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戒骄戒躁戒安逸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引自《挺经》卷三·家范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家中出了个有权有势的，家里的人不免了要仗势欺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注意，尤其是当家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更是让家里以谦退为怀。
曾国藩力戒子弟千万不要习染官宦之气。他教导他们说：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填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赣第。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有一次曾家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先人改葬在这里。不想另一家也看中了这块地，两家于是就争了起来。曾家的人便写信给曾国藩，让他出面摆平这件事。然而曾国藩却写信劝家里人放弃这块地。他说，“不是我不想要这块地，如果这块地经过争执之后才到了我们家里，就没有什么吉祥可言了。改葬先人是求得福气，这样与人争执，哪里有什么福气可言？先人改葬在那里，也不会心安的”。在他的坚持下，曾家主动让出了那块地。
还有一次，曾家建了一座新宅，为了地界的事情与邻居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湘乡县。曾国潢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士作的。曾国藩将这首诗转送给家里人，就是要教给家人以宽容为怀。他的家人于是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邻居。邻居见自家的地方确实方便曾家，便将地方转让给了曾家。
尽管曾国藩家教十分严格，但他的家人中不免还是有一些不听教导的。尤其是他的二弟曾国潢，更是在乡里依仗权势，飞扬跋扈。 湘乡有一座桥叫定胜桥，这座桥是嘉庆年间一位名叫王佐的人独自出资修的。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时间太长，桥已经塌了。王佐的后人王友交出面，由王氏家族出资，将这座桥进行了重修。桥修了两年，最后终于修成了。修成之后举行试桥庆典，也就是由一个人先走过去。原来计划请曾国潢，结果议论之声四起，有人说“将相之家，不一定会屈身来试桥的”，有人说“姓王的修桥，为什么却要姓曾的来试呢”。王友交便决定自己试桥。结果刚一试完，曾国潢就来了。他见王友交已经试了桥，十分恼怒，顿时怀恨在心。
不久，太平军打了过来，县令让县里的人组织团练，并推王友交为首，王友交因为重病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就趁机发泄宿怨，诬告王友交“通匪”。他命人用绳索将王友交捆在马尾上，然后策马狂奔，王友交被拖得血肉模糊，惨死在曾国潢的手下。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的事情传开后，乡民十分愤怒，大家集资推动王姓上京告状。曾国藩闻讯后也十分恼火，于是寄了一根绳子、一把剃刀回家，让他自杀。只是后来有人从中斡旋，王姓放弃了告状，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同治年间，湖南的民间会党组织哥老会势力很大，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很多，这些人退伍之后，无事可干，就纷纷参加哥老会。曾国潢在家乡里便以剿杀哥老会为名，凡是地方上有他憎恶的人，他就捆到县府里，说是哥老会，要求杀掉。
曾家势力很大，凡是他送去的人，县里不敢不从。有时曾国潢送去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可以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是个信佛的人，佛教讲究不杀生，每当曾国潢送人来的时候，不答应吧，害怕曾家的权势；答应吧，又要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每当接收曾国潢送来的人，他都要号啕大哭。有人间他为什么要哭，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曾国潢在家乡为人所恨，曾国藩都听说了。他多次警告曾国潢不要作恶，但收效甚微。后来曾国藩回家的时候，听说曾国潢还是这样，很生气，趁曾国潢睡午觉的时候，用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大喊：“疼死我了！”曾国藩质问他：“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此后曾国潢果然大为收敛，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观《汉书·霍光传》，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的外孙女儿被册封为皇后，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权力非常大，甚至谁当天子都由他说了算。霍氏家族在朝廷中势力也很大。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他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他哥哥的另一个孙子霍山掌握着兵权，他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的卫尉，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女婿之类也都有相当的职务。霍光死了以后，霍禹成了右将军，霍山掌握了代理尚书的职务。然而，霍氏一门奢侈无度，最终盛极而衰。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则被处以腰斩之刑，因为受霍氏家庭牵连而被灭族的也有几十家。
曾国藩从历史上众多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败”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是很残酷的。大凡创业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深知家业来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于富贵之中，见惯了大排场，没有了吃苦的意识，而骄，而奢，而淫，而逸，而无恶不作，到了这一步，也就离败家不远了。这几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规律。
中国有句古话，“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像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广钧是著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家训。
5·诚而不欺，立身之本
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
——引自《曾胡治兵语录》
那些接触过曾国藩的人，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使曾国藩身边会聚了大量人才，使他的事业越做越大，终于剿灭了数十万太平军，成为一位中兴名臣。推究起来，这人格魅力产生于他极力倡导并亲自实践的“诚”字，即“待人以诚”、“以诚知天下”。
关于“诚”字，曾国藩曾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相见，不贵使用权术。”。又说：“我们待人以诚，别人就会待我们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以诚待我们，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幡然省悟。如果以权术待人，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者的一项基本品德。”
因为曾国藩为人处世讲求“诚”字，倡导在人际关系中“去伪而崇拙”。他认为人若精明虽然占得不少便宜，但精明可以一次，也可以两次，却很少有人能过三次的。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加以防范，而多数人聪明反被聪明误，看不到这一点。
人们在交往中，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心地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用心防范，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苟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曾国藩还认为，只有天下之至诚，才可以破天下之至巧。咸丰九年（1859）九月，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信，引用了一个老僧的话：“惟忘机可以鹅众机。”曾国藩特意在日记中引用了此句，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惭愧自己未能身体力行。
机，在这里指的是机心，即巧诈的心。《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曾国藩教导曾国荃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也应该以真心相待，不可以智谋和权术相往来。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这样久了，就连伪者也共同趋于诚了。”
咸丰八年正元初四，曾在《与沅弟书》中写道：“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家守丧，寂静的乡间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省自己的过去。他把自己的思考坦率地告诉弟弟说：“弟来信说自己是笃实一路人，我自信也是个笃实的人，只为阅历世幕，饱经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己学坏了。实则白白地惹人笑话，叫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来忧思猛省，以后将一味向平实处用心，返还自家原有的笃实的本质。贤弟带兵在外，也尽快将复还自己笃实的本质，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以至日趋日下。纵使别人以巧诈对我，我还是以浑含应付，以诚愚应付，久后别人的巧诈和敌意也就消弭了。若勾心斗角地相迎相拒，彼此的巧诈和敌意就无休止了。”
曾国藩最反感那种心口不一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弟兄，有了这种行为，他也直言相告，令其改正，不要做口是心非的人。
曾国荃为了打下金陵，呕心沥血，身心憔悴，目的就是为了拜相封侯，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所以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国藩兄弟的手中。可是那个不知趣的外国人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里，这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旧时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1864年攻打金陵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就出现了心口不一的毛病。
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费尽心思，就是为了独占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知道，因此他们都按兵不动。可是李泰国却打算把轮船开进长江里，这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书皇上，说轮船不能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说了这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相告？……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目的就是不让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也是心怀内疚的。现在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才出此下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你上书却言不由衷。这会让朝廷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认为你善用权术的。
经过曾国藩的谆谆教导，这以后，曾国荃明白了玩弄机巧的后果，再也不敢心口不一了。
精明的曾国藩担心的是朝廷怀疑，而这是曾国荃从未想到过的。他多次告诫弟弟“天道忌巧”，不要使心眼，玩阴谋，耍诡计，要以诚相待。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在上者倡导诚，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他说，只有柔可以克制刚狠的事，只有诚可以感化顽梗的百姓。他告诫曾国荃说：见到善行就大力地称誉他，见到不善则浑藏而不露一字，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善者相劝，而不善者也潜移默化的局面了。所谓“浑藏而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等令人难堪的态度，而是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使不善者潜移默化。
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官署里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以看见官署内外的情景。有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仆人作出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摇手拒绝他，举止十分傲慢，那个人只好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上亭子，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几乎一模一样。第三天，又看见那个人袖中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一包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产生了疑虑。
三天后，曾国藩在签押房，看见那个仆从拿着手版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请进来，原来就是那个连日来向仆从苦苦哀求的人。问他哪天来这里的，答说已经来了三天；问为什么不来进见，他支支吾吾地不能对答。曾国藩对他说：“兄新近就任，难道不缺办法纪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是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那好。只因这个仆从实在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于是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奉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弯一条腿表示谢意，退出去后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清朝贡生在取得知县的官位之后，以到省里的先后作为补缺的顺序，授予职位后就去拜见吏部负责管理签发授职凭证的官员，一旦取得了授职凭证，没有不立即前往赴任的。
曾国藩做侍郎的时候，有两个门生，都取得了直隶知县的职位，同时去拜谒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赴任的行期，其中一个人是杨毓棉，回答说：“已经雇好了车，马上就要动身了。”另一位则说：“还得等待准备行装。”曾国藩怀疑杨毓棉是个奸巧的官吏，但很快又听说先去赴任的是另外那一位，于是感叹说：“人真是难以看透啊！原来杨毓棉所回答的，正是他拙诚的体现。”
后来，曾国藩多次写信给直隶大吏，赞扬杨毓棉的贤良。杨毓棉又到曾国藩那里时，曾国藩便间他上司对待他怎样，杨毓棉答说：“上官待属吏皆很好，待毓棉也好。”曾国藩大笑说：“你真诚实啊。好，好。”
杨毓棉后来做官做到大名知府，另外的那一位却因事被参劾，正如曾国藩所说。杨毓棉淡于宦情，曾国藩做直隶总督时，欲委署道缺，竟辞官归隐。于是曾国藩赠他一联，写道：“已喜声华侔召杜，更看仁让式乡间。”
一般人总以为人待我以伪，就应该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就应该还之以诚。反思曾国藩处世的冷静，待人的有序，可知这是不恰当的作法，只有待人以诚，才能找到最佳的立足点，缔造正常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就正大而光明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