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可用来救治世人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品质，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忠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问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我们绝大多数人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庸人的思考方法。真正有才干的人往往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改正。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曾国藩自己也知道“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曾国藩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有一次，曾国藩的朋友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末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吐，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结果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曾国藩后来反省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夏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曾国藩去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大家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诫，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的确有不少毛病，所以到湖南后便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里这样谈到了来信内容：
“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 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欺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来信对曾国藩的触动很大，但这之后曾国藩仍经常犯同样错误。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可是，曾国藩虽然对自己进行了检讨，却又走向另一种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即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因此“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从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他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曾国藩性格的逐步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在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其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曾国藩后来意识到，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若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若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净除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曾国藩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根据以往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当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广大”则是把自己看得渺小。曾国藩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又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正是因为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以此来保持自己心态的平衡。他经常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即使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冷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国藩的成功在于：“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做事无恒，修己不利，就是因为自欺，自欺所以欺人。做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那么做任何事都可以坚持到底并取得成绩。因此，他要求自己不能自欺欺人。
为了能及时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此对自己每天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考察，不过其日记中却记了很多。如：
“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阑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于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观人作应制诗而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可用来救治世人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品质，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内外兼修，争做完人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引自《挺经》第六卷 刚柔
曾国藩波澜壮阔的一生，随着经历见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曾国藩早年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推崇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点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可以说是一种“内圣”的功夫。他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曾国藩还充分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诲，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赂，则贯穿于他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军声势浩大难以控制时，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存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表现在“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军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猜忌。
如果我们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的时期；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仕途坎坷；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曾国藩历来不喜浮滑、圆滑，因为“滑”得过分，就会由小滑而大滑，进而趋于奸猾。这不仅是道德的堕落、人格的迷失，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换一角度看，古今大奸大滑之人，得善终者寥寥无几，足见奸猾是败身取祸之道。
“滑”本不是曾国藩的性格，只是由于身在官场办事所需，不得不“滑”。根本上说，曾国藩不是喜欢“滑”的。他自律很严，不到不得已时，基本都采取诚信、拙实的措施。他用人时更以朴实为本，不喜用浮滑之人。
彭大寿是李元度的部将，久经官场，为人圆滑。李元度没有心机，未加注意，便委以重用。曾国藩告诫李元度说，此人阅历深透，颇近于滑，不应信任。后来曾国藩又批评部将柳寿田，说他“向来说话近于浮滑，本部堂不甚放心也”。对于露出“滑”的苗头的将领，他不失时机地加以训诫，甚至参革。曾国藩认为，军中将领浮滑，非常危险。他给姚体备的信中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历朝历代像秦桧、贾似道这样的奸臣，虽然在世时能够采取欺瞒哄骗的手段蒙骗君王，压制同僚，但其阴谋最终还是被世人发现，结果成为千古的罪人。这就告诉世人一个道理：做事要分清事物对象，如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也一味采取“圆滑”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必将会受到历史的严惩。
继秦桧、贾似道之后，像明朝的严嵩，清代的和坤，由滑而奸，成为国家蛀虫，虽一时得势，终归身败名裂。这些人绝非生来就是奸猾之人，多仗着聪明，由小滑而大滑，由滑而奸，一步步走向不归之路的。由此可见，“滑”字不可常用。曾国藩在不得已时才偶尔为之，主要还在于其本诚信之心，加以约制，这才没有走上述诸人的道路。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后，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曾国藩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到处是敌人，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明白，所以自己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为人处世，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