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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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办事以公正为根本(4)

唐太宗时,御史大夫杜淹建议,分派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公文案卷,以免出现丢失。封德彝不同意,说:“官职各有分工,如果真的出现过失,御史自然会纠察检举。命令御史到各部门巡视纯属多事,是故意找麻烦,太过繁琐。”杜淹听后,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进行反驳?”杜淹答:“处理天下事务,应当力求从公心出发,服从正确的意见(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封德彝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完全同意,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都能抱着这种态度,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为政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为政莫若至公)。从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流放到南夷蛮荒之地,诸葛亮辞世,廖立和李严悲伤哭泣,有人伤心而死,如果不是诸葛亮大公无私,他们哪能这样!我既然仰慕前世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以不效法前世的贤相啊!”(《资治通鉴》卷192)

严于亲

东汉明帝遵守光武帝创立的制度,严格执行后妃家族不得封侯参政的规定。馆陶公主为儿子请求郎官一职,明帝不允许,赏1000万钱作为亲情补偿。他对大臣们说:“郎官与天上的星宿相对应,派到地方就是一县之长,如果用人不当,那么受害的将是民众,所以我拒绝这个要求。”尚书阎章有两个妹妹是贵人,他本人精通典章制度,早就应该提升,担任要职,但明帝因为他属于后妃亲属,竟然一直不予擢用。由于明帝施政得当,官吏胜任,人民安居乐业,四方归服。(《资治通鉴》卷45)

唐玄宗时,宋璟担任侍中(宰相)。候选官员宋元超在吏部自称是宋璟的叔父,希望得到关照。宋璟知道这个情况后,行文吏部说:“宋元超是我出了三服的叔父,由于他住在洛城,我参见他的次数不多。我既不敢因为他是长辈而隐瞒什么,又不敢因为私情而损害公事。以往他没有多说,吏部自然可以照章办事。既然他把这层关系声张出去,那么就必须矫枉过正了,请不要录用他。”

有一个叫薛嗣先的候选官员,是玄宗的亲戚,宁王李宪奏请授予他一个小官。宋璟上奏说:“薛嗣先曾两次被任命为斋郎,虽说他并没有继续留任的明显理由,但考虑到亲戚关系,是可以大小任命一个职位的。过去皇帝经常直接授予官职,这些人被称为‘斜封官’。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这个弊端已经革除,朝廷每颁布一次封赏,每任命一个官职,根据的都是功劳和才能,而且都必须通过中书、门下二省。像这样的至公之道,唯有圣明君主才能真正实施。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陛下并未法外施恩,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由大臣讨论商议,我请求将此事交由吏部处理,不要直接由皇帝任命。”玄宗表示同意。(《资治通鉴》卷212)

不徇私情

唐太宗时,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罢免,上表陈述自己曾经在太宗当秦王时的王府做幕僚的事。太宗怜悯他,打算让他官复原职。魏徵劝谏道:“秦王府的旧人,在朝廷和地方做官的很多,我担心人人都倚仗陛下您的私恩,这样下去,足以使好人寒心。”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对宠相寿说:“我从前做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如今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主人,不能只偏爱故旧(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都这样认为,我怎么敢违背!”便赐给布帛让他走,宠相寿流着泪去了。(《资治通鉴》卷193)

唐朝宪宗时,裴垍出任宰相。宪宗曾经询问裴垍;“治理国家的要务,什么居于首位?”裴垍回答:“首先应当端正人心。”裴垍气度严正而庄重,人们不敢因为私事去求他。曾经有一位朋友从远方来,裴垍资助了不少财物,两人相处无拘无束。朋友借机请求授予自己京兆府参军一职。裴垍说:“你不适合担任这个官职,我不敢出于朋友私情而损害朝廷至上的公义。以后说不定有哪个瞎了眼的宰相怜悯你,那时你有可能得到这个职务。至于我,是肯定不会同意的。”(《资治通鉴》卷237)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五代后周世宗时,南唐臣服后周,南唐君主派钟谟到后周进贡。世宗柴荣问钟谟:“江南也在操练军队,修整防备吗?”钟谟回答:“既然已经臣事上国,不敢再做这些了。”世宗说:“不对。昔日是仇敌,今日成一家,我朝与你们国家的主从关系已经确定,我敢担保没有变故。然而人生难以预料,后代的事情不可知晓。回去后对你家君主说:可以趁着我在的时候,完善城郭,修缮铠甲武器,布置要塞,要为子孙后代着想。”钟谟返回后,转述了世宗的话。南唐君主全部照做,加固金陵城墙,同时修整各州城墙,增加防守兵力。

司马光评论道:有人问我,五代时期的帝王中,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都号称英武,二者谁更贤明?我的看法是,天子之所以一定要统治境内所有国家,讨伐不肯降服者,安抚弱小者,发布号令,统一法度,昌明信义,是为了使亿万百姓都能得到同样的关爱。唐庄宗灭亡后梁,海内震动,湖南楚国君主马殷派儿子马希范入朝进贡。唐庄宗说:“近来听说马氏的家业终究会被高郁所夺取。如今他有这样的儿子,高郁怎么能够得逞!”高郁是马氏贤良的辅臣。马希范的哥哥马希声听说了唐庄宗的话,便伪造父亲的命令杀死了高郁。唐庄宗的伎俩乃是坐于街市行于道路上的商人所干的勾当,哪里像是帝王应该做的!唐庄宗是个善于打仗的人,所以能以弱小战胜强大的后梁,但是取得胜利后,没有几年,便众叛亲离,没有安身之处。实在是因为只知道用兵之术,不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啊。

周世宗不同,他以信用驾驭群臣,以正义要求各国。这些敌国的臣子中,王环因为不投降受到奖赏,刘仁赡因为坚守受到表彰,严续因为尽忠获得生命,后蜀士兵因为反复无常被杀戮,冯道因为丧失节操被弃用,张美因为滥施私恩被疏远。江南归服前,周世宗亲身冒着箭雨礌石,坚信胜利;江南降服后,他爱那里的人民如同爱自己的儿子,诚心诚意地把话说透,为他们作长远考虑。周世宗远大的目光、宽广的胸怀,唐庄宗岂能同日而语!《尚书》说:“不要偏袒不要结党,为王之道浩浩荡荡。”(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说:“大国畏惧它的实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周世宗可以说是接近《尚书》上的话了。(《资治通鉴》卷294)

小结

奉公不只是无私,也是仁爱。在古人那里,公与仁是一回事。《朱子性理语类》说:“公而无私就是仁。”(“卷第六”)为什么说仁与公是一体的呢?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公是仁的条件。自私自利的人心中装的只是自己,强调的只是个人利益,与人打交道完全是为了索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同样的,过于自我的人也缺乏爱的能力,因为他处处以自己的需要为取舍,根本想不到还要考虑他人。因此要做到爱他人,首先必须超出自己,进入更大的领域。无私才能爱。第二,公是仁的证明。爱心不能光凭嘴说,要有实际表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要看他能否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方便,尽社会责任,为他人奉献。爱要落实在公上面。所以《朱子性理语类》说:“公是仁之方法”,“公却是仁发处”。公是实行仁的方式,是仁发用、落脚的地方。

这就告诉我们,对于官员来说,关爱民众并不难做到,奉公就是抓手。其实,奉公也不难做到,守法就是抓手,所谓奉公守法。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法规是为众人制定的,代表着公。与此相当的还有制度、纪律、规章、公约等,同样具有公的意义。一个官员只要能够依法行政,照章办事,就达到了奉公的基本要求,再往上就属于思想感情境界的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