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国藩:魔力不倒翁的生存寓言
17127400000003

第3章 修身养性,迈向成功的第一步(2)

3.锻造气质从读书开始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从曾国藩每日三省、内外兼修的过程已经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着眼的已经不只是改掉缺点了,他要做到的是整个改变自己的气质。后者比前者深入了一个层次,带有根本改变的性质,无疑要比前者困难得多。一个人的气质主要来自先天,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曾国藩为了实现“做天地完人的志愿”,还是主动提升自己的气质,以提高精神境界,乃至重塑自我。

曾国藩改变气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读书。他认为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而改变气质则是读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读书并非单纯的读书,而且还包括“养气”的过程在内。所以他说:

古时那些精通相术的人,说读书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这说得也许有点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读书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有人自卑,因读书而自信;有人浮躁,因读书而宁静;有人轻佻,因读书而深沉;有人愚鲁,因读书而明达。为什么读书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气质无不与他所喜欢的书发生联系。也许有的人读了某—本书就会受到影响,也许有的人读了某几本书才会受到影响,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他真正喜欢某一本书,那么他就可能真正喜欢某一类书,并会成为某一类型的人。有的人开始是这一类型的人,但读了另一类型的书以后,他却成了另一类型的人。

曾国藩通过读书最终改变气质的过程,综合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的学说,把“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说总结: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也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都在于在大难折磨的时候,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意境。这样,身体虽有外感,却一定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在物欲的引诱下,要想“静”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如果能大彻大悟,能登临高山,已获已得,就不容易动心了。他说:曾国藩这样总结,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也可以叫做洗涤心灵,退藏到极隐密处,叫极静中的真乐了。我们这些人求静,要区别于禅家的入定那种冥然无觉的旨意,必须使这颗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的气象,这才可以说达到了静极,可以说是“未发之中”和“寂然不动”之体。不然,深深地闭藏、坚决地拒绝外物,使心如死灰,虽然自以为静,而生机或许就要息灭了。况且这样并不能静,一有什么扰乱,不又幢幢往来了吗?深观道体,阴先于阳,确实啊。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赞叹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孟子的养气说,是人生自我修养方法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即所说的“吾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指的是充溢着阳刚的性质的“气”,绝非源于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体的强壮和权势的显赫虽然也有某种威慑力量,但是如果没有道义作为精神支柱,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罢了,因为它们只能使人口服而无法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阳刚性质,源于我们对自我与天道相统一的体认,源于我们对自己道义行为的充分肯定。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品质和人格之美。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为了它而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曾经说过:“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在亲身感受孟子的“浩然之气”的同时,曾国藩对庄子的学说也极感兴趣。他通过书信,与胡林翼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境界,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

因而想到古来的圣哲胸怀极广,可以达到天德的境界,他们的方法约有几种。如笃实恭敬地修养自己而生睿智,这是程子的说法;以至诚之道感应万物,以致于预先知道未来的事物,这是子思的训诫;安贫乐道而使身体滋润、面部荣粹,这是孔、颜、曾、孟的旨意;观照万物,闲适地吟咏,使心意舒适,精神康宁,陶、白、苏、陆的趣味。自恨少壮时不肯努力,老年时常多懊悔和恐惧,对古人的心境不能领会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止。

庄子的人生哲学在当时看来是最达观的。他虽然家境贫寒,居住在穷闾陋巷里面,在穷困中织屦为生,但是不为富贵所打动,相反,他笑辞千金的重利、卿相的尊位,宁可像泥中玩耍的龟一样游戏于社会的低层,而自得其乐。一般人求生畏死,希求长生,庄子却超脱于生死之外,不为生而喜悦,也不为死而悲伤,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而且主张自己死后实行天葬,让自己的尸体作为鸟类、蝼蚁的食粮。

通过对庄子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的理解,曾国藩从中汲取了许多人生的智慧。反观自己中年以前的胸中多抑郁,怨天尤人,中年以后,肝肾都受到这种情绪的侵害,从此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不如就现有的功力,而加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地谋求德行的日益进步,言论的日益醇厚。譬如筑室,譬如立功,弟有绝大的基址,绝好的结构,以后只要加以装修工夫,何必汲汲惶惶,茫然像无所主一样呢?

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荞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茫无主乎?

这封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其内容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写照?他还写道:

陆放翁常常以美睡为乐。一定要心中无愧怍,才能睡梦恬然,所以古人常常以此作为自己的课程。放翁胸怀广阔,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样旷逸,于消灭鞑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颠沛不离,真可以说是有道之士。可惜我备员在军队中,无法在闲静的状态中探讨道义。夜里睡比较好的时候,应当思索陆放翁的诗,或者可以得到一些补益吧!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本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邰尧无、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来虏之意、养生之道千方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异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通过读书来改变自身气质的实践,使曾国藩的胸怀开阔了很多,身体健康了许多,有时甚至有飘然欲仙之感。由此,他说过一句极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这句话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较深的人,面色自然荣粹而且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要有深切的体验,并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才说得出来。

那些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而洁净,一切人世间的烦杂琐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至少不为这些事所搅扰和纠缠,惟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书中的境界,这样他才得以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静心陶冶和修炼。由于他的精气神没有丝毫的涣散,而是一天天充实、丰沛和完善,久而久之,使他们超拔于普通人庸常琐屑的生活之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世间的荣利轻如鸿毛,处理一切事务都有理、有序、有节,而身体也自然日益强健起来。这样,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就犹如天仙一般。这就是曾国藩通过读书来改变气质的原因。

那么读书使曾国藩的气质发生了哪些改变呢?曾国藩早年时期爱好诗文,行为浪漫,态度乐观,举止行为非常活泼,甚至不免有些轻浮,大概是和多血质有关;学习宋明理学,用心检束身心以后,言行举止都逐渐规矩起来,感情上虽然沉静而缺少变化,理智却异常丰富,大概和抑郁质有些相近;出山统率军队以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战斗,这一时期的个性,又与胆汁质相类似;到了晚年,经历了许多忧患与挫折,对世界上的事情看得更加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弊,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这又与粘液质极为相近。虽然因为身体的先天素质较差,没能达到“面自粹润”的程度,但是气质和精神境界的改变却有目共睹,所以也是卓有成效的,可见读书的确是改变精神气质的一个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