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阿道夫的母亲在1907年初做过一次大手术。当时她就住在赫伦大街的修女会慈善医院，阿道夫每天都去探望她。我忘了她得了什么病，但很有可能是乳腺癌。尽管克拉拉夫人后来恢复得又能持家了，但她身体仍然非常的虚弱，经常都得上床休息。然而在阿道夫抵达维也纳的几个星期后，她的状况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因为我偶尔会在散步广场碰见她，在那时候的散步广场还是个集市，从乡下来的农村妇女到这里卖鸡蛋、黄油和蔬菜。“阿道夫还平安，”她心满意足地告诉我，“要是我能知道他学的是什么就好了！可惜他只字未提。也罢，我想他肯定很忙。”
这是个好消息，我听了也很高兴，因为阿道夫并没有写信告诉我他在维也纳的活动。我们的通信主要关乎“本基泽”，也就是斯蒂芬妮。但这件事情肯定不能让他母亲知道。我询问克拉拉夫人近来身体可好，她摇头轻叹，顽疾缠身的她，夜晚经常无法入眠。但她提醒我不要告诉阿道夫，因为她觉得自己会很快好转。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她叫我有空常来看她。
那时我和父亲正忙于店里的工作，确实，生意还从没像那年一样好过，收到的订单源源不断。然而，除了这项粗活以外，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我的音乐训练上，我在音乐社和交响乐团两处地方演奏中提琴。时间就这么慢慢过去，等我抽出空去拜访克拉拉夫人的时候，已经到了11月下旬。而当我见到她的模样，我一下震惊了。她那副和善的面容显得多么的枯槁和憔悴啊！她躺在床上，向我伸出了她苍白而枯瘦的手。小保拉将一把椅子推到了她旁边。她马上开始谈起阿道夫，对他信上满载希望的语气感到无比欣慰。我问她，有没有将她的病情告知阿道夫，并告诉她，万一她自己写不了信，我可以代笔，但她赶忙拒绝了。她说，要是她的状况还不见好转，她会请人把阿道夫从维也纳叫回来。她很自责，因为这样不得不打断阿道夫的工作——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小的那个每天都要去上学，安吉拉自己操心的事都已经够多了（她怀上了第二胎），而她的女婿拉包尔又完全靠不住。自从她站到了阿道夫这一边，袒护了他去维也纳的决定之后，拉包尔就开始跟她置气，现在再也没有在他们家露过面，甚至还不让他的妻子去看望她。所以她讲，除了上医院，别无他法——医生也是这么建议的。希特勒家的家庭医生非常有名，叫布洛赫医生，是镇上尽人皆知的“穷人的医生”，他是一位十分优秀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的病人。如果说布洛赫医生都建议希特勒夫人到医院去的话，那说明她的处境肯定是很危险了。我不知道我究竟该不该通知阿道夫。克拉拉夫人说，阿道夫的远行对她来讲是件可怕的事情。在那次拜访中，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她对儿子的爱是那么的深切。她不遗余力地为阿道夫的幸福设计着想。最终，她答应我会把自身情况告诉阿道夫。
当晚离她而去的时候，我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难道就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吗？我知道阿道夫的母亲是那么的爱他，我必须帮她做点什么。要是他母亲真有个三长两短，笨拙的小保拉恐怕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回到家里，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尽管她们两个素不相识，但她立马就提出了去看望希特勒夫人的想法。可是我父亲不同意，在礼数这方面，他考虑过多。他认为人家都没开口，而我们自己就去帮助别人，这是不礼貌的。几天后我又去看望了克拉拉夫人。我发现她已经能下床，而且还在厨房里忙活。她感觉自己稍有起色，但又后悔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阿道夫。那晚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很久，她显得比平常更健谈，她一反常态地给我回顾起她的一生。有些我已经了解，但更多的只能靠猜测，因为许多话她都没讲出来，不过后来，一个满怀希望的19岁青年，向我透露了她这段悲剧人生。
但我的工作很紧张，我父亲是个严厉的老板。即便对于我的艺术抱负，他都经常性的告诫我：工作第一位——之后才是音乐。随着一场特演会的临近，交响乐队的排演是一出接着一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所有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早上，当我正怀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填充一张床垫的时候，阿道夫突然出现在我店里。他看上去十分憔悴，脸色苍白，见不到半点血色，他的目光呆滞，声音沙哑。我感到在他冰冷的外表下肯定隐藏着一个灾难性的事实。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仿佛他在同一段无情的命运做着抗争。
没有一声问候，也没有询问斯蒂芬妮的消息，更没有向我讲述他在维也纳的经历。
“医生说，无法治愈。”——他就冲我抛下这么一句。我被这一确切的诊断给惊住了。也许布洛赫医生已经告诉过他克拉拉夫人的状况，可能他还请了另外的医生前来诊断，但是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眼中的愤怒熊熊燃烧，脾气骤然大发。“无法治愈——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咆哮道，“不是疾病无法治愈，而是那些医生根本没有能力去治愈。我母亲还没老。四十七岁并不是一个绝望的年龄。可是一旦这些医生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就称其无法治愈。”
我了解我朋友的习性，他把所有事物都转化成问题来对待。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悲伤而又如此愤怒地陈述一件事情。阿道夫面容苍白，激动得全身颤抖，在我看来他就像是在和死神讨价还价一般，他毫无悔意地在为自己的受害人争取着生存的权利。
我问阿道夫，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他没有听见——他太专注于自己的据理力争了。突然他停了下来，用一种理性而务实的口吻宣称道：“我应该留在林茨替我母亲操持家务。”“你行吗？”我问道。“必要时，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情。”他的话到此戛然而止。
我同他一路走到街上。我以为此时他会向我打听一下斯蒂芬妮的情况，也许他刚才只是不愿意在我店里提到她。如果他问起斯蒂芬妮，我会很乐意地告诉他，因为我已经严格地遵照了他的指示去行事，而且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讲给他听，但是我期待的对话并未发生。我也希望阿道夫能从精神上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斯蒂芬妮身上找到一丝安慰。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斯蒂芬妮对他而言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他压抑着自己不去想她，他对母亲的牵挂和焦虑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绪。
我已记不清阿道夫是什么时候从维也纳回来的。也许是在11月底，甚至可能是12月份。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我记忆中一段无法抹去的时光，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们友谊岁月中最美好、最亲密的一段时光。这些日子给我印象极为深刻，仅用一个事实就可以证明：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没有哪段时光能像这样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出如此多的细节。他如改头换面一般，到目前为止，我确信我在各个方面都对他有了彻底的了解。毕竟，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而且我们的友谊具有排他性，我们坦诚相见，彼此之间毫无保留。然而在那几个星期，我的朋友看上去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放下了那些曾经让他感到相当焦虑的想法和问题，放下了对政治的一切思考，他甚至都顾不上他的艺术爱好。现在他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只想当好一个孝顺的儿子。
当阿道夫声称他要操持起布吕腾公寓的家务之时，我根本就没当真，因为我知道阿道夫一向把这些琐碎的家务事看得很轻，尽管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对他的良好意图表示怀疑，在我的想象中，这不过是一些善意的姿态罢了。
但我完全想错了。在这方面，我对阿道夫还不够了解，我没想到，在亲情与孝心的驱使下，他竟能如此高效地料理这些令他难以忍受的家务活，这让他母亲倍感欣慰。有一天，我刚到他们家，就发现阿道夫跪在地板上，系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正在清理厨房，看样子都打扫得差不多了。我惊讶之极，这其中一定有些向我炫耀的成分，因为克拉拉夫人忍着病痛，微笑着对我说道：“你瞧，阿道夫什么都能干。”另外我注意到，阿道夫改变了家具的布置。他母亲的床现在位于厨房，因为那段时间此处是暖和的。而橱柜则被摆到了起居室，起居室里还有一张长椅，那是阿道夫睡觉的地方，如此一来他离母亲的床铺就很近了，夜间也好有个照应。小保拉睡在卧室。我忍不住问他是怎么做饭的。“等我把地擦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阿道夫讲。在我见识他的厨艺之前，克拉拉夫人告诉我，她每天早上都要跟阿道夫讨论正餐吃些什么。他总挑她最爱吃的菜买，然后精心地烹制，以至于比她自己做的菜都还可口。她非常享受这些食物，她坚持说，在阿道夫回家之前，她从未有过那么好的食欲。
我望着起身坐在床上的克拉拉夫人，言辞中饱含的热情让她一贯苍白的面颊有了几分血色。儿子归来的喜悦加上阿道夫对她的孝敬，使得她那张忧愁而憔悴的脸庞显得容光焕发。但在这位母亲的喜悦背后，是清晰可见的苦难与痛楚。那深深的皱纹，紧绷的嘴唇和深陷的眼眶都显示出医生的诊断是多么的正确。
诚然，我本该清楚我的朋友最终会失败，但无论做什么事情，即使是这种“超常规的”任务，他都要彻头彻尾地做完。看到他在操持家务时的认真劲儿，让我不忍心对他进行调侃，阿道夫平日里总是穿戴整洁，一丝不苟，因而见他穿身旧衣服，系条围裙就觉得很好笑。而对此我也没做任何评价，他态度的转变让我十分感动，要知道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做到了怎样的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