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场上，如果学不会隐忍，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就会在复杂的斗争中失去一切。欲成人所不能成，必先忍人所不能忍。忍是一种智慧。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成就大事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别人的诘难与为难，如果逞匹夫之勇，只能是以卵击石，最多就是玉石俱焚；如果忍过一口气，韬光养晦，则能有机会成为人上之人。曾国藩就是靠着隐忍的智慧，顾全大局，保全全局，一次次地渡过难关。
官场上为了各自利益你争我夺是很普遍的现象，没有忍让的意识，不能忍耐，就很容易导致破坏大局。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不仅有来自朝廷和满族贵冑的压迫，还有来自湘军内部的利益争夺。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总是能够看清形势，以大局为重，放弃局部利益，以换得整体的不动摇。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初，与太平军进行鏖战，清政府内部的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的矛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曾国藩的最大障碍。面对清廷所给予的屈辱和打击，曾国藩不得不一再退让，息事宁人，以保全大局。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乡休整后再度出山，赴江西率领湘军作战。而这时，各种利益的冲突开始凸现，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经常被各地的乡团截杀，有时甚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更为不利的是，军中疫病流行，军士纷纷患病。曾国藩在江西深感诸多问题难以解决。偏偏祸不单行，从安徽传来败讯，湘军的精锐力量李续宾、曾国华所部在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官兵阵亡达到6000多人。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遭到了连连的失利。幸亏左宗棠等人大力挽救，才基本稳定了大局。
这时，朝廷的诏令朝令夕改，令曾国藩无所适从。他忽而奉命援浙，忽而改令赴闽，没过不久又接到援助安徽的命令。当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自湖南进入四川的时候，朝廷又命曾国藩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又命曾国藩分兵协防湖南、安徽。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疲于奔命。曾国藩心里清楚，自己没有固定的地盘，不足以和朝廷抗衡，只能委曲求全，遵照朝廷的旨意行事，否则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不只朝廷给曾国藩施加压力，就是曾国藩亲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利益面前也是不肯相让，咄咄逼人。曾国藩为了对付太平军，只能忍让，以保全大局。
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他便投靠湘军，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来，沈葆桢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清廷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率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以便解决湘军军饷之难，避免当年与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再次发生。
在大局面前，忍让是非常必要的，只要保住大局，日后自然会有翻身的机会。如果为了一时之争，破坏大局，则会授人以隙，断送自己的前程。曾国藩若不是顾全大局，哪里会有日后的成功！
6．坚忍之中造就英雄
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引自《冰鉴》
曾国藩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困心恒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成功之路通常是艰险无比，只有意志顽强、坚强不屈的人，才能越过重重障碍，摘得成功的果实。梁启超先生评价曾国藩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曾国藩说：“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成就大事，必定要有恒心，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曾国藩一生坚持“坚忍”，因此成就了事业。
曾国藩创办的湘军不是正规军，一开始的时候实力也不是很强，难以与太平军对抗，因此受到地方官员的歧视。曾国藩在江西练兵的时候，名为督师，实则是寄居在江西，别说督抚看不起他，就是各州县的官吏们也不听他的。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只能靠坚忍来生存。
曾国藩带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那些年，是一生中遭受挫折最多的时候，但是他都坚忍地撑了下来。尤其是在江西的日子，那是曾国藩一生最难熬的日子，他曾经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太平军在江西向湘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时，曾国藩的援军迟迟不到，曾国藩几乎已经难以支撑。再加上曾国藩没有实权，粮饷调运困难，在江西的湘军几乎是饿着肚子在打仗。就在湘军岌岌可危的时候，石达开转而参与江南大营的战争，曾国藩这才得以喘过气来。曾国藩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3500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1000余人，由毕金科率领。加上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的2000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10000余人。
樟树镇惨败之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金科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是粮饷缺乏。太平军以粮饷为诱饵，诱使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结果毕金科丧命于景德镇城下。
曾国藩创建湘军本指望建功立业，谁知却屡屡受挫；为国征战，却始终什么也得不到，反而处处受到刁难。这使曾国藩难以释怀，幸亏有刘蓉的百般劝阻，曾国藩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难关。1861年4月，曾国藩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失败。
曾国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竞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多年交战中，所感受到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他是一个文官，带兵打仗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偏偏事与愿违，总是吃败仗，这种挫败感是他在京师为官时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曾国藩挺了过来。他凭着那股倔犟之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坚忍”地渡过了难关。湘军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地壮大，最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成就了他人生最大的事业。
“坚”是一种勇于进取、坚强不屈的精神；“忍”是一种以柔克刚，屈伸有道的蛰伏心态。坚忍结合就是刚与柔的最巧妙结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成就辉煌的事业只是时间上早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