然后才能明辨是非。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五。

【译文】

你来信中说道:“但凡学者刚刚开始懂得做功夫,就应当能够辨识圣人的气象。在大概认识了圣人的气象之后,便把它当作办事的准则,踏踏实实地去下工夫,才不出现差错,这才是作圣人的功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先认识圣人的气象,过去是有人这样说过的,然而这是欠缺要领的,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们从哪里能够体会认识到呢?倘若不在自己的良知上真真切切地体味,就好像是用没有准星的秤去称轻重、用没有打磨过的铜镜去照美丑。那便是所谓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圣人的气象从哪里可以体会得到呢?自己的良知本来同圣人是一样的,一旦把自己的良知辨识清楚了,那样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的身上反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程颐先生曾经说过:“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后来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现在你且说说哪些地方可以与天理相通啊?那么“聪明睿智”又要从哪里得到啊?

【原文】

来书云:“‘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①,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功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②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注释】

①退省:意为退下来反省。语出《论语·为政》:“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②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译文】

你在来信中写道:“先生所说的‘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要一心培养心体的本来想法。倘若遇到事情有所感触,或者自己突然有了感悟,自己心中已经感觉到了,又怎么能认为是无事可做呢?但是就着某件事情聚精会神地思考一会儿,便觉得事理应当如此。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去处理它,只不过是尽我们本来的心意罢了。但是仍然会有事情处理得好或者不好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又或者因为事情发生很多,需要罗列先后顺序来依次处理,但是因为我的才智不足,总会为一些事情所困扰,即使竭尽全力去坚持,精神也会觉得疲惫不堪。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未免需要自己静下来反省,宁肯不完成事情,也不能不存养本心。这样做对吗?”

所谓的功夫,以你的天分,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仍然还有些出入。普通人做学问,终身只为了这一件事,从少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没事,只要能够做到这一件事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肯不做事,也不能不培养本体”,就是还把做事与培养本体当作两件事看待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情发生的时候,只需尽我们本心的良知去应付,这就是所谓的“忠恕违道不远”。处理事情有好有不好的区别、困扰和混乱的担心,都是由于在意毁誉得失,不能真正地做到致良知罢了。如果能真切地做到致良知,然后就会明白平日所谓的好未必就是真的好,所谓的不好,恐怕正是为毁誉得失所牵累,而自己损害了自己良知罢了!

【原文】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功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译文】

你在来信中说:“关于致知的学说,我在春天再次承蒙您的教诲,已经深知如何用功,觉得比以前更加简单了。但我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还应该再带上格物的意思,使他们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本来致知和格物是一起用功的,但在初学者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的时候,先说格物,这样才能懂得什么是致知。”等等。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懂得致知就是已经懂得了格物。如果还不知道格物,那么就是致知的功夫还不曾弄明白。最近我有一封给朋友的信,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相信你认真读后,就会明白。

【原文】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辨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功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①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②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③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④,师又可恶乎?

【注释】

①介甫: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进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神宗时为相,曾推行变法。

②“为我”三句:意为请替我向介甫先生转达我的全部观点,如果对他没有益处,则一定对我有益。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③与人书:指《答汪石潭内翰书》,见《王阳明全集》卷四。

④攻吾之短者是吾师:语出《荀子·修身篇》:“故非我而学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