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夫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可能是因为儿子的出现改善了她以往的状况，使她振作起来。有时候她甚至会在下午起身下床，到椅子上去坐着。阿道夫对她的每样需求都做好了预先的准备，他对她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我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柔情款款。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所见所闻。他没有说过一句气话，没有任何抱怨之词，更没有粗暴地对待自己所坚持的选择。在那些日子，他完全忘掉了自我，只为他母亲一人而活。虽然根据克拉拉夫人的描述，阿道夫继承了他父亲的许多特点，但我意识到，他的本性还是与他母亲的更加贴近。当然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陪着母亲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四年。除此之外，还因为这对母子在精神上，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一致性，我以前一直都没有发觉这一点。而他们之间的所有分歧则是次要之事。阿道夫从没提及他在维也纳所遭受的挫败。眼下，对未来的担忧似乎已不存在。一种轻松与安乐的气氛环绕着这个即将离世的女人。
阿道夫也一样，好像已经忘却了所有那些曾令他牵肠挂肚的事情。只有一回，在我同克拉拉夫人告别后，他追到门口，问我最近见没见到过斯蒂芬妮。但这个问题此时听来，语气有所不同。不再有以前那个冲动的恋人所表现出的性急，而是一个年轻人发自内心的焦虑，此时此刻，他害怕命运会夺去他最后一点儿生存的意义。我从他仓促的问题中推测出，在那段惨淡的日子里，这个女孩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他远远不止是奢望跟她建立一种亲密关系。我让他放心，我经常碰见斯蒂芬妮和她母亲路过大桥，一切似乎都未曾改变。
12月的天气寒冷刺骨。一连好几天，多瑙河上都笼罩着潮湿而厚重的雾气，阳光更是难得一见，即便有阳光，也是相当微弱的那种，仿佛根本没有释放出一点点温度。他母亲的病情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于是阿道夫叫我每隔一天过去一次。每当我走进厨房，克拉拉夫人会略微冲我抬起手，以示问候。一个无力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庞，如今却因病痛而变得扭曲。我记得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在检查了保拉的练习册之后，阿道夫发现她在学校的表现并未达到母亲的期望值。他拉着保拉的手，把她领到母亲的床前，让她承诺今后刻苦学习，成为一名好学生。也许阿道夫想用这种小场景来向他母亲表明，他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如果当初他继续留在实科中学，直到被大学录取，他就会避免在维也纳所遭受的不幸。正如他后来所讲到的，那个决定性的事件让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落差感，毫无疑问，在那段苦涩的岁月里，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使他变得更加的消沉。
两天后我再次来到布吕腾大街，轻叩他们家门，阿道夫立马替我打开了门，我走进屋里，他合上了身后的门。他告诉我他母亲的状况很不好，现正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就连他的情绪都比他的话更能让我意识到势态的严重性。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阿道夫也表示同意。我们握手告别却相对无言。
圣诞节邻近，终于下起了雪，整个镇子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但我并没有要过圣诞节的感觉。我走过多瑙河大桥来到乌尔法尔。我从人们口中得知，克拉拉夫人已经受了终傅。我想将拜访时间尽可能地缩短一些。我敲开了门，迎接我的是保拉。我迟疑地走了进去。克拉拉夫人坐立在床上。阿道夫用手抱着她的肩膀支撑着她。因为她坐起来的话，剧烈的疼痛会减轻一些。
我仍旧站在门口，阿道夫示意叫我走。正当我打开门要走的时候，克拉拉夫人伸手招我留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将要去世的女人当时对我的低声嘱咐。“库斯特尔，”她说道——通常她叫我库比席克先生，但在那个时刻，她用阿道夫对我的惯用叫法来称呼我——“我走以后，和我儿子继续做好朋友，除了你他没有别的朋友了。”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然后离开了房间。那是在12月20日的傍晚。
次日阿道夫来到我们家。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从他神志恍惚的表情上，我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母亲，已于凌晨时分去世了。她的临终遗愿是葬在莱翁丁，阿道夫父亲的坟墓旁。阿道夫言语哽咽，母亲的去世让他深感悲痛。
我父母也向阿道夫表达了他们的同情，但我母亲意识到，最好是把这份同情立刻转化成实际行动。葬礼必须尽快做出安排。阿道夫已经找了殡仪承办人，葬礼举行时间被定在了12月23日上午9点。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进行：遗体送往莱翁丁的准备，必要文件的获取和讣告的印制。所有这些都需要阿道夫克服自己感情上的打击，平静地做出安排。
1907年12月23号，我和我母亲来到那栋将要举办丧事的房子。天气已经变了，冰雪开始融化，街道上覆盖着雪泥。这一天，空气潮湿，薄雾笼罩，人们几乎看不清河面。我们带着鲜花走进公寓，按照习俗同死者遗体告别。克拉拉夫人被平放在床上，她的脸庞用蜡做过美化处理。我觉得死亡降临这个女人犹如让她从病痛中解脱一般。小保拉啜泣着，而阿道夫却克制着自己。但一看他的脸就能明白，他当时有多么的悲痛。不仅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失去了双亲，还因为他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深爱着他而又让他深爱着的人。
我母亲和我下楼来到街上，正好神父也到来。遗体被放置在棺材中，抬到了楼下大厅。在神父为死者做完祷告后，一支小小的送葬队伍便开始出发了。阿道夫紧随棺柩，他穿着一件黑色风衣，戴着一双黑色手套，按照惯例，手托一顶黑色礼帽。深色的衣着让他本无血色的面颊更显苍白，他看上去严肃而镇定。在他左边，同样一身黑色着装的是他的姐夫，拉包尔，在他们两个中间是11岁的保拉。已身怀六甲的安吉拉坐在一架封闭式的马车上，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整个葬礼让我产生了一种悲凉感。除了我和我母亲以外，只有少数布吕腾大街9号的住户和几个以前他们在洪堡大街的邻居、熟人参加了葬礼。我母亲也觉得这个送葬队伍显得过于凄凉，但出于内心的善良，她马上又为那些避开葬礼的人找到了借口。她说，明天是圣诞节，许多女人再想参加葬礼也绝不可能在这时候离开家。
到了教堂门口，棺材被抬下灵车，送进了教堂，做完弥撒之后又是第二轮祷告。由于遗体要被送往莱翁丁，因而送葬队伍经过了乌尔法尔的豪普特大街。队伍临近之时，教堂的钟声已经撞响。我本能的朝着斯蒂芬妮家的窗户抬眼望去。她不该在这个时候抛弃我的朋友，也许是我强烈的愿望起到了作用，在阿道夫最悲痛的时刻她受到了感召。我依然记得就在那时，一位年轻的姑娘打开了窗户，斯蒂芬妮好奇地望向正下方这支路过的小队伍。我朝阿道夫瞟了一眼，他依旧面不改色，但我确信他也看见了斯蒂芬妮。后来他告诉我确实如此，他承认，在那个痛苦的时刻，他爱人的注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斯蒂芬妮当时来到窗户边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一个巧合？也许她只是惊讶于教堂的钟声，想知道为何一大早就响起了。当然，阿道夫则确信斯蒂芬妮是想对他表达自己的同情。
在豪普特大街上，另一驾封闭式马车正在等候，当送葬队伍解散以后，阿道夫和保拉坐上了这辆马车。拉包尔则坐上了他妻子那辆马车。然后，灵车和两辆马车驶向莱翁丁，安葬克拉拉夫人的遗体。
次日清晨，即12月24日，阿道夫来到我家。他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仿佛时间多走一分钟，都有可能让他彻底崩溃。他似乎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他眼神空洞，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点点活力。当他察觉到我母亲对他很是担忧的时候，他解释道，这是因为他整夜未睡的缘故。我母亲问他打算在哪儿过平安夜。他说拉包尔夫妇已经邀请了他和他的妹妹，保拉已经过去了，然而他还没打定主意，不知道是去还是不去。我母亲劝他同家人和和气气地度过这个圣诞节，如今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已经遭受了失去亲人的沉痛打击，阿道夫默默地聆听着我母亲的劝告。可当我们两个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他却直率地对我说，“我不会去拉包尔家。”
“那你要去哪儿？”我失去耐心地问道，“毕竟是平安夜啊。”
我想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过节，但他甚至都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主动回绝了，全然不顾自己的悲伤情绪。
突然他精神一振，双目放光。
“也许我该去拜访斯蒂芬妮。”他说。
我朋友这个回答具有双重特征：首先是因为，在他和斯蒂芬妮这段关系中，除了他的一厢情愿和美好幻想之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而他却能在这种时候，将其抛之脑后；其次是因为，即便他在经过理性反省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宁可坚持自己的一厢情愿，而不是去向真人表白。
后来他向我承认，要想见到斯蒂芬妮，的确存在太多的限制因素，虽然他心里十分清楚，在没有预约，彼此不认识而且又是平安夜的情况下，这种突然造访是不符合礼仪和社会习俗的，而且还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关系的终结。但他告诉我说，在来的路上，他碰到了斯蒂芬妮的弟弟理查德，他回林茨过圣诞节。这样一个不期而遇打消了他的念头，因为有理查德在场会让他感到很棘手。我也没再多问，阿道夫是否在用这种托词来欺骗自己，或者说是否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借口，这些都不重要。我当然也亲眼看见了斯蒂芬妮出现在窗前，而且当时她脸上所表现出的同情也是相当诚恳的。然而我很怀疑，在阿道夫的特殊装扮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她到底有没有把他认出来。但我没有当面对他表达过这种怀疑，因为我知道，那样做只会扑灭我朋友的最后一个希望。
我能想象1907年的那个平安夜，阿道夫是怎样度过的。他不愿去拉包尔家，这我能够理解，尽管我邀请过他，但他不愿打扰我们这个温馨小家庭的节日庆祝，这我也能够理解。我们家的和睦气氛只会让他感到更加的孤独。与阿道夫相比，我感觉我就是命运的宠儿，因为他失去的一切我都仍然拥有：一个供养我的父亲，一个爱我的母亲和一个随时为我敞开大门的安定家庭。
但他呢？那个平安夜他该何去何从？他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会敞开怀抱迎接他的到来。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充满了空虚。
于是他去了——冲着斯蒂芬妮去了。也就是说——冲着他的梦去了。
后来他告诉我，那个平安夜他在外面闲逛了很久，直至早晨他才回到家里睡觉。至于他想了些什么，感受到什么，遇到了什么，我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