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直接受英美法教育，戴立宁却拒绝承认西方的东西一切都好。越到后期，他越自称自己“很义和团”。当大学毕业，面临着出国还是留在国内的选择时，他的这种倾向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当时戴立宁已经取得了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入学许可。这时，与他大学和中学都同班的同学施正义突然告诉他，台湾大学也在招法学硕士，于是他们俩相约一起去报考。施正义的提议改变了戴立宁的方向，他转而开始准备台大的入学考试。然而，他们想进台湾大学并不容易。当时台湾学界也有门阀之风，看不起外校的教育。这种风气以从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来的台大为盛。在戴立宁之前，台大的法律研究所从来没有招过校外来投考的学生。校外的学生不管成绩多优秀，都会被考试制度给刷掉。法律研究所考试分三次，第一次考汉语和英语，第二次考专业科目，第三次则是口试。其中第三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校外的学生在过了前两关之后，往往会在第三关时被以口试不合格的名义刷掉。
戴立宁顺利通过前两关后，来到了“鬼门关”的口试现场。然而，与以往的口试不同的是，他碰到了一位新的法学院院长韩忠谟。
韩忠谟是台湾着名的法学家，那时刚从德国回到台湾，对于德国的刑法思想印象颇深，对教育刑也很感兴趣。在他面试戴立宁时，眼前的青年因为一年前做过少年犯罪调查，对于教育刑问题既有理论上的主张也有调查实践上的经验，令他眼前一亮。这次，灌输戴立宁教育刑思想的林纪东在无形中帮了自己的学生一个大忙，林纪东的理论与韩忠谟的想法很合拍，于是口试变成了探讨，时间不知不觉延长了几倍。曾经令无数人折腰的门阀偏见被戴立宁打破。
最后发挥作用的一个因素是韩忠谟竟然与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相识，作为法律世家的戴立宁又加了一个可靠的砝码。最终韩忠谟打破了门阀之见，决定录取戴立宁。戴立宁成了台大法律研究所录取的第一个非本校学生。此后的两年，台大法律研究所每年从东吴大学招一名研究生，这大概也与戴立宁有关。到了第四年，口试取消，台大开始广开门路，四处的考生都可以公平竞争了。
然而被台大法律研究所录取之后，戴立宁却没有马上入学，而是选择了去服兵役。谁想，服兵役期间的经历却让他彻底放弃了当法官的念头。
服役改变志向
在戴立宁选择法律专业时，对儿子影响颇大的戴民贵虽然赞同，却并非欢欣鼓舞，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意见：“读法律我不反对，但是不要做法官——做法官，夜半写判决时，心里的负担太重。”
多年以后，戴立宁出版自己的文集时，仍然记得父亲的这句话。戴立宁回忆起父亲常年吸烟以致吸坏了肺，然而如果没有香烟的陪伴，父亲又如何能够打起精神来面对一个个判决，把活生生的人送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在这里，依法判决是“理”，但心理上的“情”却总是在折磨着他，让他战战兢兢。
但父亲讲这话时，年轻的戴立宁并不能深刻理解。在服兵役时，他碰巧有了理解这话的机遇。
台湾的男青年们都必须服兵役，如果上大学，可以暂缓入伍，但毕业后必须补上。有的人为了逃避兵役，从大学念到研究生，再念到博士，但博士毕业后却仍逃脱不了。
虽然规定服役期是一年，但对于学生而言，把入伍训练甚至学校里军训课的时间也都计算在内，最终剩下的兵役时间就只有8个月。
戴立宁当时也可以选择读完研究生再服兵役。但因为抽签时，他抽中的职位是军法官，被分派到第一军团司令部当军事检察官，驻扎地点在龙岗。当时像他这样的预备役少尉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去当排长，很少能抽到军法官一职。对于学法律的戴立宁而言，军事检察官是个很适合的职位，可以积累实际法律操作经验。如果等上完研究所再服兵役，得重新抽签，他就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所以他决定先服兵役。
在地方上，检察官的工作就是在公诉案件中寻找证据，提起公诉。但在军团部，所谓的军事检察官并非只充当提起诉讼的角色，由于人手不够，军事检察官还会根据需要充当军法官（相当于地方上的法官）、军眷辅导（帮助军人家属处理法律问题）以及官方指定辩护人（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必须有辩护人，如果被告不主动聘请，则部队需要为他指定一个辩护人）的角色。
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东吴大学他接触的多是相对自由的思想，然而当时台湾的军队仍然有着严重的思想管制。当一个青年本身已经在为自由和管制的矛盾而遭受思想煎熬的时候，他还需要根据军法判决别人的生死和刑期，这让他理解到了父亲当年的痛苦。
对他影响最大的案子是一桩军油盗窃案，在该案件中，戴立宁担任军法官。也就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他最终明白了父亲的苦衷，并打消了做法官的念头。
案情本身很简单，由于军队车辆用油是免费的，自然会有人按捺不住揩油的念头，把车中的油偷偷放出来拿去卖掉换点零花钱。
一位士兵因为盗卖军油被发现了，按照军法，该士兵一般要被判刑三年，戴立宁是该案的法官，按照他一贯悯刑的思想，他与领导协商，力争改判成两年，领导居然也被说动了。在他提笔重写判决书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判决书几乎可以不必改写，只要在判决主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处少划一横就可以了。他不禁自问：自己是何许人，凭什么只要原子笔（圆珠笔）轻轻地多划一横，另外一个人就要在监牢里多数365天？
再反思当年父亲的话，他才明白为什么父亲说写判决书时心里的负担太重。再回想起父亲的吸烟与失眠，感受到当别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的诚惶诚恐，他感到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从此，他开始尽量规避过重的审判责任，但作为最底层的军事检察官，实际上他的选择很有限。一次，部队里出了一次重大刑案。
案子的情况颇具当时的蒋氏独裁特色。一位士官长因为想家而不停发牢骚，还偷听“敌台”（台湾把大陆广播叫敌台，大陆正好相反），副营长知道后把他的收音机没收了。这件事情让这位士官长很不忿，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在一次擦枪的时候，心底的怒火终于冲破了理智的防线，他冲上去把副营长打死，带枪逃走了。
当这位士官长被抓回来的时候，时任军事检察官的戴立宁知道这位士官长已经难逃一死，而自己很可能会被上级指定作为本案的军事检察官。军事检察官的任务是起诉罪犯，并监督执行，也就是说，一旦罪犯被宣判死刑，军事检察官就必须跟到刑场并看着罪犯被打死。
戴立宁打心底里很抵制，决定逃避。他把当月的香烟配给作为贿赂“送给”了一位老检察官，请他自告奋勇去出任该案的军事检察官。他以为自己获得了解脱，却在庆幸的时候，被上级组长找了过去，原因竟然还是这个案子。
当时台湾的军事法庭实行的并非陪审制，而是所谓的参审制——当检察官提起诉讼后，由审判长、法官和一个普通的军官组成参审团，三个人商量着做出判决。组长已经自认了审判长，普通军官也已经到位，这时组长发现临时缺人，找不到法官的人选，就把戴立宁叫了过去，告诉他：“你来当法官吧。”
戴立宁即便再想抵制，也没有合适的借口，他的选择余地很小，不得不接受了任命。
该罪犯不出所料地被判处了死刑，由戴立宁给出了判决书。判决书送到了“国防部”复审，迅速得到了“国防部”的核准，交给罪犯时，他也认可判决书的内容，唯一表示异议的是，判决书中说他“心有不甘，怀恨在心”，而真正的原因却是他那挥之不去的思乡情怀。
这次事涉意识形态的案件让戴立宁更坚定了不当法官的决心，然而，既然在其位，往往就无法逃避其职。除了担任法官和检察官之外，戴立宁在担任被告辩护律师的时候再次遭遇了思想犯。
在一个同属于意识形态的犯罪中，一位士官长因为拒绝接受政治教育而被判刑十年，所谓罪证，只是他发牢骚地说了“反攻大陆个鬼，反攻是骗人的”，而罪名是“宣扬反攻无望论”。按照规定，犯有十年以上的重刑罪的人必须有辩护律师，如果被告自己没有请律师，则由官方指派。戴立宁担任了他的辩护律师，他认真地准备着辩护词，试图把这个无辜的人救出来，但他的努力全都失败了。那人因为几句话而被判了十年的重刑。因言获罪在1963年的海峡两岸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所谓恐怖的颜色不同罢了。
关于台湾的“白色恐怖”，还可以从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的一次遭遇中看到。戴民贵在高雄担任庭长（副院长，相当于法院的第二把手）时，一天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人是戴民贵的本家，也是一位国民党败将的弟弟。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视江阴为防卫重镇，设重兵把守，其守将便是戴民贵的本家戴戎光。由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策动了起义，江阴失守，戴戎光投降。
一天，戴戎光的弟弟来到高雄戴民贵的办公室，由于是远地来的本家，戴民贵邀请他在馆子里吃了顿饭，才将他客气地送走。
过了几天，几个带枪的陌生人在晚间找到了戴民贵，向他询问他曾经接待过谁。在他们的要求下，戴民贵回忆起了这位本家，并表示他只去了办公室，在饭店吃的饭，没有进家。
对方显得很冷漠，似乎也在琢磨着是否应该相信戴民贵的话。这时，一个人突然低声地问另一个：“是否要把他带走？”
对方小声回答：“车上人满了，装不下了。况且他是个法官……”
戴民贵因此逃过了一劫。而他的另一位担任中学校长的戴姓亲戚，则因类似的事情被请上了车，再次回家时已经是十年之后……
受人尊重的法官、校长尚且无法避免这类事情的威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白色恐怖”所带来的恐慌则更难以想象了。
到戴立宁离开军队的时候，这个青年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以后不会从事法官工作。他的思想更显成熟，已经开始思考法律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了：罪与非罪、罚与不罚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看似平常的行为会被判以重刑？而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这些行为本来没有那么大危害。如果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些因此被判刑的人真的会改过吗，还是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刑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人生的不确定性？
这些思考在后来戴立宁提出废除票据法刑罚规定时达到了升华，并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免遭牢狱之灾。
与东吴大学相反，台大号称精于大陆法研究。由于德国是采用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因此台大强调德文学习，第一年的新生专攻德文，第二年开始接受用德文教学的课程。戴立宁修的民法、刑法、商法课多使用德文。
英美法强调先有事实后有法律，尊重已经形成的社会传统，如同方法论中的归纳法，强调法律规范是从无数案例中归纳出来的。
大陆法则更偏重演绎，强调法律是由一群先知先觉的专家制定的，更加在意法的理想、目标和概念，首先要把概念澄清，然后再设立法条，最后人们根据法条来规范自己的生活。
戴立宁在台大大陆法的教学中学会了演绎的技巧——从法律的目的出发，来推导结果，检验法律的条文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其追根究底的作风大多来自于这段时间的影响。
戴立宁形容自己的台大生涯就是打打篮球、打打斯诺克，显得很轻松，但他的论文《民刑诉讼关于证人法则之比较研究》却得到了好评。论文是在韩忠谟的指导下完成的，审阅这篇论文的则是一个豪华的团队，汇集了后来台湾司法界职位最高的4人：除了后来当上了“司法院”副院长的指导教授韩忠谟之外，口试教授则有后来的“司法院”院长戴炎辉、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部长查良鉴和“最高法院”院长陈朴生。
戴立宁论文的灵感来自于他父亲审理的几件案子。在案件中，由于主要证据是目击证人的口供，因此围绕着口供的真实与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如果采信口供，嫌疑人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不采信，则无罪释放。巨大的差别让戴立宁感到震惊，于是他决定以“证人”为主题进行研究，讨论证人的证言是否可靠、审讯程序上应该如何利用证人、如何避免证人主观因素导致的差误等。
戴民贵审理过的最着名的案件之一是“穆万森案”，该血案是军统“执行家法”的一次过程。1956年12月12日，位于桃园县八德乡（今台湾八德市）的前军统会计主任叶震一家五口被灭门，只有叶震本人因公外出逃过一劫。
警察随后逮捕了嫌疑人穆万森、秦同余等人。事后，穆万森被媒体丑化为青帮头子、流氓，在刑讯逼供中屈打成招，而秦同余则在逼供过程中被打死。之后，初审穆万森等被判处死刑。
穆万森的遭遇引来了一部分人的同情，1959年，“国大代表”富伯平、“立法委员”梁肃戎和李公权三位律师为被告义务辩护，上诉高院。作为案件的主审法官，戴民贵最后认定穆万森的供词不可信，从而签发了穆万森的无罪判决。
然而，释放后的穆万森后来却在基隆杀死了歌女吕翠华，再次被捕。此次判穆万森死刑的法官依然是戴民贵，命运的无常令戴民贵感慨万千。