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到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名上奏，强调这是谋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代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认为主要是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大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打败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曾国藩让李鸿章切记的，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代，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白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音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曾国藩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即冯桂芬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之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至，年关临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老师赶回直隶。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不仅继承了他的事业，而且发扬光大。
曾国藩生前树敌过多，死后自然有被人非议的可能；但由于李鸿章的原因，曾国藩身后不仅没有在声誉上受到任何影响，而且声誉日隆，声名如日中天。这些都是因为曾国藩生前安排好了自己的接班人，从而使曾氏后世名声和利益得以保全。
7．敢于将权利放给下属
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
——引自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敢于大胆放权，敢于将手中的权力放给自己的下属。有的领导人嫉贤妒能，生怕别人将自己的位置抢走，于是紧紧地抓住手里的权力不放。曾国藩认为，既然用一个人，就应该给他足够的施展空间，将权力放到他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曾国藩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是文官出身，对于带兵打仗的事情不是很精通，必须依靠下面的将领。于是，他将手中的权力下放到招募来的人的手中，让他们训练士兵，指挥战斗，不必事事向他请示。他手下的人个个都有自己的事情做，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个都乐意为他效劳。而曾国藩则很轻松，只进行战略规划及组织建设，只负责考虑湘军发展的大局，从来都不直接负责具体的事务。
当年，曾国藩决定训练湘军水师，他只是将这个计划告诉自己的幕僚们，具体招募和训练水师的任务都交给了彭玉麟、杨载福两人。这两个人都长于水战，是这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这两人的努力下，湘军水师顺利成立，成为与太平军作战的有力武器。彭玉麟、杨载福两人也在率领水师与太平军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得到朝廷丰厚的封赏。
其实，一个聪明的领导者不会大包大揽事必躬亲，因为那样会让自己很累，而且做不好事情。他们会将自己的权力进行分配，下放到具体实施的人的手中，由其负责具体的工作，自己只操控大局。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作为文官，擅长的是如何扩展湘军，是如何从朝廷手中获得湘军应该得到的权利。在曾国藩的努力下，湘军日益壮大，实力增强。
湘军与太平军最后的战役就是围攻天京。这是一场决定胜负的战役，曾国藩十分关注，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检查工作。照理说，他是湘军的统帅，在这场关键的战役中，应该出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指挥才能，指挥这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他在检查完之后坚持回到后方。他的部属们请求他在前线指挥。曾国藩说，带兵打仗不是我的强项，我留在指挥部肯定会干扰你们的指挥，那样就会打败仗。
曾国藩是一个成功的领导，他坐到了用人不疑，只要是有大才者，他都委以重任，丝毫不怀疑，也不害怕这些人功劳盖过他。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他在信中说：“润帅与春霆信，劝其持重缓战，云开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战，余则送鲍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缓急听其自主可矣。”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对鲍超的一切调度，“此间不遥制矣。弟处与鲍信，亦不宜多主意”。
曾国藩手下最有名的两个人就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了。这两个人都是朝廷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发现他们有大才，堪当大任，可以独当一面，因此在任用他们的时候给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咸丰十年四月，他让左宗棠回乡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军，随后转战于江西、浙江。在湘军发展到鼎盛的时候，曾国藩让李鸿章自立门户，创办淮军，作为湘军的助力。同治元年三月，淮军成立，当月，淮军6500人抵达上海作战。从此以后，湘军就如虎添两翼，对太平军形成夹攻之势，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人的名声日盛，甚至超越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对此并不在意。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大气一些，在用人的时候不能畏首畏尾，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行动权，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最大化施展，这样才能充分地利用人才。若是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则会使下属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另谋他就，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