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凭借什么可以名垂青史？有人说是才华，有人说是心机。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廉洁。世上最让人称赞的就是清官。即便你没有治世之才，但是你为官清廉，也照样深受世人青睐。为官者即掌权者，有权的人，最容易获得的就是钱财。所以在名与利的较量中，名声好的人更胜一筹。
1．志高以求是，心平以守节
“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平日必须于此二字认真体会，俾案无书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自有一种卓然自立之象。
——引自《曾国藩语录》
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绝大多数人总是希望将所有自己渴望的东西都占为己有，但最后却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们即便知道欲念的可怕，也无法避免。他们总是天真地以为，自己在不断地得到，却忘记了正在失去的。
作为朝廷命官，究竟应该怎样把握和衡量自己，应该选择金钱还是名声？还是依旧做着名利双收的白日梦，一步步沦为阶下囚？在曾国藩看来，金钱远不比名声来的重要。虽然钱财、名声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为官者宁要名留青史，也不要被阿堵物的铜臭熏臭。
曾国藩所率的湘军将领之中，也有面对金钱无法控制自己的人。他一旦发现犯了这样错误的人，就必定要严加惩处，他对有这样缺点的人，更是加以教导。曾国藩认为，一个军队是否纪律严明是由将领的所作所为决定的。如果将领贪财，克扣军饷，军心必定不齐，部队的战斗力也一定会下降，所以对于部队的整顿之道，应该惟“廉”是从。曾国藩曾告诫副将胡晖堂说：“廉，则于银钱出入，必毫无苟且，力戒扣平虚额诸弊，则勇心服矣。”
湘军中有一名猛将叫做蒋益澧，他是湖南湘乡人。最初加入湘军的时候，是王鑫的手下，王鑫战死后，罗泽南见他是个可塑之才，就让他追随自己，并收其为弟子。蒋益澧有一个毛病就是贪财，他经常为了积攒私财，克扣士兵的饷银。这件事后来被曾国藩知道了。曾国藩并没有因为他是罗泽南的弟子就高抬贵手，而是依然严办。受罚后的他，最开始并不明白。罗泽南战死后，蒋益澧回归乡里，直到次年受骆秉章之召，才重新出山。在乡里的一年中，他仔细反思了自己，重出后就一改陋习，和将士同甘共苦。明白了自己缺点的他，最后官至广东巡抚、闽浙总督。
而湘军中著名将领鲍超，则因为不听曾国藩的劝诫，最后引起将士的不满。
1853年鲍超初入湘军，从哨长做起，因作战骁勇、用兵得当，升迁极快。他所率领的“霆军”，虽仅数千人，却所向披靡，鲜打败仗。曾国藩多次称许，号召全军打仗要学“霆军”，对鲍超更是赏识有加。但是这个人有一个不可取之处，就是贪。其次，就是极易骄傲自满。曾国藩在他每每立下战功之时，都在一旁提醒：“贵镇懋著战功，渥邀异数。恩愈隆则责愈重，益当以‘谦’字自持，以‘廉’字自惕。谦则不骄，廉则足以服众。福泽勋名，更未有量。”意思是说当一个人立下显赫的战功之时，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大，更应该要用自谦和廉洁来自我警惕，戒骄戒躁。
曾国藩更是写道：“贵军门近日叠受渥恩，尤当竭诚图报。第一戒个‘骄’字。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占些恩泽，则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但立名扬万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贵军门当牢记！牢记！”
曾国藩之所以给鲍超写这段话，就是希望后者能够明智。既然蒙受了圣上的恩泽，就应当竭诚报国。首先就是要戒骄傲。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存有骄傲，此人做营官，必然恃才傲物；做小兵，必然懒惰，打仗不尽心尽力。其次，当上司的要廉洁，不能怕穷。要经常让土兵们沾点便宜，得些银子，这样他们就能心悦诚服地跟随你。不可以处处精打细算，这样会落人话柄。得了功名就不要想着得钱，名利双收是不可能的，要扬名立万才是正当的想法，此乃金玉良言。
虽然曾国藩再三对鲍超叮咛。可惜的是，这一代名将虽对敌有功，却无法战胜自己。太平军灭亡后，“霆军”被解散。不久，在福建发生了哗变，数千士兵群起索饷，一时间舆论沸腾，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正是这个原因，在湘军作战期间立下赫赫战功的鲍超却没得到重用，只得了一个轻车都尉的世职。
为官者凭借什么可以名垂青史？有人说是才华，有人说是心机。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廉洁。世上最让人称赞的就是清官。即便你没有治世之才，但是你为官清廉，也照样深受世人青睐。为官者即掌权者，有权的人，最容易获得的就是钱财。所以在名与利的较量中，名声好的人更胜一筹。曾国藩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教导其子说：“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但是古往今来能够做到不追名逐利的人寥寥无几，欲望之泉总是让人甘之若饴，无法摆脱。如果想摆脱欲望之牢，就要做一个简朴之人。一个不贪图奢华生活的人，可以轻易避免“腐败”腐蚀心灵。生活上的腐败是小事，内心的腐败则是大事。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智者。
作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他，获此殊荣本也是当之无愧的，可钱学森却多次坚拒。他说：“导弹是大家研制出来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研制出来的，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所以不希望新闻界这样宣传我。”许多人想去采访他，写他的传记、报告文学，都被他谢绝了。就是偶尔见到一两篇颂扬他的文章，他也马上给作者和报社打招呼“到此为止”。
钱老不仅淡泊荣誉，而且还淡泊物质利益。单位要给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资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就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至于题词留念，为人写序，参加鉴定会，出席开幕式、剪彩仪式，出国考察，兼任名誉顾问、名誉教授这些可以名利双收，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更是一概推辞。这样做，一是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二是他要静下心来，争分夺秒，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专心工作。这才是他的人生乐趣所在，也是他毕生的不懈追求。
然而，钱老又并非是一个全然恬淡、与世无争的世外隐士，他更有着强烈赤诚、义无反顾的爱国热情。
为了回国参加祖国的科学建设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生活待遇，放弃了他在国外科技界正如日中天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头衔，冲破了美国反动势力的种种迫害和打击，经过5年的不屈抗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后，他又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志高以求是，心平以守节。”名、利、权、势，都当它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得意淡然，失意泰然。世人多困于名利之争，其实也不过尔尔。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都随时间的流逝化作尘土。铭刻在人心里面的，往往是那些洒脱无所求的人。
2．功名利禄皆乃云烟
不贪财，不苟取。
——引自《曾国藩的做人36字诀》
我们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也要两手空空地离开。任何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而世间的道理大多都是相通的，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即便敛尽今世财，也依然没办法带走。所以在这世上，我们又有什么好迷恋的呢？
曾国藩便是将物欲看得极淡的一个人。如果他的一生非要用四个字来总结的话，那一定是“厚彼薄己”。他从未被物欲蒙住双眼。人家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可是在曾国藩看来，“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对待衣物如此，对待钱财更是看得平淡。
曾国藩为官以来一直都没有忘记过祖父当年对其父亲的教导，始终坚持着自己曾经的誓言。这些誓言是“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良各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了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为官多年，但是奉银极少，可是他从没抱怨过，更是一直以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为荣，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生仅收取过一次贿赂，有些较真儿的人看到这里或许会捧腹大笑，觉得曾国藩心口不一。但是要知道为官者都有为官者的无奈，他收受贿赂并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平息事端。
在曾国藩组建水师的时候，他有一员心腹大将叫做黄翼升，此人在曾国藩组建水师之时，鞍前马后帮了不少忙。所以淮扬水师建立后，他由原来的职位提升为统带。1862年，恰逢曾国藩用人之际，此时的黄翼升已经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虽然曾国藩想将宅心仁厚、性情温良的黄翼升调回到自己手下，但李鸿章坚决不允。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因此陷入了僵持的境地，差点儿翻脸。这个时候，黄翼升的夫人出面斡旋，才使得事情有了转机。在曾国藩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个前来贺寿，并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碍于情面，曾夫人应允了，并收下了贺礼。此事被曾国藩知道后，十分气恼，可是转念一想，黄翼升夫人此举，刚好解决了眼前的困境，也只得不了了之了。这就是曾国藩唯一一次收取的贿赂，目的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绝非贪财。
曾国藩从没以金钱作为衡量他人的标准。他一直以来都秉持“躬自厚而薄责人，则度量宏深”的原则，实际上他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他不仅精于世故，还很能为别人着想。
有一年，曾国藩的好友邵蕙西的夫人为了躲避战难，孤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上海。曾国藩知道后，秘密派了轮船将他们安置好，每个月出银二十两供其生活。几年后邵夫人同长子相继病故，二儿子同人将其灵柩护送回老家，只留下小女儿一人孤苦伶仃。曾国藩于是将其收为义女，妥善照顾。
相比之下，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奉行金钱至上主义，认为金钱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他们更是以有钱没钱来作为评判自己的标准。有人以出身显赫作为自己的荣辱，讲究某某“世家”、某某“后裔”；有的人则以钱财多寡为标准，所谓“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以及“死生无命，荣辱在钱”，“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等等，这些俗话正揭示了以钱财划分荣辱的现状。以家世、钱财来划分荣辱毁誉的人越来越多。尽管具体标准不同，但其着眼点、思想方法并无二致。他们都是从纯客观、外在的条件出发，并把这些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财富，而忽视了主观的、内在的、可变的因素，导致了极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错误，结果吃亏的是自己。持这种荣辱观的人，往往会拼命地追逐名利，最终导致这些身居要职的人铤而走险，走向贪污、腐败的道路。攫取这种不义之财，必然会遭到一定的报应。我们需要用那些真正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如曾国藩般的人来警醒自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样的人又何其的多。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人。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八世祖杨喜、高祖杨敞都曾封侯、拜相。
杨震自幼好学，他通晓经典，博览群书，东汉时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德才兼备，就征召他，举荐他为“茂才”。他经过四次的升迁，做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原来由杨震所推荐为茂才的王密现任昌邑县的县令，（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前来拜见，晚上悄悄去拜访杨震，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荐举表示感谢，二是想通过贿赂这位老上司请以后再多加关照。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生气，便道：“暮夜无知者。”杨震立即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不知！”王密羞愧地走了。
后来杨震被调为涿州太守。他品性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下的拜见。他的子孙常常只食用蔬食，出行步行。杨震经常对人说：“使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白官吏的子孙，把这个节操留给他们，就是很宝贵的财富。”因此，他死后家境依然清贫，没有为后代留下产业。
杨震“暮夜却金”，被后世所赞，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杨震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照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受重金，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
功名利禄如同过眼烟云，得而失之、失而复得等情况，在人生当中都是经常发生的。要意识到一切都可能因时空转换而发生变化，因此，要把功名利禄看淡、看轻、看开些，做到“荣辱毁誉不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