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乘坐马车，从美泉宫穿过玛利亚希勒夫大街驶向霍夫堡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身着节庆制服的老皇帝。碰上这种情况，阿道夫并不会耽搁许久，而且事后他也不会提及。因为皇帝仅仅是奥匈帝国的一个象征，所以阿道夫对他不感兴趣。
反差和对比巩固了我对维也纳生活的记忆，使我一直铭刻于心。在动荡的1908年期间，有两个政治事件激起了民众的不安情绪。
一件是皇帝的钻石婚纪念。弗朗茨·约瑟夫于1848年登基，他在位期间，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从1866年开始，奥地利42年都没有卷入过任何一场战争。只有很少一部分老兵才知晓柯尼格拉茨会战，或者库斯图萨战役。因而老百姓将皇帝视作和平的扞卫者，他们热情高涨，着手准备着庆典。
另一件是并吞波斯尼亚，这项裁定同钻石婚纪念有关，它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对外扩张只能表明这个国家内部的虚弱，很快，处处都弥漫着火药味。事实上，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早在6年前就很有可能发生。所以说那场战争（1914-1918）的爆发也绝非偶然。
那时候，生活在我们两个无名小卒周围的维也纳人，在对老皇帝的忠诚与对战争的恐惧之间左右为难。
我们注意到，每个地方的阶级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社会底层人口数量庞大，他们经常是食不果腹，住在没有阳光的低劣公寓里。鉴于我们自己的居住环境，毋庸置疑，我们也属于这一类人。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跑到外面去体验这座城市诸多的苦难与悲惨——这种不幸就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那潮湿而成块剥落的墙壁，虫洞满布的家具，还有臭气熏天的煤油味，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典型写照。当我们空着肚子来到市中心的时候，我们看见衣着讲究的公务员出入于富丽堂皇的高级公寓，以及维也纳上流社会的奢华酒店——旧贵族、工商界领袖、地主、富豪——极其铺张地举办着各式宴会；一面是饥饿与穷困潦倒，另一面却是不计成本的享乐、纵欲和无度的挥霍。
我是因为太过想家，而无暇对这些社会反差发表政见。但阿道夫呢，无家可归，又被学校拒收，社会地位卑微，又根本没有任何逆转的机会，在这一时期，他的反叛情绪达到了顶点。这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让他饱受其苦，同时也激起了他对我们周围，那些大肆敛取不义之财的骄横之人的极端憎恨。只有通过对国家事务的猛烈抨击，他才能够容忍自己那“狗一样的生活”。不可否认，导致他现状的原因，大部分应该归结于他自身的错误；但这一点，他永远不会承认。比饥饿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缺乏个人卫生，因为他的身体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几近病态。无论怎样，他都会让自己的床单和衣服保持整洁。要是在街上看见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你断然不会想到，他每天都忍饥受饿，还住在第六区一处令人绝望而且虫满为患的偏室里。周围的环境卫生极度恶劣，虽然他是被迫居住于此，但这才是激起他反对社会普遍现状的真正原因，而非缺少食物。这座古老的皇城，成了社会舆论和政治观点生长的沃土，那种虚假的城市魅力以及浪漫情调正显示出它内部的腐朽与衰败。希特勒后来所拥有的一切，均得益于这座行将就木的帝国之都——维也纳。尽管他后来这样写道：“以‘吃忘忧树的人’来命名的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意味着5年的苦难与窘迫。”此番言论只显示出他这段经历的消极面。而积极的一面是，他在不断反抗现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后来的岁月里，几乎没怎么发展。
尽管他对劳苦大众极富同情心，但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帝国首都的本地居民。他很不喜欢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从一开始，他就无法忍受他们那种悦耳却又绵缠的口音，相比而言，他倒更喜欢查克雷斯夫人操的一口笨拙的德语。除此之外，他还讨厌维也纳人的唯唯诺诺和冷言少语，他们似乎永远都是得过且过，放任自流，并且做事不计后果，目光短浅。而阿道夫的性格正好与之相反。我至今还记得，阿道夫总是不苟言笑，仅是因为他不喜欢和人们发生肢体接触；但所有的事情又使他的内心躁动不安，并驱策着他想出一些彻底而全面的解决办法。对于维也纳人嗜酒这一特点，他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且对此相当鄙视！我们只去过一次普拉特的“开心花园”，而且还是出于好奇。他不明白人们为何要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当他从观看杂耍表演的人堆里，听到嬉笑吵闹声之时，他会摇头叹息，心中充满了对这些愚蠢行为的愤慨，而且还问我能否理解他们在干什么。他觉得这些人肯定是在嘲笑他们自己，对此他深表理解。另外，他还十分厌恶维也纳人中的混杂人群，捷克人、马扎尔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鬼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人混杂在普拉特。对他来说，普拉特简直就是一座维也纳的巴别塔。他有一个奇特的矛盾点一直让我着迷：他所有的想法和抱负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即怎样帮助众多普通而无辜的社会底层人民——这也是他对自身状况的定义——他们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但事实上，他又总是避免和这些人接触。普拉特人群混杂，让他深感厌恶。
另一方面，他同样对统治阶级的傲慢和自负相当抵触，他也明白，在那时候，人们更指望不上那些，因被排挤而变得冷漠和消极的先进知识分子。人们开始意识到，哈布斯堡王朝已是穷途末路，气数将尽。但在那些对传统君主制极力拥护的人群中，他们一度信奉着一种宿命论，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总是逆来顺受，就像维也纳人通常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又何必强求”。这种苦乐参半而又听天由命式的语气同样也在维也纳的诗歌中盛行。比如诗人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瓦尔德甘斯——这些我们闻所未闻的名字，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诗歌的鉴赏力，而是因为这些诗作的表达手法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我们来自乡下，比镇民还要朴实。此外，我们是与那些逆来顺受之人不同的一代人。当这种令人绝望的社会状况在老一代人中间产生的时候，他们竟然无动于衷，这就迫使年轻的一代陷入到种族批判的狂热之中。同样，阿道夫也意识到了批判与反击的迫切性。他从不知道什么叫作顺从。他认为顺从只能让他丧失生存的权利。但他似乎又让自己脱离了同时期的人群，这些人在当时显得既傲慢又无序，阿道夫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拒绝加入当时存立的任何政党。尽管他总是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他却总是独来独往，坚定地依靠自己去实现他的目标。
还有件事情我应该提一下——阿道夫拜访过梅德林区的工人阶级。尽管他从没跟我讲过，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但我知道他是想独自去研究工人家庭的住房与生活状况。他对任何单独的个体都不感兴趣；他只是想了解一个阶级的整体情况。因此他在梅德林并没有熟人，他的目的是客观地从一个横面去研究整个社会。
尽管他尽量避免与别人进行私下接触，但他却越发地喜欢上了维也纳这座城市；即便其他人都不存在，他照样可以活得高高兴兴，但前提是绝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怪不得后来他在维也纳认识的几个人都觉得他是一只孤狼，一个怪癖之人，他们把阿道夫精美的演讲、高贵的举止还有优雅的谈吐，看成是一种为了掩饰自己穷迫状况的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负的表现。实际上，年轻的希特勒在维也纳并没有朋友。
他越发的热爱维也纳的建筑，就拿环城大道来讲！当阿道夫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那耸立的高大建筑，让他仿佛觉得自己那些胆大的艺术梦想竟成为了现实，他花了好长的时间才从这种挥之不去的幻觉中清醒过来。渐渐地，他才从这些摩登建筑展览中找到了自我。我经常陪他去戒指路散步。那时候他会详尽地为我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建筑，指出确切的细节，或者给我解释它的构造原理。他当真会花上数小时，站在一幢建筑物面前。他忘却了时间，更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我对他这种长时间的驻留和复杂的审视简直无法理解；毕竟，这些东西他之前都看过，而且已经比大多数的本地人都还更了解。当我偶尔失去耐心的时候，他便粗鲁地对我咆哮，还问我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是，我就应该分享他的兴趣。然后他又继续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回到家里，他会给我绘制平面图、剖面图，或者进一步详述某些有趣的细节。他借来许多关于各种建筑兴建始末的书籍，例如皇家歌剧院、国会大厦、城堡剧院、卡尔斯大教堂、霍夫博物馆、市政大厅；他带回家的书是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本大众建筑手册。他向我展示了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还特别为我指出，环城大道那些建筑中的某些细节部分，显示出了当地工匠十分高超的技术水平。
他对建筑的研究并不止于它们的外观。他对某些建筑的偏门、楼梯，甚至是后门和一些鲜为人知的通道都了如指掌，这一度令我感到相当惊讶。他从任何方向都能进入一栋建筑；他最讨厌那种为了掩饰某些布局的缺陷而把外观修建得金碧辉煌的建筑。美丽的外观永远都靠不住。他认为石膏是一种下等材料，任何一个建筑师都不应该使用这种材料。所有的一切都瞒不过他的法眼，他时常会为我指出一些旨在营造视觉效果，却华而不实的建筑。这样一来，戒指路便成为了他论证自己观点和考量自己建筑学识的一个参照实体。
与此同时，他的大型广场重建计划也已经初步成形。我清晰地记得他的阐述，比如，他把霍夫堡皇宫与大众公园之间的英雄广场视为一处群众集会的理想之地，不仅是因为与之毗连的环形建筑包围着集会的群众，形成得天独厚之势，还因为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都会感受到一种如史诗般的震撼效果。我觉得这些言论属于闲着没事儿的异想天开，可尽管如此，我总是不得不参与到此类体验中。施瓦曾伯格广场也深受阿道夫的青睐。有时在皇家歌剧院的演出间隙，我们会来到施瓦曾伯格广场，于暮色之中欣赏那如梦如幻的灯光喷泉。那样的壮观场面，令我们无比满意。布满泡沫的水花不断升起，在各种聚光灯的照射下交替呈现出红、黄、蓝三色。色彩与水体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为整个广场增添了一分超凡脱俗的感觉。
诚然，受到戒指路建筑风格感染的阿道夫，也对维也纳的大型工程颇感兴趣，如音乐大厅、剧院、博物馆、宫殿、展览馆。可是渐渐的，他的规划设计风格也在改变。首先，这些雄伟的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得如此完美，以至连思维广阔的阿道夫都找不出任何改善的理由。其次，在这方面，林茨与之大不相同。他曾对自己在林茨见过的每样建筑都感到很不满意，比如像老城堡，还有其他一大堆建筑。所以，难怪他要为林茨设计一座更庄严的新市政大厅，因为老市政厅夹在主广场的楼群中间，显得相当狭小，也不那么雄伟；而到最后，当我们的散步结束时，他已经把整个城镇翻修了个遍。维也纳则不同，不仅因为给这么大一个城市构想一个合乎比例的单位对他来说具有难度，而且还因为随着他政治认识的增长，他开始越发地意识到，维护公众健康与建造适宜居所的必要性。在林茨，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人们会对这些工程有怎样的反应，也没考虑过他的大型工程是否会对民众造成影响。然而到了维也纳，他开始为了人民而建造。他在深夜长谈中为我解释的一切、描绘的一切、计划的一切，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建造而建造，而是把居住者的需求和愿望放在首位，做出认真而负责的计划。在林茨，那些都是纯粹的理想建筑，而到了维也纳，它们成了社会建筑；这就是他的进步所在。这样的事实基于一个外部因素，那就是阿道夫以前在林茨过得相当安逸，尤其是在乌尔法尔的农舍。而现在恰恰相反，住在维也纳斯通帕街一间晦暗的偏室，直到现在，当他每天早上醒来，一看到那空白的墙壁和这惨淡的景象，他就会感到，建筑的意义并不在于卖弄和炫耀，而是一个关乎大众健康的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个怎样让贫困人群脱离苦海的问题。
“戒指路的宫殿旁，徘徊着成千上万的无业游民，旧奥地利的凯旋大道下，无家可归之人蜷缩在泥泞的管道中。”希特勒用这些文字在《我的奋斗》中宣称自己态度的改变。从对皇家建筑的崇拜，到对社会悲剧的沉思。“至今一想到这些悲惨的铁皮棚，拥挤的膳宿公寓，密集的人群，想到这个绝望、污秽、充满愤怒的阴暗画面，我不由得全身颤抖。”
阿道夫告诉我，去年冬天，当他还是独自一人在维也纳生活的时候，为了节省燃料，他就经常跑到公共休息室去取暖，因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火炉总是消耗甚多，散热甚少。而在公共休息室，人们可以免费取暖，还有大量报纸可供阅读。我猜测阿道夫在同那些常客的交谈中，对这座大都市那令人愤慨的住房条件，有了初步的直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