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学里的一名通校生，学校允许我在食堂吃饭——当时还是老食堂，因为当时由德国校园协会建立的新食堂还不存在——我就给阿道夫拿了一些便宜的餐劵，他最终同意和我一起来吃饭。我深知他喜欢吃甜食，所以，除了主餐外，我还拿了一些糕点。我想他肯定会觉得很享受，因为饥饿就写在他的脸上，可当他悻悻地狼吞虎咽过后，却恶毒地朝我说道：“我搞不懂，处在这些人当中你怎么还能如此尽兴！”确实，这里曾聚集了来自整个王国，各个地区的学生，其中还有少数犹太学生。这个因素足以让他望而止步。但说实话，尽管他很有毅力和决心，可他还是熬不过饥饿。他挤到我旁边，背朝其他人，饿狼似地吞下了他最爱的油煎圈饼。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我，多次心怀窃喜地看着他，在反犹主义和对油煎圈饼的热情之间摇摆不定。
接下来好些天，他只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过日子。我当然也不是那种被娇生惯养的孩子，但这样的生活，我确实吃不消。
我们没有结交任何朋友。除了他自己以外，阿道夫不允许我将任何时间花在别人身上。我们友谊中的排他性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更明显。在这方面，他曾直言不讳地斥责过我。
平易近人是我的性格特点，在林茨尚且如此，到了维也纳，我更是游刃有余。有一天，波斯切蒂教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在我的专业领域担当一些教练工作。然后他向我推荐了一些学生。她们分别是克罗米尔的一个啤酒商的两个女儿，勒德乌齐的一个地主的女儿，还有斯巴拉多的一个商人的女儿。
这些年轻小姐所居住的豪华寓所，与我们那个总是散发着煤油恶臭的贫民窟形成了惊人的反差，这让我感到沮丧之极。通常在课程结束后，她们会邀请我吃些茶点，内容之丰富，对我来说顶得上一顿正餐。后来西里西亚猎人村(列支敦士登)的一个服装制造商的女儿和阿格拉姆(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旧名)一个治安官的女儿也加入了进来，组成了一个乐队，我的六个学生散布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每个角落。
而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她们中来自西里西亚的那个女生，发觉自己跟不上功课，完成不了我布置的那点家庭作业，于是自己找到斯通帕街来寻求我的帮助。当看到这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时，我们可爱的房东老太太调侃似地扬起了眉毛。她想多了，我所关心的确实只是她还不懂的音乐知识，我向老太太解释道。正当那位姑娘迅速地做着笔记之时，阿道夫进来了。我向我的学生介绍道：“我林茨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一言不发。但在他粗暴地冲我发火之前，那女孩已经出去了——因为自从有了和斯蒂芬妮那段不幸的经历之后，他开始变得仇视女人。“本来这架大钢琴，这个怪物，就已经把我们搞得苦不堪言了，难道你还想把我们的房间变成和这帮音乐女子约会的地方吗？”他火冒三丈地质问道。
我有责任使他相信，那个可怜的女生并不是在享受爱的喜悦，而是在遭受考试的痛苦。结果，他开始发表长篇大论，向我阐述，女人求学，纯属胡扯。他的言语让我感觉像是遭到了一顿猛击，仿佛我就是那个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音乐学院的服装制造商，或者那个啤酒生产商。阿道夫对社会的批判越发猛烈。我安静地畏缩在钢琴凳上，他愤怒地踱着三大步来回走动，将无尽的愤怒转嫁到其他事物上，先是对着门，然后又是对着钢琴发脾气。
总的来说，初到维也纳这段日子，阿道夫的心理开始变得不平衡了。他会为了一点儿小事就大发雷霆。很多时候，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我是错的，他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如今，我认识阿道夫已经有三年多了，不管是他学业上的挫败，还是他母亲的去世，总之所有艰难的日子我都陪着他一起熬了过来。我不知道他产生这种极度消沉的情绪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我觉得这种状况迟早会得到改善。
他同这个世界是对立的。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他看到的始终是不公平，仇恨和敌意。没有什么能幸免于他的批判；没有什么能让他看得过眼。只有音乐还能让他稍微振作，比如在每个周末，我们到城堡小教堂去听宗教音乐的时候。在城堡小教堂，人们能够免费欣赏到来自维也纳歌剧院的独唱表演，以及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表演。阿道夫特别的喜欢这支童声合唱团，他无数次地告诉我，以前他在兰巴赫接受的此类训练是多么地令他难忘。但要知道，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其他童年经历令他尤为痛苦。
他成天都在忙个不停。我不知道一个艺术学院的学生应该做些什么。但不管怎么讲，学校开设的课程应该还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他就坐着看书，一看就是数小时，然后又坐着写作，直至凌晨；或者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在钢琴上，桌子上，在他的床上，我的床上，甚至在门上，到处都布满了他的设计。而他会站在那里，神情焦灼地凝视着他的作品，蹑手蹑脚地在他的画作之间移动，这儿改动一点，那儿又校正一下，并且总是喃喃自语，用夸张的手势表达着他内心的激动。如果此时我打扰了他，那我就要倒霉。我对这项复杂而具体的工作感到十分敬重，不管我看见什么，我都会说喜欢。
当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我会打开钢琴，而他会迅速地将这些纸张乱叠到一起，堆进一个壁橱里，然后抓起一本书，匆匆前往美泉宫。他在草坪与树木之间的一处宁静之地发现了一张长椅，在那儿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他。他在户外学习中取得的所有进步大都是在这个座位上完成的。我也喜欢这个安静的地方，置身此地，会让人们完全忘记自己是处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在之后的一些岁月里，我经常都来看望这张孤独的长椅。
看来一个学建筑的学生能比一个学音乐的学生，花在户外的时间更多，工作的独立性也更强。有一回，当他再次写作至凌晨之时——丑陋而多烟的小煤油灯几乎快燃尽，而我依然醒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他，工作了这么久，到底弄出个啥样的作品。他仓促地递给我两张写有许多潦草文字的纸，作为他对我的回答。我震惊了，上面写道：
“后景为神山，神山之前，是被参天橡树所环绕着的献祭巨石；两个强壮的战士擒着一头将要拿去献祭的黑色公牛，他们牢牢地拽住牛角，将这头野兽那强有力的头按在献祭之石的凹槽上。在他们身后，伫立着一位身穿浅色法袍的牧师。他手持一把用来屠宰公牛的长剑。周围全是神情庄重，留着胡须的男人，他们靠在盾牌上，手执长矛待命，专注的观看着整个仪式。”
我看不出这种奇怪的描述与建筑学之间有什么关联，于是我就问他，这究竟是何物。
“一出戏剧。”阿道夫回答道。
然后，他开始饶有兴致地向我描述起各种情节。很不幸，我早已忘记。我只记得那部分故事发生在巴伐利亚山脉，在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山里的人不愿意接受新的信仰。相反，他们被自己的誓言所束缚，屠杀基督教传教士。这是整个剧本中戏剧冲突的基础。
我真想问问阿道夫，是不是艺术学院的课余时间太多，让他有空去搞戏剧创作，但我知道他对任何与他专业有关的问题都十分敏感。我欣赏他的态度，因为他为了争取自己的学习机会，肯定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我猜想这就是为何他在这方面显得特别敏感的原因。虽说如此，但我还是感觉整件事情有点蹊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让我担心。我以前从没见过他用这种方式折腾自己。相反，在我看来，他是太过疯狂，而非缺乏自信。但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发生了转变。他在自我批评中越陷越深。然而，这一切只需要轻微的一触碰——就好比当人们打开电灯开关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明亮清晰了——因为他的自责演变成了对时间的谴责，对整个世界的谴责；带着阻塞在他心中的无限憎恨，他会迁怒于所有的事物，他与那些不理解他，不欣赏他，甚至遭受迫害的普通大众相对立。我看着他在我面前踱来踱去，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宣泄着他的无尽怒气，然后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我坐在钢琴旁，手指停放在键盘上，默默倾听，被他憎恨的颂歌搞得心烦意乱，然而更多的是为他感到担忧，因为他面朝空墙的吼叫，只有我这么一个听众，或许还要加上在厨房里忙活的查克雷斯夫人，但她可能是在担心，这个已经疯掉的年轻人是否能够交出下个月的房租。但他狂热的言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人们根本听不进去。所以，这些伟大展示又有何用？
当这番被憎恨所驾驭的高谈阔论，上升到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时候，他猛然的一句话才向我揭示出，他的身躯已在万丈深渊旁摇摇欲坠。
“我应该放弃斯蒂芬妮。”这是他能讲出的最糟糕的话，因为只有斯蒂芬妮是与普天之下，所有的丑恶人类都有所区别的生物——她，让阿道夫炽热的爱恋得以寄托，给了他饱受折磨的人生以意义和目的。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唯一的妹妹还是个小孩儿，他还剩下什么呢？他没有家庭，没有房子；他只有爱，只有斯蒂芬妮在他遭受所有苦难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虽然只是他的想象。直到现在，这种想象还在发挥着足够强大的作用。但很明显，在目前这样的精神抽搐中，即使是这份坚定的信念也支离破碎了。
“我还以为你准备给她写信呢？”我插了一句，意在用这种建议来帮助他。
他用一个极不耐烦的手势表达了对我的漠视（直到40年后我才了解到，他当时真的给她写过信），然后对我说了一席我从未听他讲过的话：
“只有疯子才会等她。那个妈妈肯定已经为斯蒂芬妮挑好了她要嫁的人。爱情？她们才不会管有没有爱情。找个条件好的，就这么简单。而我是个条件差的，至少在那个妈妈的眼中是这样。”
接着他就对那位“妈妈”进行了一阵猛烈地嘲讽，外带那些上流圈子里的每一个人，还有那些为了继续享受不当的社会权利，而对婚姻做出精明安排的人。
这钢琴简直弹不下去了，于是我躺到了床上，不一会儿，阿道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书上。我犹记得当时我多么的惊愕。要是阿道夫已不再对斯蒂芬妮有一丝眷恋，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
我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我很高兴能看到他从这段毫无希望的恋情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我又知道斯蒂芬妮是他唯一的理想人选，也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前进动力和生活目标的人。
第二天，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尖锐的争吵。我得练习钢琴，而阿道夫却想要朗读。因为外面下着雨，他无法到美泉宫去。
“这种无休止的弹奏，”他冲我吼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很简单，”我回答道，然后起身从我的音乐箱里拿出一张时间表，用图钉将其固定在了壁橱的门上。这种做法对我们彼此都有利。我清楚地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外出，什么时候不外出，而眼下正好是我练习钢琴的时间。“那么现在，把你的时间表挂在下面。”我补充道。时间表！他才用不着这些东西呢。他的时间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涉猎的领域繁多，但都很系统化。平常他几乎只在晚上工作，到了白天就睡觉。
我很快就适应了音乐学院的生活，我的老师们对我的工作也感到满意——他们为我提供了全职教学，从这点就能看得出来，还不是一般的满意。当然，我对此引以为豪，甚至有点骄傲自满。音乐这门艺术看起来似乎与以前的教育关系不大。所以我既愉快又满足，每天早上我都高高兴兴地起身前往音乐学院。但正是这份成竹在胸的感觉，这种志在必得的自信，让阿道夫在苦恼的对比中难以入眠，尽管他从不提及。
所以现在，贴在墙上的那张时间表，想必在他眼中就变成了一张我未来保障的官方认定书，而这，引发了一场大爆炸。
“这座学校，”他叫喊道，“有太多思想僵化的老公务员、老官僚，有太多愚昧无知的弱智官员。整个学校就应该被炸掉！”他的脸色乌青，嘴巴紧合，嘴唇几近惨白，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眼神里透露着凶煞之气，仿佛所有的憎恨都贮藏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我正准备指出，那些在他盛怒之下，被草率定性的人，毕竟都是他的老师和教授，他们多少都给他传授过一些知识。可是他先发制人。
“他们拒绝了我，他们排斥了我，他们抛弃了我！”
我被震惊了。原来这就是真相。阿道夫根本没有被艺术学院录取。此时，关于阿道夫那些令我困惑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解答。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他的不幸，我问他是否把这件事情告诉过他母亲。
“你脑子里在想啥？”他反诘道，“我怎能让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承受这份担忧呢？”
没办法，我只好认同。
我们彼此沉默了很久。也许那时候，阿道夫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后，我试图将对话拉回到现实中。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他。
“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他暴躁地重复着，“你又来了是不是——还怎么办？”
对于这种问题，想必他已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因为他肯定没跟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情。
“现在怎么办？”他再次嘲弄着我焦虑的疑问，而不是正面回答。他坐在桌旁，周围全是书。“现在怎么办？”
他挑了挑油灯，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我只好去摘下贴在壁橱上的时间表。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的举动，平静地说了一句，“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