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延续事业香火，慎重选择人才
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
——引自《曾国藩家训》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善于培养人才。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生前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选择人才和接班人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擢援以重用的人之外，总是先把所有召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涵养性情。在初始阶段，他还会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日后培养与任用。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权其才智长短使之，联俊愿悫，各尽使用，人无弃材”。
这些人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国藩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他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他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作用，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的方式多种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长学问，拓展眼界。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勒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卸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止部属迎虚文。
曾国藩幕府十分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薄。”，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可谓煞费苦心，他的心血也确实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成长最快、最能传承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认为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城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问，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勘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鸿章，于是令曾国藩劝李鸿章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鸿章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鸿章“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为领头，造成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实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高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了一百万发。
攻克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亟须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非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鸿章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朝廷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李鸿章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还与曾国藩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曾国藩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弄得自己饱受非议，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仅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对其总是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